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怎样的告别

本文转自：解放日报

我们需要怎样的告别

贾晓明/贾行家/徐蓓

贾晓明

贾行家

清明期间，人们在祭扫逝去的亲人。 本报记者 孟雨涵 摄 北京大学清明论坛是一个以生命、衰老、死亡、纪念为主题的生命文化研讨平台。近日，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教授贾晓明、作家贾行家在第六届北京大学清明论坛上发表演讲，诠释了人类对死亡问题的多元、多角度的认知。

告别，也是一种成长

■贾晓明

我们如何面对丧亲这件事

我在大学以及校外进行心理咨询、科研等工作。在我的工作中，经常会面临一个重要的主题，那就是很多服务对象或求助者会面临亲人去世的境遇，与死亡有关的话题是绕不过去的一道坎。

其实，丧失亲人是我们每个人一生中必然的经历。据统计，我国近些年因各种原因导致的新增死亡人数每年在900万左右，2023年为1100万人。在这个庞大的数字背后，有无数陷入哀伤的丧亲家庭。对于他们来说，如何面对亲人的死亡，是每一个丧亲者都必须经历的艰难时刻。

失去亲人，必然会有哀伤，而哀伤又会给人带来很多负面影响。研究表明，丧亲是人们普遍感受强烈的重大应激事件，50%~85%的人有强烈的哀伤情绪，这种哀伤情绪伴随着各种哀伤反应。从专业方面来说，我们要做的，就是通过心理辅导帮助人们更好地度过哀伤。

那么，中国人在几千年的漫长历史中是怎么应对丧亲、怎么面对哀伤的呢？我们的研究发现，中国传统的葬礼、哀悼、祭祀仪式都是特定的哀伤过程，有助于人们面对哀伤。

传统丧葬仪式对于丧亲者来说有着很重要的心理意义。比如守灵、送灵，包括亲人们一起来参加仪式、吃饭等等，这些都让丧亲者不是一个人面对死亡的恐惧，而是和众多亲人共同面对。还比如“做七”这个习俗。对那些还不太能接受失去亲人这个事实的人来说，“做七”这样有步骤的程序，可以帮助他们减少失落感，提升掌控感，使他们慢慢走出哀伤。

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至今很多农村还保留着较为传统的丧葬仪式，而在城市里可能只有一个简单的告别仪式。实际上，一定的传统丧葬仪式可以帮助人们逐步表达和释放悲伤。自古以来，中国传统丧葬仪式就有一些特定的因素，能够保护我们免于过度哀伤，让我们比较从容地面对生老病死。

清明节对中国人的三个心理意义

中国是少数为哀悼丧亲设立公共节日的国家之一。墨西哥有亡灵节，中国则有清明节。清明节是一个古老的节日，具有农历节气和节日等多重“身份”。这个节日是扫墓祭祖的节日，也是人们亲近自然、踏青游玩的节日。

清明节是由清明节气、寒食节、上巳节三者融合而成的。清明作为二十四节气之一，标志着万物复苏、春耕时节到了。寒食节是传统节日中唯一以饮食习俗来命名的节日，初为吃生食、禁烟火的日子，后来又增加了许多习俗，比如祭扫、踏青、斗鸡、荡秋千、蹴鞠等。上巳节是古代举行“祓除畔浴”活动中最重要的节日，人们结伴去水边沐浴，此后又增加了祭祀宴饮、曲水流觞、郊外游春等内容。随着时代变迁，这三者慢慢融合在了一起。

清明节有着如此悠久的历史传统，它对中国人有着怎样的心理意义？它又体现了中国人什么样的生死观？为此，我们对一些常年进行清明祭扫的人员进行了访谈，并对他们的谈话内容进行提炼和总结。我们发现，清明节对中国人来说有三个心理意义。

第一，清明节提供了一个公开、持续、规律性表达哀伤的机会。西方研究表明，丧失亲人后，约有10%的丧亲者其哀伤反应迟迟无法缓解，形成病理性哀伤，严重影响他们的学习、生活和工作。西方学者认为，在亲人去世6个月以后，如果仍有特别痛苦的症状，就会被诊断为“延长哀伤障碍”。而中国自古就有守孝三年的做法，每年的清明节又能让人们如约祭扫逝去的亲人，所以，我们的哀伤是可以一直持续的、正常的，这是与西方不一样的。

第二，清明节是全民共同哀伤的节日，我们由此获得了安全感、稳定感和一体感，消除了孤独感。清明扫墓的时候，到处是熙熙攘攘的人群，大家都带着鲜花、供品，在认真地祭祀先人。你会觉得不是你一个人，而是一个民族在共同进行这个仪式。

另外，这也是一次寻根之旅。中国人看重血脉，生命的传承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去扫墓，那是血脉的延续，同时还有一种责任感，这就是中国人骨子里的传统。

第三，清明节的哀伤是一个积极的应对过程，是一种正常的、健康的、允许表达的情感宣泄。在先人的墓碑前，很多人把生前不太能说的话说了出来。清明节也是一道分水岭，悲痛、哀伤过后，意味着人们将开始好好生活。

