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时期，刘焉能在汉末立足，是因为曾向汉灵帝提了一个馊主意

东汉中后期，皇帝幼小，难以理政，权力在外戚宦官手里轮流更替，斗争极其残酷，牵涉很多无辜人，尤其是朝廷官员。刘焉，却是另类，不仅一而再躲过朝廷争斗，还一次次厚积薄发，更上一层。

延熹三年（160年），刘焉主动为老师守孝而辞去中郎，逃过党锢之祸，却被举贤良方正，重新入仕为官，平步青云，官拜九卿；中平五年（188年），刘焉积极向皇帝建议而放任益州，躲过朝延斗争，反能割据为王，开创偏安一隅，位极人臣，福荫后代。为师守孝而避过党锢迫害，对刘焉而言，带有点“走狗屎运”的味道，恰巧而已；向帝建议而躲开斗争牺牲，对刘焉来说，颇有些“独善其身”的玩意，精心部署。

“选清名重臣以为牧伯，镇安方夏”的“废史立牧”建议及汉灵帝实施“废史立牧”（初选太常刘焉、太仆黄琬、宗正刘虞三人分别为益州牧、幽州牧、豫州牧）来看，特别是刘焉为监军使者，领益州牧的安排，“废史立牧”是刘焉为自己量身打造一项最佳的保平安途径。

具体如下。

首先，刘焉素有清名。

清名，原指清美的声誉；后又指有清美声誉的人。刘焉早期的为官途径：先靠才华进入仕途，再凭宗亲被授中郎，后借名气再辟为官。特别是第二次为官，刘焉是通过被举贤良方正的捷径，一步就被征召至司徒府，成为司徒属官。贤良方正，最初是汉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实施的一种举荐官吏后备人员的推选制度。《史记·十二本纪·孝文本纪》：汉文帝上曰“及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对被举荐者的要求是对政治得失应直言极谏。被举荐者如表现特别优秀，则授以官职。故察举贤良是一种特举，是依照皇帝诏令的规定，由公卿诸侯王、郡守等高级官吏举荐，送至朝廷，皇帝亲自过问，分别高下，授以官职。为此，刘焉能被举贤良方正，足以说明其具备有德才兼备的好人品，符合“清名”条件。

接着，刘焉是重臣。

重臣，犹权臣，即国家倚重的、有崇高声望的大臣。自被举贤良方正及被征召至司徒府辟后，刘焉从洛阳县令、冀州刺史、南阳太守、宗正、太常。太常，九卿之首，掌宗庙礼仪，秩中二千石（月俸百八十斛）。《后汉书•卷一百一十四•志•百官二》：太常，卿一人，中二千石。本注曰：掌礼仪祭祀。每祭祀，先奏其礼仪；及行事，常赞天子。每选试博士，奏其能否。大射、养老、大丧，皆奏其礼仪。每月前晦，察行陵庙。另外，东汉中央政府的基本架构是以三公领九卿。因此，刘焉能官居九卿，足够表明其是国家倚重的大臣，满足“重臣”要求。

最后，也是最为重要，刘焉与汉灵帝同宗。

同宗，在宗法社会里是指同一大宗，后泛指同一家族或同姓。刘焉与汉灵帝刘宏同属于汉景帝刘启之后，同宗同血脉，具备相同的血缘。再说东汉王朝不仅仅是汉灵帝一人的天下，也是像刘焉这种汉室宗亲的天下，唇亡齿寒，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所以，汉灵帝才会采纳刘焉的“废史立牧”建议，才会着手实施这一项影响东汉王朝的政策，并下诏“焉为监军使者、领益州牧……皆以本秩居职”。从此，东汉各州牧的权力增重。

刘焉提出“废史立牧”建议，并为州牧选择设置条件，都是根据自己量身定制，其目的是为了远离朝延权力斗争的旋涡，以保全自已的身家性命。而从结果看，这个建议造成了地方势力的尾大不掉，恰恰可能是汉末割据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