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做过博士当过猪倌，终成汉朝第一位布衣丞相

董仲舒是汉武帝时的儒家经学大师，因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广为人知。但儒学独尊的工作并非是喊喊口号那么简单，董仲舒提出理论基础以后还必须有人具体执行，执行人是公孙弘。

公孙弘，菑川人，初学《诗》、《书》。汉文帝元年（公元前179年），二十一岁的公孙弘与同龄的贾谊一道被征为博士，却因才名远不及贾谊，公孙弘在官府也就是打打杂，后来因犯错去职回家。穷困的时候，公孙弘被迫当郡国猪倌到海边放猪，四十岁的时候开始学《春秋公羊传》，直到六十岁才被再次征召入朝为官。被重新起用后，公孙弘仕途依旧不顺，因出使匈奴的结果让汉武帝很不满意，于是又辞官回乡。

七十岁的时候，公孙弘第三次被征召入朝。历尽岁月打磨的公孙弘已经活成了人精，每次奏事，他都让别人先说，自己看武帝脸色见风使舵，因而被武帝赞赏信任。却也得罪了朝臣。直臣汲黯就被其坑过好多次，气的汲黯在朝堂上当众指责公孙弘多诈而无情实，说好的跟我一起上奏，可最后却变卦又反对当初商量好的奏议，是不忠诚的表现。结果被公孙弘一番宽容大度的言辞给圆了过去。

七十六岁时，公孙弘被封侯拜相，走上了人生巅峰。自汉朝建立以来，功臣勋贵们一直把持相位，极大的制约了皇权。当年文帝想提拔贾谊担任公卿之职。周勃、灌婴、冯敬等功臣元老就火力全开，直斥贾谊“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汉文帝不得不做出让步，外放贾谊去做长沙王太傅。武帝时，设立内朝官抗衡丞相领衔的外朝官，皇权得到加强，公孙弘才赶上好时候，成为汉朝第一位布衣丞相。

作为一个儒学经师，公孙弘对于《春秋公羊传》的研习不及更具学者气息的董仲舒。但在经学实践上，董仲舒不如公孙弘。汉武帝其人外儒内法，虽然接受了董仲舒独尊儒术的建议，但只是借儒家的大一统思想维护皇权，并没有把儒家经学真正用于治国理政中。在内心深处，汉武帝认可的还是法家，这符合武帝一贯的霸道风格。董仲舒书生气太重，偏理想化，不会灵活变通。所以武帝对他敬而不用。公孙弘就不一样了。

公孙弘主张法不远义，和不远礼，即法令要考虑到道德人情而不远离道义，百姓就会服从法令，不背离道义；和谐要坚守基本的人际原则而不远离礼节，百姓就会彼此亲近而不发生矛盾。这种儒法合流的治国理念比纯粹的儒学治国更实用，也很对汉武帝的脾气，因而公孙弘得以高居丞相。需要指出的是，公孙弘并非对武帝毫无原则的顺从，作为一个儒家士大夫，他守住了自己的底线。汉武帝曾想把建设北方朔方郡，朝鲜沧海郡与经营西南夷一起实行，公孙弘认为这样人民负担太重，就上奏不修朔方郡，武帝不准其奏。但公孙弘并没有放弃，而是后退一步向武帝请罪，给武帝一个台阶下。然后迂回周旋使汉武帝停止了修沧海郡与经营西南夷，减轻了人民负担。

汉初博士专于学术，皇帝虽会问政于博士，但只是咨询，博士在政治决策中并没有起到多大作用。汉武帝罢黜百家后，朝廷只设立研习儒家五经的博士，但这时的五经博士只是比之前更具有话语权，依然没有决策权。直到公孙弘的出现才改变了这一局面。公孙弘规定五经博士设置弟子五十人，作为人才库备用，通过经学考试从中选拔人才做官，将经学与功名挂钩。于是天下之人竞相研读经学，儒家士大夫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汉武帝临终时，给汉昭帝留下的四位辅政大臣霍光、金日磾、上官桀、桑弘羊没一个儒家士大夫。到汉宣帝临终时，给汉元帝留下的三名辅政大臣史高、萧望之、周勘，其中萧望之和周勘都是儒家士大夫。这一变化的背后推动者正是公孙弘。

董仲舒奠定理论，公孙弘具体执行，二人为中华文化的发展立下了大功。如果二人同心同德，必是史上一段佳话。但这种事并没有发生，因为公孙弘的人品不行。公孙弘处世圆滑倒也问题不大，最为人诟病的是表面宽和，实则气量狭小。因董仲舒才学均在公孙弘之上，公孙弘很不爽，就挖坑使绊子，把董仲舒迁为胶西相。胶西王娇纵不法，残忍暴戾。公孙弘想借刀杀人，结果董仲舒命大，当了几年胶西相后就辞官归隐专心做学问去了。对于屡屡指责自己的汲黯，公孙弘表面上虽不发作，但暗中却要置汲黯于死地。只不过武帝爱惜汲黯的耿直，未使公孙弘得逞。有这样的污点，公孙弘的知名度不如董仲舒也就不足为怪了。

但就此定论公孙弘是一个坏人也不对。前面讲到的他能以天下苍生为重劝谏武帝就是一个闪光点。此外，公孙弘作为一个丞相，俸禄很高，却十分的低调节俭，史载他“夜寝为布被”，“食一肉脱粟之饭。”俸禄都用于周济自己草根时代的贫贱之交。汲黯说他的节俭是沽名钓誉，他则回应道齐国的管仲生活富贵奢华，而晏婴节俭朴素，两人都把齐国治理的好好的。结论就是，臣子的生活是豪华还是简朴，只是个人生活作风问题，与他对国家的贡献没有联系。从这个角度来说，公孙弘的确私德有亏，但并没有对他治国理政造成多大负面影响。他确立儒家经学的政治地位，在执政过程中能以天下为重，于国于民还是有贡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