这些宝物，铭刻着最早的“中国”

记者 张向阳

近日热播的大型纪录片《何以中国》，用历史长镜头记录了中国百年考古的丰硕成果。考古发现，目前已有多件用文字记录“中国”一词的文物，从3000多年前的西周到1800年前的东汉，跨度超过1200年，勾勒出从“中央之城”到中国国家观念的形成过程，也昭示着一代代人对国家美丽与富强的期望。从这些文物可以追溯中国的根基与发源，倾听中华文明的历史回响。

何尊“宅兹中国”

“惠此中国，以绥四方。”《诗经·民劳》是记载“中国”二字的最早文献，但西周青铜器“何尊”上铭刻的中国，比《诗经》还早大约200年。

1963年，陕西宝鸡县出土了一件青铜器，后被命名为“何尊”，“尊”是一种酒器，也是祭祀的礼器。此尊高38.8厘米、口径28.8厘米、重14.6公斤，口圆体方，通体有四道镂空的大扉棱装饰，颈部饰有蚕纹图案，口沿下饰有蕉叶纹。整个尊体以雷纹为底，高浮雕处则为卷角饕餮纹，圈足处也饰有饕餮纹，工艺精美、造型雄奇。

3000多年前的周成王五年，一位叫“何”的周王室重臣，在刚建成的洛邑受到周成王的训诰和赏赐，“何”铸铜尊记载这一重大殊荣。在何尊底部铸有一篇122字的铭文，记载了周成王继承周武王的遗训，迁都被称为“成周”的洛邑这一史实，其中有一句“余其宅兹中国”，大意为：我要住在天下的中央地区治理国家。这里的“中国”是“中央之城”的概念，指以洛阳盆地为中心的中原地区。这是“中国”二字作为词组首次在器物上出现，说明商末周初时已有“中国”概念，是早期“中国”概念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关键节点。

司马迁《史记》记录的“中国”可追溯到四千多年前的尧舜时代。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孙庆伟教授认为：成周“中国”说，不是武王、周公兄弟的新发明，而是周人对夏商王朝政治传统的认同和继承。成周“中国”说，标志着“中国”是超越族属的正统，是夏、商、周三族共同遵守的政治秩序。在“有夏之居”中国说之前还曾经广泛存在尧舜之都为“中国”的说法，帝舜在接受禅让之后，要去尧都即位，“之中国践天子位”。从考古来看，现在学界认为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就是尧都平阳，为尧都“中国”说提供了关键的考古学证据。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

在国家文物局印发的《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中，规定64件国宝永久不准出国展出，上面提到的何尊是一件，还有一件具有特殊意义的文物就是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护臂。

1995年，考古人员在新疆民丰县尼雅遗址发现了一件色彩绚丽的织锦护臂，织锦上蓝、绿、红、黄、白五色经线与纬线，交织出星纹、云纹及灵禽瑞兽纹样，文字激扬，纹样瑰丽，意蕴神奇，花纹间有8个篆体汉字：“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它被誉为20世纪中国考古最伟大的发现之一。

织锦文字里的“五星”，指的是水、火、木、金、土五大行星。“东方”指“中国”所对应的东方天穹位置，“中国”泛指当时汉朝管辖的地区。“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最早出现在《史记·天官书》，“五星分天之中，积于东方，中国利”是一句吉祥的占星语。当时的人们相信，每当五星会聚，照临东方，大汉就将安宁昌盛。五星“积于东方”和“五星出东方”是指五大行星在日出前同时出现于东方天空，即天文学上的“五星聚会”或“五星连珠”现象。

与“五星”织锦同时出土的，还有一件“讨南羌”织锦，它们在织锦图案风格上高度相似。“五星”织锦和“讨南羌”织锦合并复原后经进一步考证，全幅完整的语句应为21字：“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讨南羌，四夷服，单于降，与天无极”，意为五星同时见于东方，中原王朝征讨南羌的军事行动必得成功。

与此相印证的史实是，西汉宣帝神爵元年，70多岁的名将赵充国挂帅征讨羌人，他采取持兵缓进的策略，稳扎稳打，不急于求成。汉宣帝有些着急，下诏书催促：“今五星出东方，中国大利，蛮夷大败……万下必全，勿复有疑。”意思是说：最近夜观天象，发现五星会聚东方，这是祥瑞的好兆头！不必犹豫，赶快进击！

汉宣帝在这封诏书里把汉帝国视为“中国”，强调的更多是社会、政治、军事上的意义，从中可见古人的阴阳五行观念，以及当时天文星占对汉朝军国大事决策的重要作用。这段“五星”织锦中，表现了汉代天象占星术和祈求强盛吉利的思想意识，蕴含着星象对“中国”的佑护。此外，还有一块现藏于英国的汉锦，纹样风格与“五星锦”类似，上织有“琦玮并出，中国大昌，四夷服诛，南羌乐安定，与天无疆”，二者年代近同，内容相近，可以相互佐证。

汉代铜镜上的“中国”

早在4000多年前的齐家文化遗址中，就出土了铜镜，它象征着光明与通透，古人把能够照影的镜子视作神物。两汉是铜镜史上的巅峰时期，目前发现多面铭刻“中国”铭文的铜镜，都是两汉时期制造，勾勒出中国国家观念的形成过程。