杜牧在《清明》一诗中写道：“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四句诗基本上描写了中国式哀伤的心理过程。前两句写了清明节极致的悲伤气氛，后两句则写了清明时节是万物复苏的时候，花都开了，一切都充满生机、充满希望。死和生就这么自然地衔接起来。

清明节是中国人面对死亡所表现出的大智慧，这是一种人生哲学，也是一种人生态度。

丧亲后的心理成长

突然丧失了亲人之后，你会感觉害怕、孤独和无助。但是，丧亲也可能带给我们心理上的成长。

1995年，心理学家理查德提出了“创伤后成长”这个概念。创伤是对可怕事件的情感反应。创伤后成长则是指一部分人在与具有高度挑战性的生命境遇抗争之后所经历的积极的心理变化。在创伤后，个体发展出比原先更高的适应水平、心理功能和生命意识。创伤后成长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自我改变、与他人关系的改变、人生哲学的改变。

第一，自我改变。通过应对和处理创伤，很多人会这样想：情况不会比现在更坏了，连这样的困难我都能够处理好，还有什么事情我不能应对的？第二，与他人关系的改变。创伤经历使人们意识到与他人的关系是多么重要，从而变得更加珍惜与他人的关系。第三，人生哲学的改变。研究表明，与创伤斗争的过程往往能够增强人们的精神信仰和人生意义感，使他们获得情感上的释然，并建立起新的人生哲学。

说到丧亲后的心理成长，我认为，我们国家有两个传统仪式特别重要，那就是红白喜事，这两个仪式的最大特点就是所有亲人都一起参与。当失去亲人以后，所有的亲戚都聚在一起，共同悼念逝去的亲人，在这个过程中，你很容易在与别人的交流中得到正面的影响，从而减轻丧亲带来的痛苦。

这些年，我在研究的过程中接触过一些失独老人。让我非常感动的是，他们把4月2日命名为“思独日”，他们中有些人会在这一天自发组织大家一起缅怀英烈。我问他们为什么做这件事，他们说：我们的孩子去世了，我们特别悲伤。我们也看到这么多的英烈牺牲了，他们的亲人也失去了自己的孩子。我们向这些英烈表达哀思，也是希望能够激励自己更好地生活。把个人的情感进行升华，我想这也是中华民族非常独特的一种情感表达方式。

总而言之，对于怎么应对丧亲、怎么面对哀伤，中国人和西方人有着不一样的做法。西方人是从病理性治疗的角度来看待哀伤疗愈，他们更加追求减轻症状、重新回归生活。而我们中国人更追求一种平和的心理和精神状态。我国传统的清明节、丧葬仪式都极具民族和文化的特点，它们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哀伤的心理过程，使我们在丧亲中得到心理成长，活得更加坦然、更加平和。

一道帘子、一场谈话和一杯甜酒

■贾行家

作为一名逝者家属，我来说说我的个人经历。

关于最后的告别，我想提出我的一些请求，这些请求与三样东西有关，那就是一道帘子、一场谈话和一杯甜酒。

一道需要被拉起来的帘子

先说一道帘子，一道需要被拉起来的帘子。

父亲去世那年我18岁，是在一家非常有名的医院里。那时候，医院里很拥挤，走廊上全是病床和折叠椅子，至今我还能想起那股气味，那是药味、汗臭味、屎尿味和微波炉加热的饭菜味混杂在一起的味道。不管是男患者还是女患者，经常会当众暴露自己的身体换衣服或者做检查，这让那些来不及背过身去的家属很尴尬。当然，如果病人自己有意识的话，恐怕会更尴尬。

我记忆中父亲的最后时刻是这样的：医生和护士出出进进，做他们必须做的事情，一切都是敞开着、裸露着的，包括我父亲的身体。同病房患者的家属只能赶紧找一件外套或一张床单，挡住朝向我们的这一边，像是能把我们这一家人隔离出去。

过去，这种状况一直被视为物质条件受限所致。我后来发觉这其实和尊严有关系时，已经是12年后我母亲生病的时候了。

母亲是我认识的最坚韧的人，对于病痛、贫穷之类的事有异乎常人的忍耐力。可是，当她来到和12年前一模一样的医院，再次闻到那股药味、汗臭味、屎尿味和饭菜味混杂的味道时，我真切地听到她在轮椅里声音发抖地叹息：“怎么又到了这么一个地方？我不想死在这儿。”

哲学家邓晓芒曾经这样描述尊严：每个人的尊严都是同等的，哪怕他意识不到。尊严甚至无关善恶，甚至不是一种权利，也不能够被剥夺。即便是邪恶的人，仍然有免于被凌辱、被示众的尊严，他也在某些时刻需要那道帘子。我以为，这道帘子就是人类文明的底色，我们走了几千年才完成的底色。

