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匡胤除了杯酒释兵权外，还干了什么

中国历代王朝在新建立时，大都会吸取前朝灭国的教训，然后为这个漏洞打上补丁，更有甚者会矫枉过正。

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大宋朝以后，就非常痛恨后周武将拥兵自重，从而造成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因为他自己就是依靠兵权夺取皇位的军阀。

宋太祖赵匡胤过了河，回头就把桥拆了。宋太祖赵匡胤收回兵权分成了两步走，一是罢免京城禁军的统领，二是收拾拥兵自重的藩镇。我们历史课本中提到的杯酒释兵权，仅仅是第一步收兵权的故事。但赵匡胤万万没想到，他这一顿操作让大宋变成了大怂，从此开启了被外敌少数民族欺负的百年屈辱史，而这一切本可以避免。

实际上，在杯酒释兵权之前，宋太祖赵匡胤就通过一系列的人事变动，把禁军的所有高级将领都换成了自己的亲信。将原来的侍卫亲军司和殿前司的最高长官是韩令坤和慕容延钊调离京城，然后换成石守信和高怀德。而石守信是赵匡胤的义社兄弟，高怀德则是赵匡胤的妹夫。

他还把另外一个义社兄弟王审琦提拔为殿前都指挥使，并让兄弟赵光义当上了殿前都虞候。然后又让义社兄弟韩重赟和心腹将领罗彦瓌取代马军都指挥使张光翰和步军都指挥使赵彦徽的职位。在建隆二年闰三月，他又废掉了殿前都点检的职位，同时让石守信替代了韩令坤就这样，就这样，所有禁军都牢牢地控制在赵匡胤亲信的手中。

此时，赵匡胤觉得他这下该高枕无忧了，让亲朋好友掌控禁军，就不会再发生类似推翻朝廷的兵变。但是，开国宰相赵普却不以为意。赵匡胤说：“他们肯定不会背叛我的，你为何那么担忧呢？”赵普说：“我不是担心他们叛变，我担心他们不能控制部下，军队间万一又二心者，到那时候就由不得他们了。”赵匡胤一听，立马想到了陈桥兵变时的自己，立刻明白了。

建隆二年七月，一天晚朝结束，赵匡胤与石守信、王审琦等故人喝酒聊天，等酒酣耳熟之后，他让侍从退下，然后对这些禁军的将领说：“没有你们就没我的今天，但是做皇帝也太难了，还不如当节度使来的快活，我现在是天天不敢睡上一个安稳觉啊。”

石守信等人忙问原因，赵匡胤说：“这也不是什么难了解的，皇帝这个位子，谁不想坐坐呢？”石守信等人都磕头说：“陛下何出此言？如今天命已经注定，谁还敢再怀有异心？”

赵匡胤说：“你们没有异心，那你们手下的人要是贪图富贵怎么办呢？他们一旦把黄袍披在你们身上，你们想不干也不行呀。”部将们都知道一旦受到猜忌，就有杀身之祸。于是他们一边磕头一边流泪，请求赵匡胤给指条生路。

赵匡胤说：“人生在世，就如白驹过隙，祈求富贵的人不过都想多积攒点金银，然后好好享乐，再留给子孙一些。你们为什么不放弃兵权，去购买好的田地和宅子，天天享乐，还可以为子孙后代置办一套永久的基业，颐养天年呢？我与你们互结婚姻，君臣之间再无猜疑，上下相安，岂不是更好？”

将领们见皇帝把话都说得明明白白，再不照做就太不识相了。第二天，石守信等人都上书称病，要求解除兵权，而赵匡胤都一概允准。为了履行互结婚姻的诺言，赵匡胤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分别许配给石守信和王审琦的儿子，又让其弟光义做了张令铎的快婿。

不过由史家考证，宋太祖是有收回兵权一事，但喝酒的那个细节纯属戏剧化的传闻。从解除将领们兵权来看，赵匡胤实质上是推行的经济赎买政策，即以土地财货收购兵权。这让后代的宋朝武将都普遍喜欢上土地和财物，与这一政策不无关系。

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后，宋代的禁军发生明显变化。

首先是禁军将领权力大大地削弱了，将领由原来的九个减为四个，而这四个将领也是由资历浅薄、才干平庸的人担任，例如韩重赟、刘廷让、崔彦进、张琼都是比较容易驾驭，更不能对皇权造成威胁。

其次禁军被分成三股势力，也称为三司。它们分别是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和殿前司，互相牵制，改变了过去由禁军将领一人统帅各军的体制。不仅仅是禁军，宋朝的所有军事都采用这种体制。兵权一分为三，互相制约。所以宋朝才没有成为继五代以后，第六个由禁军将领发动兵变推翻的王朝。

不过，所有政策往往是有利也有弊。宋朝这种政策，往往会出现政出多门，各自为政、动辄制肘、缺乏协调、难以统筹的问题，在相当程度上也削弱了宋军的战斗力。

另外，宋朝规定禁军每隔两三年就要变动驻地，实行“更戍法”，但是将领却不跟着部队走。这就使得“兵无常帅，帅无常师”。然而士兵和将领分开，并不利于同心协力的战斗团队的形成，很明显会削弱战斗力。

在兵制上，宋代实行强干弱支、内外相制的方针。所谓强干弱支，即在部署军队时，无论在数量还是在质量上，京城都要比地方好得多。这旨在强化京城的保卫力量，弱化地方的武装力量。

宋太祖赵匡胤时，禁兵大约二十万，一半驻守京师，一半分驻外地。把京城的禁兵合在一起足以对付外地的禁兵；把外地的禁兵合起来，对也足以对抗京城的禁兵。这种内外相互制约的兵力部署方案，不仅仅体现在中央和地方的制约上，还表现在京城内外路州之间和州县之间的兵力布防上。

总之宋太祖赵匡胤夺兵权，改革兵制的一系列措施，虽有效保证了宋朝军队的长期稳定，彻底结束武人叛变乱政的规律，其成效是明显的，但是副作用也不能忽视掉。

宋太祖赵匡胤的所有措施，其核心就是“猜防”,猜忌将领,钳制士兵，由此形成了宋代猜忌和抑武的所谓祖宗家法。因而北宋的武将基本上都以能保身而庆幸，所以宋太宗以后几乎没有什么名将，连唯一的能拿得出手的狄青也在猜忌中死亡。此后，宋朝在面对西夏和女真族上，并没有什么绝对的军事优势。

当然我们不能以后来宋朝军队的缺乏战斗力来否定赵匡胤削夺兵权、改革兵制的必要性。因为赵匡胤如果没这么做，可能宋这个王朝也早被武将给推翻了。新的制度形式是需要时间的，往往是开国皇帝首创，后面的继任者逐步完善。对此，宋代兵制的长期负面影响，更应该追踪赵匡胤的继任者，他们应该进一步完善赵匡胤的兵制改革，规避它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