单圈铭文镜流行于西汉武、昭、宣时期，以圈带铭文装饰铜镜是汉武帝至西汉晚期的艺术风格，具有较为明显的时代特征。西汉“游中国”单圈铭文镜直径18.5厘米，铭文颇有诗意，营造了思深情长的氛围，可谓透物见人：“清冶铜华以为鉴乎，炤(照)察衣服观容貌乎，丝组纽。秋风起，心甚悲，侍(时)念君，立辈(徘)佪(徊)，常客居思不可为，游中国，侍(时)来归。”两汉铭文铜镜中，有一种西汉中期的“铜华”铭文镜，这面铜镜可以看做铜华铭和相思铭的组合。镜铭不但描述了“冶铜为鉴”的功用，又表达了相思离愁，好像是表现一位陷入相思的女子等待意中人的情景。明亮的铜镜照见她的容颜和华丽衣衫，她思念着心中的君子，秋风起，人在惆怅中徘徊踯躅，不知何时才能等他回来，一起畅游中国，铭文中的中国表示当时汉王朝的疆域。

国家博物馆珍藏着一面国宝重器——西汉“中国大宁”瑞兽博局纹鎏金铜镜，上世纪50年代初出土于湖南长沙伍家岭。镜背的纹饰构图内方外圆，象征着天圆地方，其间穿插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人面兽身纹、有翼兽等纹饰。最令人关注的是它的镜铭，铜镜铭文布于外圈，排列着52个篆体字，其中有“中国大宁，子孙益昌。黄裳元吉，有纪纲……”字样，大意为：“祈盼中国和平与安宁，世世代代日益昌盛。”专家考证认为，“中国”二字应该是指大汉王朝，镜中的“中国”已有国家概念。当时，匈奴入侵和诸侯内乱让人民饱受战乱之苦。而铜镜上的铭文“中国大宁”四个字，表达了对和平的祈愿以及人民希望国家安宁、子孙昌盛的美好期望。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收藏着一面东汉时期鎏金“中国大宁”四神博局镜，直径18.4厘米、厚0.5厘米。这件铜镜1958年出土于广西梧州市，距今已经有1800多年历史。铭文为“视容正己镜为右，得气五行有刚(纲)纪，法似于天终复始，中国大宁宜孙子”。镜铭体现出两汉时期的阴阳五行等观念，此处的“中国大宁宜孙子”是天下安宁有利于子孙后代之意，这里的中国同样是指汉朝或者天下的意思，是“中国”“国家”等概念的趋同。

“中国安宁”铭的四神博局纹镜流行于西汉末期至新莽时期，此镜圆形、圆钮，变形四叶纹钮座，画纹带缘，镜缘饰锯齿纹与流云纹。主区四面各有两枚连弧座乳钉，其间饰博局纹和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羽人、独角兽、雀鸟等，再向外饰一周铭文带:“王氏作竟(镜)真大好，上有仙人不知老……中国安宁兵不扰，乐未央兮为国保(宝)。”此镜纹饰、铭文内涵丰富，体现出当时流行的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四神学说与谶纬学说。

西汉末年王昭君远嫁匈奴和亲，是古今中国家喻户晓的故事。到了东汉，她的故事已经被作为重大历史事件表现在铜镜上。

东汉时期昭君故事画像镜，形象表现了王昭君远嫁胡地的历史事件。铜镜直径21.6厘米，为大圆钮，铸双圈铭文带。内圈铭文带环绕镜钮，13枚乳钉间铸铭文“仲作，宜侯王，复(服)此竟(镜)者大富昌”。外圈铭文局部“倍去中国事胡人，汉召单于匈奴臣。名王归义四夷民，兵革不用中国安……”是除了文献以外，目前最早将“中国”与“匈奴”相对而言的实物证据。王昭君出塞数十年间，西汉与匈奴和睦相处，促进了民族融合与经济发展。

武汉博物馆藏有一面东汉时期“中国人民”五乳神兽画像镜，直径18厘米。此镜为圆钮座，镜钮硕大，四只猛虎绕钮两两相峙。以五枚圆座乳丁将主区划分为五个区域，分别铸以不同纹饰，有浮雕神兽纹，双虎、双鹿、神人御龙、独角兽和双角兽等环绕排列，生动而神秘。外围一周篆书体阳铭带，共计二十一字：“青盖作竞(镜)，四夷服，多贺中国人民富，云雨时节五谷熟。”首字与末字之间，以三枚凸点纹相隔。环绕栉齿纹、锯齿纹、变形鸟兽纹各一周，窄素缘。“青盖”指青色的车盖，汉代皇太子、皇子所乘之车为青盖，因而青盖也借指皇家。四夷指中原以外，周边地区的各部族，与“中国”一词相对应。铭文的意思为：这面铜镜是皇家御制，威震四方，夷狄宾服。祝福汉帝国的百姓富裕安泰，云雨丰沛合于四时，五谷庄稼丰熟。

七乳神兽纹铜镜镜流行于东汉早期，七乳的布局与古代七曜有关，所谓七曜是古代中国人将“金木水火土”五星，加上日月，合称七曜，又称七政、七耀等。东汉“四夷降服中国宁”铭七乳瑞兽镜，饰四神与瑞兽纹饰、花卉纹、云气纹，镜缘饰锯齿纹与流云纹，制作精良。该镜铭文：“尚方御竟(镜)知人情，道同巧异各有刑(形)，维古今世天下平，四夷降服中国宁，人民安乐五谷成。”这种语言文字形式，代表了汉代社会的普遍意识。可见“中国”在当时已深入人心，反映出家与国密切相连的命运共同体观念的形成，寄托了对中国强盛、国泰民安、五谷丰登的美好祝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