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澍然：论学当以去名利

本文转自：闽北日报

高澍然（1774-1841年)，字时野，号甘谷，晚号雨农，福建光泽人。他的父亲高腾，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举人，曾任福鼎县训导，十分重视以汉学训育当地士人。澍然自幼受家教影响，好学进取。他读儒家经籍，时常拿着《说文》之类的书籍，进行对照分析，以扩大它的内涵，寻求新义。并且，他常联系自己的身心实际，身体力行，因此名利心逐日淡薄，而学问却逐日进步。

嘉庆六年（1801年），高澍然选为拔贡，同年乡试又录取为举人。嘉庆十年（1805年），礼部会试后，任职内阁中书，半年后调任侍读。但因他认为“治身心自远名利始”，从小淡泊名利，以为官场酬酢，不利于做学问。又因父卒，自恨在外为官不能尽孝，便决意辞官回家，专心致力于儒家经籍和古文的研究。在老家定居时，他从不以个人私事去麻烦县令或郡守等地方官，但有关百姓切身利益的事，他常勇于陈述自己的意见，力争为百姓多办好事。如修文庙、建义仓、筑县城等事，他都能率先为倡，深得当地百姓的信赖。

道光九年（1829年），他应聘到省城纂修《福建通志》，与陈池养、张际亮等17人为分纂。道光十四年（1834年）2月，《福建通志》总纂陈寿祺病故，当年5月他接任《福建通志》总纂。这时《福建通志》已大部编纂就绪，准备脱稿付印。由于省里有个当权者与陈寿祺有意见，就唆使数人发难，指摘《福建通志》稿有“儒林混入、孝义滥收、艺文无志、道学无传、山川太繁”五大缺点，并要求将原稿分散审核。

高澍然感到非常气愤，立即上书郑方伯和王观察，对这位当权者所提志稿的五大缺点，根据通志体例和历史事实，据理力辩，一一给予驳斥。他认为，当时太史陈恭甫事迹没有入志，并非主笔有私嫌，而是资料未收集齐全，岂能因此而否定他人说是“儒林混入”？至于“孝义滥收”问题，他认为采访册是依据事实录用，不尚空谈，决非滥收。所谓“艺文无志”，他认为“经籍”已有志，“艺文”则不必有志。因为福建自唐朝至今，作者辈出，经籍书目繁多，如果艺文人志，就要增加诗文数百卷，这成什么体例呢？再说奏议、论说、政要等在序记和各门类及本传未尝少略。至于“道学无传”问题，他认为道学名传创于元朝，标目用“道学”就不确切，钦定明史中就已不用了。对于那些有突出历史功绩的道学家，已在“儒林”“文苑”编目中特别立了传，岂能说“道学无传”吗？最后关于“山川太繁”问题，他认为山川志，每本不过30余篇，合起来不足10本，图经地理应该详细，山川当然不能少略。以上所谓志稿不善五事均系故意作难，无事生非。

高澍然论通志体例，明白简要，句句在理，足以扫云雾而见青天。忠于史实，坚持原则，敢于触犯衮衮诸公，明知不敌而敢于斗争，是个道地的史学家。同时他坚决要求，在没有缮写好副本以前，不能将志稿分发给他们去无理勘校，以免费时六年资费数万金、辛辛苦苦编成的志稿毁于一旦。但因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借题释忿，致使糜费四万金，备群力6年之久的《福建通志》没有付印出版。由于个人只身在省，高澍然不愿与他们多费唇舌，坚决辞去通志总纂之职，在道光十五年（1835年）回到光泽。在光泽，因县志80年未修，其体例也不完整，县令胡国荣和觉罗永安先后聘请他纂修《光泽县志》，但因“经费未集，采访有待”，修志工作曾一度暂停。道光二十年（1840年），他修成《重纂光泽县志》30卷，很有独到的见解，受到地方人士好评。

高澍然品行高洁，文才过人。道光十六年（1836年）他应聘到厦门玉屏书院主讲。在他的精辟讲解和分析下，为时仅3个月，厦门之士对古文学开始有了深刻的认识。因此各地慕名云集而来受课的人，多得连校舍都无法容纳。到了回光泽的那一天，诸生远送，人人泪下。

高澍然竭毕生精力为地方志和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也曾在光泽杭川、邵武樵川两书院亲督教学，真可谓桃李遍地，花开四季。在此期间，他列举朱子学规，细心引导学生自觉严格要求自己。他力求讲学其间，不以为劳。他论学以去名利心为第一要义，教学上他注意启发，能根据学员学科目“勉以自得之道”。

高澍然为人正直，他一生除读书研究学问外，另无其他嗜好，即使是书画古物，也未留意过。他胸怀淡泊，不为名利所动。嘉庆十年（1805年）礼部考试以后，某相国曾复阅他的试卷，暗自赞赏，有意罗致自己门下，表示愿意引见，以建立私人关系。但高澍然认为以文字自托门籍非君子行为而拒绝了。他曾对人说：“座主考官一日文字之知，而自托门籍，曰师曰受业，岂守道君子之所为邪！”澍然在京师为官时，某大臣得知他已丧妇，欲以女嫁给他为妻，他不愿以此攀附权贵，而婉言谢绝。嘉庆十五年（1810年），汪志伊来福建任总督，府学教授吴贤湘将澍然所作文章推荐给汪。汪对高澍然的文章十分赞赏，要求高澍然作《道一论》一文。高澍然说：“我非应试生，奈何以此试我？”加以拒绝。后来汪志伊的儿子以所修的古文请求他指正时，他则直言不讳，一一加以讲评。

高澍然对唐代韩昌黎的文章，非常爱好，细心研读达30年之久，精通韩的文旨和写作要领。他经过慎重考证，依据韩文的原文原义及其遣词论事的雄伟气魄，详加注释和评述，辑成《韩文故》一书，成为当时研究古文学的一大宗师。

高澍然是个有成就的史学家。其著作有《诗音》15卷、《春秋释经》12卷、《易述》13卷、《诗考异》30卷、《学习之文牍》10卷、《论语私记》2卷、《福建历朝官绩录》40卷、《闽水纲目》12卷（附图一卷）、《河防》三编各1卷、《抑快轩文集》73卷、《韩文故》13卷、《李习之文读》10卷。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他病故于家中，享年68岁，县人奉祀他于乡贤祠。（黄睦平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