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虞刘焉同为汉室宗亲，表现却截然不同

中平五年，汉灵帝共进行两项影响东汉政局的重大改革，其中一项改革就是三月份开始实施的“废史立牧”，即改州刺史为州牧，向地方官放权。

汉灵帝重置州牧，本意是加强对地方的统治，以便集中力量对付黄巾军余众此伏彼起及边疆大规模叛乱，从而维护汉室江山的稳固。为此，汉灵帝重置州牧，可称得上目的明确、设计优化、措施得当、过程顺利及人选择贤、州点特色，只是结果大失所望：州牧权力膨胀、中央集权衰弱、诸侯割据林立、基层政权解体。

汉灵帝重置州牧所产生的后果与欲实施前的设想及实施时的过程之所以会出现这样天差地别，是因为如下原因。

其一，东汉制度。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就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上的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法律制度和设施等的总和。阶级关系、国家机器、社会意识形态、相应政治法律制度、组织和设施等等，都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较之于西汉，东汉政权是在豪强地主支持下建立，故豪强地主在政治上经济上享有特权。特别到东汉后期，豪强地主势力迅速发展，致政权基本上都掌握在豪强地主手中。豪强地主通过兼并土地，建立田庄，出现规模大且多种经营、聚族而居并宾客相附、宗族宗法色彩浓厚兼有私人武装的东汉特色庄园经济。与自耕农经济相比，庄园经济具有很强的生存和发展能力。随着庄园经济的不断发展，豪强地主随之控制了地方政治、经济、军事力量。汉灵帝进行“废史立牧”的改革，使州牧一跃成为集行政财政军权于一身的封疆大吏，从而造成州牧拥兵自重。为了共同利益，州牧与豪强地主形成利益共同体，并推举德高望重或有能力的人当坞帅，出现“各方诸侯，大者连郡国，中者婴城邑，小者聚降陌”的现象，导致坞壁林立，基层政权解体，使东汉政权已经名存实亡。

其二，人心不古。

人心有所去取，去取谓之好恶。（出自《颜氏家训·音辞》）这里的人心，是指人们的意愿、感情等。汉灵帝重置州牧后，首批选择刘焉、黄琬和刘虞三人分任益州、豫州及幽州三州州牧。刘焉治理益州的前期颇有成效，即对叛乱者实行宽容恩惠的政策，又对地方豪强进行打击，以稳定益州局面；黄琬上任豫州牧，不仅平定了作乱豫州的贼寇陆梁，还将豫州治理得有声有色，以政绩卓著而被封关内侯；刘虞在担任幽州牧期间深得人心，不但平定张纯、张举的内乱，而且广施仁政，让幽州安居乐业。黄琬、刘虞对东汉忠心耿耿。黄琬，先因对董卓迁都有异议而被罢官，后因参与诛杀董卓而死在李傕、郭汜之手；刘虞，先断然拒绝袁绍等人欲拥立其为帝，再决然拒绝韩馥等人请其领尚书事，后毅然征讨掠夺百姓的公孙瓒而兵败被使者段训斩首。刘焉，虽是“废史立牧”的提议者，但在益州中后期的所作所为，可见他居心不良：不是为了平定黄巾之乱，保汉室江山；而是为了自己割据一方，保家族兴旺。可惜是东汉后期，大多数的州牧并不像刘虞这样忠肝义胆的汉室宗亲和黄琬这类忠心耿耿的刘室重臣，而是像刘焉这种野心勃勃的东汉军阀。

汉灵帝重置州牧，尽管设想是美好，过程是优化，可是结果是悲哀，其根本原因在于东汉的政治经济制度及东汉后期的人心不古。这是汉灵帝未曾想到的。

笔者按：不识时变，指不认识时代的潮流或当前的形势。汉灵帝在实施“废史立牧”过程，尽管想法美好及过程优化，但忽略制度及人心两大因素，最终导致州牧拥兵自重，割据一方，军阀混战。正所谓：此一时，彼一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