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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汉代工艺美术品是中国传统设计的精粹,汉代铜镜更是被誉为“东方魔镜”。规矩纹铜镜兴盛于铸镜业繁荣的两汉时期,其纹饰、风格在汉代铜镜中独树一帜,受到两汉时期各阶层的追捧。
汉代的器物设计是中国传统设计的精粹,汉代崇尚先秦礼法制度,器物铸造沿用古制,奉行先秦器物观念,其设计理念传承千年成为中国传统造物的指导思想。
汉代的器物或是建筑群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青铜器在汉代被广泛运用于生产和生活,器皿的图案、造型在遵守礼制的基础上兼具实用价值,在冰冷刻板的青铜器上运用图案化的动植物装饰元素,“形”与“道”融为一体,这种表现形式也大量的运用在了铜镜的制作。
铜镜是汉代铜铸造品中最多的产品,因规矩纹铜镜在出土的铜镜中数量占比大、纹饰精细规矩、制作工艺精良故为人所称道,代表特殊意蕴的规矩纹与种类繁多的配图为它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从出土铜镜的纹饰来看,规矩纹铜镜的纹饰具有很强的视觉识别性。
一、规矩纹铜镜铭文分类
汉镜“铭文”是历代学者最关注的内容。镜铭所占空间大小及其结构布局,具有明显的装饰效果,有了这些铭文圈带或方框,镜背图案更加生动活泼。
铜镜铭文简短的概括出了汉人的思想意识、政治信仰、文化习俗,文字能反映出人们的心理活动和意图。汉字符号形式所蕴含的造型方式、思维方式、精神理念和人文思想,对设计的创造性及发展都产生着规约性的作用,并潜移默化塑造我们的艺术心灵。
1、福禄类
铭文中数量最多的便是称颂“家国兴旺、富贵昌盛”的铭文,西汉后期的铭文字数逐渐增多,语言类型丰富,不局限于单调的直抒胸臆,文学手法以叙事性为主,用“仙人”场景描述出人们内心的期盼。铭文简短但涵盖寓意较多,含义主要有以下几类:
(1)长寿富贵、多子多福
表达“长寿”是汉镜铭文中最常见的主题,“长寿”是“多福”的象征。汉武帝时期大量的征战导致人口锐减,“长寿”成为汉代社会人们共同的追求。
(2)富贵长乐
汉代社会认为追求“富贵显达”是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从寒门走向富贵的直接通道就是“为官从政”,所以“为官”等同于“富贵”。汉代选官制度复杂,为官途径较多,是以察举制为主体,以征召、辟雍、推荐、课实为辅助的选官制度。
让家境贫寒的士子提供了入仕的希望,官相对于他们来说,不仅代表着物质上的富有,更是代表着一种身份,一种优越的社会地位。
(3)歌功颂德
此类铭文多是对君王功绩的“称颂”。“风雨时节五谷熟”是丰收的祥瑞之兆,古代的粮食收成直接关系部队口粮、百姓生活、瘟疫等等,民以食为天。古人根据农作物生长规律总结出了“二十四节气”,时令好坏预示着祸福,“五谷丰登”被认为是上天的吉兆。
古代天下观认为远近四夷,都是王统治下的臣民。国力强盛是“四夷宾服”的根本,而后立德修身至天下一统。汉武帝时期多次征战边疆部族,直到匈奴无力还击,自此西汉北部边疆部分才重获安宁,人们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与安宁,不希望国家再次陷入危机。追求富贵的前提是家国安定,铭文言辞中透露着人们生活安定、长乐富贵。
2、情感类
镜铭“长乐未央”、“勿相忘”是汉代社会风气的体现。汉代崇尚奢靡之风,将“立军功,封王侯”视为人生的积极追求,炫富和夸富被视作正面、积极的社会风气。
此类镜铭多出现于西汉早、中期,聚少离多是常态,铭文中隐约蕴含着离愁别怨,人们对于“长乐未央”更为渴求。此类镜铭可用作表达男女之情,亦可用作对美好生活的期待,是大众喜闻乐见的类型。
(1)男女之情
“相思”铭文是西汉早期较为常见的类型,言辞中有直言“毋忘”,也有表达含蓄的,此类铭文主要表达男女相思之情。这类镜铭反映了家庭“聚少离多”的状况,这与西汉初年沉重的徭役、兵役有关。
自陈胜、吴广等人推翻暴秦的统治开始直至汉朝的建立以及政权的巩固,期间战争不止,征战导致百姓流离失所、夫妻失散,女子期盼可以早日团聚,铸镜者利用共情能力,用铭文表达了人们心底里的期盼。