在我母亲去世的那一刻，虽然医院已经有了崭新的医疗大楼，但是我们还是找不到那道帘子，找不到一个可以安静哭泣的地方。对于一个将要离去的人，对于他的家人来说，那道帘子贵比千金。

这是我的第一个请求。我想，这道帘子也是实现生命尊严的基本条件。

一场诀别之前的谈话

我说的第二件事情，是一场诀别之前的谈话。

为什么我们需要这场谈话？从前的中国人都是在以宗族结构为代表的秩序里传宗接代，养家糊口，完成他的使命。一个人去世之后，可以安然走进列祖列宗所代表的秩序里，被子孙祭祀、供奉。这会给他们带来很大的安顿感。

然而，我们今天所处的环境和从前大不相同。我们面临生死的焦虑，但我们找不到解决方案。一场谈话，起码可以缓解这种痛苦。

我来讲一个故事。我有一位学心理学的朋友，他在得知自己的外婆陷入弥留之际后，赶了很远的路到医院去，他说他要帮助母亲和外婆完成一场最后的生命对话。

他赶到病房时，看到他母亲守在老人床边，精神恍惚，近乎崩溃。他坐在病床和母亲中间，一只手拉着已经不会说话的外婆的手，一只手拉住母亲的手。他对母亲说：人最后消失的是听觉，外婆现在能听到你说的话，所以请你讲讲外婆的一生，从她出生开始讲。于是，他的母亲开始讲述，病房里逐渐平静下来。他母亲不可思议地讲到了很多早已遗忘的故事，脸上开始浮现微笑，而这个时候他外婆的手渐渐变得冰冷。在外婆人生故事的缓缓叙述中，一场告别就这样平静地结束了。

说回我自己，我和母亲在最后的日子里确实有很多谈话的机会，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谈论她即将开始的死亡，她也不知道怎么谈我该如何生活下去，她对我的嘱咐就是“你遇到好吃的东西多吃一点”。

我记得那时候她的病房里有一个好心的年轻实习医生，跟我的年龄差不多。她告诉我，她母亲在几年前去世时，为了不影响她考试，连消息都没告诉她，这给她留下了很大的伤痛。可能因为这个缘故，她对我母亲特别照顾。有一次我问她：“我妈总问我死后会到哪里去，可是我这个人是不信的，我该怎么办？”小医生难过地摇了摇头，她说自己在学校里也没有学过这些。

很遗憾，在我母亲去世之后，我才有机会听了大学专业教授的一次公开课。老师在课上提到，这些谈话应该在老人身体健康、意识清楚的时候就开始，子女还可以请父母列出死亡遗愿清单，写下他们还有什么想要做的事情。老师说了自己帮助父母完成心愿的过程，最后，他说了一句让我刻骨铭心的话：我现在就等着老人去世了。因为，那是我们谁都无法预计的事情；也因为，我们该说的已经说完了，能做的也已经做完了，我们都了无遗憾。

一杯可以代表生活的甜酒

我想和各位讨论的第三件事，是一杯可以代表生活的甜酒。这杯酒，即便临终之人，他们也有权利甚至更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意愿饮下。

这杯甜酒的意象来自一位法国医生的故事。这位法国医生的病情非常危重，他知道自己来日无多，于是，他让自己的同事做了一件绝大多数医院都禁止的事情：请他们把自己最喜欢的香槟、奶酪和香肠带进病房，大家若无其事地谈笑，大吃大喝了一顿。次日凌晨，这位医生因为病情加重而离开了人世。

当一个病人做出如此洒脱的决定，他是不是可以遵从自己的意愿喝上一杯甜酒？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答案。

我今年读到的最感人的一本书，是美国ICU（重症监护病房）医生韦斯·埃利写的，叫作《每一次深重的呼吸》。他认为，传统的ICU救治，就是用呼吸机和插管来抢救重症患者，这会让患者极其痛苦，使他们感觉自己就像身在地狱。他在《柳叶刀》杂志上发布了自己的统计：这些救治措施使得80%的ICU患者只是“复苏”，而失去了“复活”的本质。这位医生反思到，医疗技术的高度专业化，让重症监护病房成了一个“去人格化”的地方，“人们被剥夺了个性、过往人生、个人需求乃至价值观”。

在埃利医生的病房里有一个类似于甜酒的项目：每一个生命垂危的病人可以满足三个日常愿望。这些病人提出的愿望，包括吃一口蔬菜咖喱角、喝一杯冰凉的甜酒、与一位老朋友重新联系、和配偶一起看一部心爱的电影等等。即便患者最后没能被抢救过来，他们的家人也会带着烤肉和果汁再次来到病房，感谢医护人员为他们创造了最后的相聚时光，让他们在一种美好的记忆中怀念自己的亲人。这种场景在之前的ICU里是见不到的。

最后我想说，病人和家属并非专业人士，但他们只是想在生命走向终点的那一刻，能在温柔的注视下，默默地拉起帘子，帮助远行者完成最后的对话，再喝上一杯生命的甜酒，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和大家告别。

（本报记者 徐蓓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