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言敢谏 一话一言皆以百姓为本

本文转自：成都日报

北宋张商英，是巴山蜀水孕育的一代名相

张商英 （1043年—1121年），字天觉，号无尽居士，蜀州新津（今成都市新津区）人，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进士。历英宗、神宗、哲宗、徽宗四朝，于北宋大观四年（1110年）官拜尚书右仆射，为巴山蜀水孕育的一代名相，他所主持的“绍述新政”，是北宋晚期政治的最后一抹亮色。张商英去世后赠太子少保衔，谥号“文忠”。综观整个宋代，去世后谥“文忠”者仅九人，如苏轼、欧阳修、真德秀等，张商英即为其一。

张商英出生于新津九莲山山脚下的一户贫寒人家，为官后捐宅为寺，这也是观音寺的由来

皇帝想要修葺宫殿，躲着张商英 图据成都市情网

□黄小华 黄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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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书传家 一门三进士

张商英是一代史学名家、殿中侍御史张唐英的弟弟。其侄子张庭坚也是进士，新津张氏“一门三进士”，是宋代整个成都地区文风鼎盛、诗书传家风气盛行的一个缩影。

据宋代蜀人范镇记述，新津张氏之先本为长安人，其七世祖张琰为朝廷右拾遗，动荡时随唐僖宗入蜀。有子留于蜀，后代迁居蜀州新津县之新穿乡。五世祖张令问很有才学，前蜀王建称帝时称病拒不出仕。四世祖张立，号“皂江渔翁”，史称其“博学有才，好为诗”，“有诗百余篇，皆愤世之作也”。后唐皇帝李嗣源曾与名士史虚白论蜀中人物，称张立为“真处士”（见清道光《新津县志》卷三十七）。

张商英之父张文蔚崇儒向学，为人急公好义，颇受乡人好评。“乡人之有讼者，不之官府而之公以取决焉”（见范镇《张寺丞文蔚墓志铭》）。张文蔚有“育土不如育子”的远见卓识。他有7个儿子（一说为5个，另两个或未成年即夭折），不惜卖掉一半田产，聘老师，购书籍，让儿子们好好读书（“公有田二廛，渎一廛以市书，以求师，使教诸子”）。张文蔚的心血没有白费，他的两个儿子张唐英、张商英先后考取进士，成为朝廷重臣。张文蔚也因张唐英被赠封为大理评事、光禄寺丞，后来又因张商英被赠封为朝议大夫。

张商英的哥哥张唐英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名人，以史学才华著称于世，所撰《蜀梼杌》是一部地方专史，是关于前、后蜀历史现存的唯一专著。其他作品还有《唐史发潜》《仁宗政要》《嘉祐名臣传》《九国志补》《总要监今论》《渝南集》《补正楚书》等。张唐英少年时关门闭户，“刻苦力学，半岁不知肉味”（见张商英《宁魂辞》），为张商英树立了榜样。

少时的张商英警敏聪慧，“为童子时，日记万言”（见《方舆胜览》卷五十二）。早年受学于其兄张唐英。十四岁时，随张唐英游学于梁山。乡先生向子山见其“天资超绝”，当即决定把女儿许配给他，并资助他学习。后张商英果于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进士及第。张商英的侄子，也就是张唐英的儿子张庭坚也于宋元祐六年（1091年）考中进士，张氏“一门三进士”是新津历史上的佳话。

反对奢华 家风有传承

张商英为宰相（尚书右仆射）的时候，力劝宋徽宗“节华侈，息土木，抑侥幸”，也就是请皇帝一定要注意节俭，不要奢侈，更不要大兴土木，否则就会亡国。宋徽宗听后，夸赞宰相的建议非常好。当时宋徽宗正在修葺升平楼，担心被张商英发现，就对主管官员说，如果张宰相的车骑经过这里，一定要停工并把工匠藏起来（“必匿匠楼下”）。此事被记入《宋史》张商英传，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廉政故事。

张商英反对奢华、直言敢谏，有悠久的家风传承。据史书记载，新津张氏的四世祖张立曾在后蜀政权中为官，后蜀主孟昶在成都遍植芙蓉，张立作诗嘲讽，时人称为“诗谏”。到张商英、张唐英及张庭坚的时候，张氏“一门三进士”都曾当过御史、右正言这类纠察、弹劾百官的官职。

据《宋史》记载，张唐英于庆历三年（1043年）进士及第，他曾任殿中侍御史之职，专门监督百官在朝廷朝会中是否失仪。时虢国公赵宗谔要求朝廷增加俸禄，张唐英弹劾他“招权立威”，最终赵宗谔被免职。他还奏请皇帝裁员减少赵姓宗室俸禄，并提出“宽民力、代民劳”减轻百姓负担的建议，赢得朝廷上下对他的敬畏。

张商英和他的哥哥一脉相承，对官员损公肥私的行为深为痛恨。现代汉语中“背公营私”一词，即来源于张商英《护法论》中“今背公营私者，侵渔不已”之句。张商英一生曾两掌监察之职（御史和右正言），写了大量弹劾奏章。时逢改革派和保守派两党斗争激烈，张商英本为支持改革的新派，其入职中央机枢也得于新党的举荐，但他对事不对人，无论是新党还是旧党，只要发现其有违法行为，一律上奏反映。期间，他弹劾了王安石的得力助手薛向、王子韶等人，为王安石所不满。此外，他还针对利州武守周永懿、太子中允陈侗、荆湖北路提举周师厚以及来之邵、吴安持等人的违法行为进行弹劾，这一系列举措也体现了他秉公持正和“忧国而不惜官”的贤士风范。