(2)避邪类
“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也被用在铭文表述上。“四神”可指二十八星宿,也可指道教信奉的神。汉武帝以后,谶纬思想弥漫,神秘的环境里更加加重了对去除不详——辟邪的重视和依赖,在汉代人心里,去除不详的精神依靠就是四灵和顺阴阳。
除此之外,龙与虎在汉代还被视作门神可辟邪,或是祥瑞、吉祥的象征,这类铭文在汉代铜镜中运用范围极广。
新莽至东汉早期的规矩纹铜镜中出现较多,多用“材质”多作为喻体比喻坚贞不移的品质,此类铭文有很浓的“广告”性质,抓住人们“趋吉”的心理,更多为铸镜者宣传和销售,相当于是“销售文案”。
二、规矩纹铜镜铭文思想
两汉时期的文字以古为准,多有典雅之风。汉字作为符号的一种,承载了人类数千年的文明。文字是人类社会的记录和交际工具,是记录语言、文化的符号体系,是书写的符号系统,是社会性的符号体系,是有声言语的补充性交际手段。文字反映着社会文化和社会意识,铭文虽只有简短的词句,但文字背后的社会思想和历史背景却值得深究。
1、吉祥思想
铭文全部为“吉祥用语”,吉祥的意识从原始社会就存在,汉代以前“吉祥”思想就已经深入人心,铭文“去不羊”也应证了这一点。“吉语”成为人们内心最真实的反映,是能够反映消费者心理的,“吉语”反应了三方面思想即“求福禄”、“求官爵”、“求昌隆”。
(1)求“五福”
从铭文中可以看出“求福”是大众普遍的心理,汉代人认为“五福”圆满,才能算作“吉祥”,才能算得上是圆满的人生。“五福”说的是圆满的人生,亦是众人之所求,无祸无夭、家庭殷实、健康安宁便是最好的人生轨迹。
其中“长寿”的思想是公认最重要的,长寿意味着有时间享受更多的富贵,汉代朝廷对长寿年长之人更有优待和尊重,对年长者赐予“鸠仗”,或称“王仗”,是汉代时赐予年长老者的一种荣耀和福利的象征。
汉代如此重视“长寿”、“子嗣”的原因有两点:一是人们内心对富贵的不舍,二是因战争导致的人口衰减严重。
所以“长寿”对于统治阶级和贵族也是很难得的,更不要说普通百姓。西汉武帝为攘外安内,不断征战,百姓流离失所、妻离子散、食不果腹,对于普通百姓来说“长寿”似乎成为一种奢望。
(2)求“官爵”
中国封建社会的特点就是等级制,“当官从政”在中国传统印象中就是“高人一等”,汉代“民爵”的滥觞也印证了“爵位”在普通老百姓心中的地位。
汉代不仅朝堂“尚功勋”,对于爵位的痴迷已经从前朝蔓延到后宫,
“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朝成名天下知”是中国古代读书人的真实写照。对官位的执着有两方面原因,除了追求名利双收,更多是为了得到社会的肯定。
中国封建社会是“家天下”,官吏和贵族有严格等级制度,等级越高意味着更多的权利和资源,妻子孩子都可获荫封光宗耀祖。“士”在古代各项职业中社会地位最高,其他职业即使所得钱财不少,但社会地位不够依旧被政府统辖,另一方面,中国人常用官位来衡量一个人的水平和价值,官位越高,说明这个人越能干。
于是就产生了一种“官本位”思想,想要使自己得到社会的承认只有做官。出仕之人大多有一定的文化,甚至是儒学大家,属于文化的传承者,汉代文化教育多集中于贵族士大夫,也被称为“君子”,因此“为官”也意味着可以获得更多的尊重。
(3)求“安定”
“安定”为“福寿”、“富贵”做铺垫,国家的和平安定是一切物质享受的前提,一个家族只有夫妻和谐才能“共富贵”。故攘外必先安内,无论“国”还是“家”,和谐都是基本条件。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趋利”的心理导致人人都希望“安定”。“趋利”是人的一种生存能力,自古就有“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合理的利用周围环境,让自己的生活空间变得更理想。
2、儒家与宗教思想
规矩纹铜镜铭文内容由社会普遍信仰所决定,汉代社会思想是重新包装过的。汉初百废待兴,经济疲弱,急需振兴,汉高祖采用了黄老“无为而治”的治国方针,与民休憩,一定程度上恢复了生产力和人口。
(1)儒家文化