受张唐英、张商英的影响，张商英的侄子张庭坚也秉承了敢于直谏的品格。他升任主管言路的右正言时，朝廷“一时翕然称得人”。他曾经任职的广安，有一个山坡原名东婆岩，为纪念他，当地人将其改名为谏议坡。

任职地方 忧民间疾苦

张商英因敢于直谏而为新旧两党所不容，除两为台谏而居中央机枢外，一生多数时间在地方任职或贬往地方任职的路上。因而对百姓疾苦有深刻的感受，留下许多为民办实事的事迹。

张商英初入仕途时，任达州通川县主簿。转运使张诜讨伐渝州地区的夷人叛乱，张商英向其献策：“彼亦人也，谕以祸福，宜听。”意思是那些边远地区的人也是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便能招降他们。熙宁四年（1071年），初入仕途的张商英凭一张嘴招降渝州叛蛮王衮，展露了他惊人的能力，也体现了他对民间下情的洞察。

张商英在地方任职期间，留心教育和河水治理等公益事业。《洪州学记》载，张商英任洪州知州时，见官学房屋简陋，器具不能使用，认为这是从没有过的事情，当即命令用公款修缮。当年洪州发生涝灾，他命令“开东湖以泄水，民无淹浸之患”。《宋史》《资治通鉴后编》中更详细记载张商英论治河的要点，关键在于平时要让河水随地势疏濬入海，而不是遇险即用堤障，使用堤障“犹塞儿口止其啼也”。这一观点后来成为治河之至理名言。张商英还提出治河五事，献上《治河五策》，积极治理河水问题。

张商英关注地方治安，如《续清凉传》载“五台县有群盗未获，以职事督捕，尽室斋戒来游”。他还关注地方交通，疏通航道，如《江西通志》中记载“张商英为江西转运使，凿旴水以通运道……旴水自此直下，与新城水合为郡大江。”

张商英关注民生。《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载，蜀地的“丹棱、洪雅等县多有石脚苦盐，不堪食用”，但有小民“私煎求利”，“食之者得泄利之疾”。张商英上书朝廷，请求按照元丰年间的做法严禁民间私下炼盐，并命成都府路主管此事的常平司解决处理川蜀之地老百姓用盐事宜。

张商英辗转于各地任职，知百姓生活之艰难，为百姓谋福利，也因此深得百姓爱戴。后蔡京主政，张商英被罢相并贬往荒僻之地。当时的太学生群情激愤，“讼商英之冤”，蔡京惊惧，不敢再把他贬来贬去，不久又恢复了他的旧职。

绍述新政 为一代名相

张商英在历史上最亮眼的事迹，是于北宋大观四年（1110年）官拜尚书右仆射（相当于宰相），主持朝政，推动历史上著名的“绍述新政”。

张商英所处的时代，正是北宋中后期由相对强盛逐渐走向衰败覆亡的关键时期。统治阶层看到了危机，多次推行新政，力图挽救北宋王朝的覆亡。从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到王安石的熙丰新政，推动改革的新党与反对改革的旧党斗争激烈，两次改革也以失败而告终。新旧两党轮番上台，互相攻击，进而演变为激烈而持续的党争，耗掉了北宋统治阶层的最后一丝元气。张商英坚决支持新政，但也对新派为新政而新政，甚至滥用品格低下的人员十分不满，多次弹劾，保持了独立的人格和品质。因而也为两党所不容，屡遭贬谪。

北宋大观四年（1110年），张商英迎来人生高光时刻。是年，因蔡京当国，滥用新法为肆意敛财的工具，引来群议汹汹。众望所归，张商英官拜尚书右仆射。碰巧的是，张商英拜相的第二天竟然下起了久旱之后的大雨，京城万民欢呼，认为张商英的拜相感动了上天，宋徽宗特御书“商霖”二字赐之，一时成为佳话。

张商英主持朝政后，尽可能地按照自己的治世思想完成了一系列的纠弊反正措施。他“大革弊事，改当十钱以平泉货，复转般仓以罢直达，行钞法以通商旅，蠲横敛以宽民力”（见《宋史》张商英传）,努力挽救北宋岌岌可危的政局，史称“绍述新政”（“绍述”即继承之意）。后人评价：“张公商英既相之后，大抵一话一言皆以百姓为本……凡所以利国安百姓者不可一二数。”（宋赵善璙《自警编》卷八）。

由于为人太直，在政治斗争中缺少心眼，张商英主持朝政仅一年多的时间便被罢去相位。但他所主持的为民着想、锐意革新的改革事迹却被史书记载下来，他也跻身宋代名相之列，名垂青史。张商英之后，紧接着的，便是被称为北宋“六贼之首”的蔡京长期复位，北宋政治彻底走向没落。张商英主持的“绍述新政”，成为北宋政治的最后一抹亮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