阴阳五行思想成为儒家和道家思想的共同思想工具,它依附于儒家和道家思想而存在,失去了自身的独立性。阴阳五行思想在汉代可谓“无处不在”,它所创造的主要是一个宇宙的架构:儒、道、法三家虽都采用其架构,但基本上并未改变它们关于文化、政治、社会的理论内容。所以汉代指导思想还应该是儒家和道家思想,铜镜铭文多是用于“宣教化”,受到儒家影响会更多一些。
(2)道教思想
西汉后期乃至整个东汉时期,随着鬼神观念与谶纬迷信的发展,以及阴阳五行、数术方技的盛行,逐步产生了原始道教。道教思想中日月代表光明,能破一切黑暗,日月也代表天极的诸位神明,能破除邪祟。铭文中的“神仙信仰”、“求仙问药”也为道教宗旨有关。
三、规矩纹铜镜的用途
规矩纹铜镜作为日常用品不只是“照容”这一种作用,更多是为“正衣冠,明得失”的“礼仪之始”,也可作为“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时刻提醒所有者。
铜镜本不是专为死人而铸的明器,但作为陪葬品,就发挥了明器的功能。规矩纹铜镜还被用作稳定社会,汉武帝时期不断的开疆拓土导致人口锐减,铭文“中国大宁”是人们共同的心愿,铜镜作为沟通神明的“法器”,还起到稳定社会的作用。
(1)日常之用
器物的功能在不同场合发挥的功能也有所改变。规矩纹铜镜作为日常生活器皿,有三个方面的功能:即“照容”、“鉴察得失”,比较特殊的是作为风水器。汉代笃信“风水”可改气运,居住环境与“前途通达”是有一定联系的,铸镜者利用人们追名逐利的心态,让它成为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利器”。
铜镜在西汉前期是贵族之物,铜镜多为士大夫、贵族居室内陈设之物。汉代铜镜背面的纹饰虽有所变化,但都有一个基本的“定式”,即外圆内方的图案定式,既符合传统美学思想,又象征万物的秩序。
规矩纹的融入将这种功能发挥到了极致,它的存在时刻警醒、规范人们的行为,教导君子应方圆有度、致中致和,作为社会上层的“模范”而存在。
西汉末期铜镜广泛流入民间,而其光泽的质地时常比喻人的品质、精神,借镜子来比喻君子,只有内心纯粹清明,才内散发像日月般耀眼的光辉。汉代铜镜种类较多,规矩纹铜镜的实用意义减弱,更多的作为精神上的准则,是一种行为公式。
“谶纬迷信”的思想贯穿汉代人生活的方方面面,谶之由来甚远汉代帝王多是用以操控“民之所愿”来巩固皇权,谶纬之学是天人感应学说的异化,结合神学产生的一种非自然信仰。
从这一点上来说,铜镜是统治者用来异化思想的有利武器,避除不祥才是人们喜闻乐见的。铜镜在古代还有“照妖镜”的意蕴,汉代方士多在身旁佩戴铜镜,用以举行“驱魔仪式”,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修仙、迷信思想的繁荣。
(2)丧葬之用
东汉开始,求不死药的闹剧渐趋消匿,方式转而在死人的地下世界里打主意,推行制造各种“符劾厌胜之具”。规矩纹铜镜作为驱邪之物自然是首当其冲,“温明”作为汉代丧礼器具有一定的寓意,属于“儒学”的产物。
铜镜自古就有“光明”的寓意,将它附着在温明之上,可以给死者“送去光明”,“日见之光,长毋相忘”的铭文也表达了这一内涵。
古代铜镜因其坚硬、光泽的外表,被视为沟通神明的重要工具,大量的“日见之光”、“去不羊”,表现了规矩纹铜镜“驱邪”的功能。
(3)祭祀、庆典之用
古代统治者举行的祭祀,也是为了招揽更多的贤良追随,巩固自己的统治。尤其在新莽时期,铭文“新兴辟雍建明堂”不单是字面的“歌功颂德”,通过对现象的描述展示“丰功伟绩”带有一定的广告性质,用以招募人才。
规矩纹铜镜的精美绝伦给人一种“顺应天意”的向往,“为官”意味着“富裕”,这是中国上千年根深蒂固的思想,统治者深知人们的“求富”心理,所以铜镜就成为君王招揽人才、描绘美好未来的招聘广告。
总结
规矩纹铜镜只短暂的流行于两汉期间,小小一方铜镜折射出两汉的生活情趣和生命哲学。即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实用器皿,也是用以“修身养德”作用自身的“道德标准”。“刚中带柔”的规矩纹是集儒学、道学为一体的图案,是汉人对于前人文化思想的集合,是汉人世界观的凝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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