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独尊儒术”，一切只是为了抗击匈奴

公元前141年，汉景帝刘启终于驾崩了，太子刘彻即位，是为汉武帝。

至此，大汉帝国历经六十余年的经济与军事积累，也终于迈入了由守转攻拓土开疆的伟大时代。

谁也不知道，刘彻这个当时年仅十六岁的少年，胸中到底揣有多大的雄图与壮志。

我们现在知道了，这是一个堪与亚历山大、拿破仑、希特勒相比肩的冒险者和野心家，他的终极目标，是要让当时他已知世界的所有蛮夷番邦统统都臣服在他的脚下，匍匐、战栗、顶礼膜拜。

结果，他基本做到了。汉书记载：“西连诸国至于安息，东过碣石以玄菟、乐浪为郡，北却匈奴万里，更起营塞，制南海以为八郡。”据统计，汉武帝继位时汉之版图只有二百多万平方公里，比秦帝国还小（347万平方公里），但到汉武帝去世时，汉帝国的版图达到六百多万平方公里。汉郡则从秦朝的三十六郡增加到汉末的105郡。

我想，如果有足够多且足够先进的交通工具，或者说如果东亚版图不是被茫无人迹的沙漠与冰封万里的荒原所包围，这个可怕的野心家，说不定会去征服整个欧亚大陆。

中国历史再也找不出这样一个特殊的人物了，同样野心勃勃的秦始皇，在他面前黯然失色。

且让我们先回过头来，看他即位后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把李广、程不识这两位“名将之花”从边郡召回长安，让他们各自担任未央宫与长乐宫的卫尉。两人从此一齐名列九卿高位，前途一片光明。

李广和程不识在边郡驻扎多年，都具有非常丰富的对匈作战经验。特别是李广，他曾历任陇西、上谷、北地、雁门、代郡、云中、上郡七个郡的郡守，守边区域横跨整个帝国北疆，基本上是哪里需要到哪里去，什么乱七八糟的匈奴人都见过了。刘彻这么急着把他们俩拉回身边，同时又派张骞出使联合大月氏（公元前138年），其用意已呼之欲出。

刘彻，终于要对匈奴动手了！

所以，李广与程不识名为卫尉，实则武帝的近身军事参谋，因为这个世界没有人比他们更了解匈奴。

汉武帝的如此态度，对李广意味着一种信任，也意味着即将到来的重用，可叹李广从军二十余载，现在终于要熬出头了。

现在只要等一个机会，武帝就会对匈奴宣战，这是迟早的，李广只得静观其变，并以自己丰富的对匈经验与天才的骑射之术教以武帝及宫廷禁军（注1），以待来日大战。

可没想到李广这一等，就等了足足六年。在这六年期间，信奉黄老之术无为而治的太皇太后窦氏，以及朝中一大帮保守派老臣，都不愿与匈奴轻开战端，他们打压儒家，反对新政，所以武帝也只得压下体内汹涌的洪荒之力，暂且忍耐。直到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窦太后去世，她所镇抑的几支历史暗流，便一齐迸涌，构成卷括时代的新潮，刘彻也被松开了紧箍咒，弃黄老与无为，尊儒术而发奋兴作，想要干一番大事业。

当然，汉武帝尊儒，只是一种统治手段，目的还是利用董仲舒“天人合一”、“春秋大一统”、“三纲五常”等新儒教思想体系，以改制论代替革命论（注3），为自己大兴功业做理论支撑。他将学术政治化，政治神学化，以加强专制集权，加强思想教化（或者说宗教洗脑），塑造全体民众对统一国家的认同，并提高臣僚百姓对皇权的忠诚度（注4）。

由此可见，此等儒家体系，已经与孔孟所追求的克己复礼不一样了。事实上，以董仲舒、刘向为代表的汉儒经学，乃是以儒术杂糅法家、道家以及阴阳、五行、图谶之后的一个包罗万象而又带点神秘气息的哲学体系。在董仲舒的经典著作《春秋繁露》中竟然还载有登坛祈祷，求雨止雨的方法——具体就是要烧化公猪、公鸡，并禁止男人外出，说这是为了“闭阳”；接着还要挖开水沟，掘开山泉，并让女人出门到处跑，欢欢闹闹，说这样就可以“纵阴”；最后还要让吏民夫妇“偶处”（即行房），这样阴阳交合，天就会下雨了——这跟神巫又有什么区别！

也就是说，汉儒已经改变了“夫子之道”的主要成分，而以通天地人为标准，杨雄《法言》曰：“通天地人为儒。”这不仅是一门探讨宇宙与道德的哲学，也是一种融合天人关系的宗教，故在学术上也可称为“儒教”。无独有偶，罗马教廷的思想基础也不单是耶稣的教义，而是融合了众多源于其他宗教和社会的思想。

总之，汉武帝并非一尊崇学术之人，他选用儒术也不过是选了一个漂亮的幌子，给自己的专制行为蒙上一层道德而神秘的面纱。毕竟，法家之术欠缺超越性的关怀，难以作为凝聚人心的基础，更无法建立起一个能让老百姓接受的信仰与价值系统；而黄老之术又讲究克制帝王的欲望（《老子》曰：“圣人欲不欲，不贵难得之货”），且无外化为制度的方案。所以，汉武帝最终选用了兼通儒法的公孙弘担任丞相（注5），让他运用儒家经典，对法家统治术在意识形态上进行一番伪装，并为冷冰冰的汉律，注入伟光正的儒家解释，从而成功地将儒术注入秦制帝国之中。从这个方面来说，公孙弘对儒家的发展其实比董仲舒更加重要（注6）。

另外，汉武帝还命令董仲舒作《春秋决事比》，写下232个案例，详细解释如何用《春秋公羊传》来平决案件，然后派廷尉张汤亲至陋巷学习请教。董仲舒这本书早已失传，但根据程树德《九朝律考》所辑存之六条可见，以“儒术”决狱的关键，就是要法官不仅依照法令的行为导向，更要对犯罪动机与儒家伦理进行考量（注7），这种带有很大主观随意性的决案方法，汉儒称之为“原心定罪”，其实就是诛心。而张汤这位“好学生”不仅学的扎实，后来还发扬光大，发明了“腹诽之法”这种天才律条，实在令人叹为观止。

张汤确实是位“妙人”，他本是一位文法吏家庭出身的顶级酷吏，可一见儒术当道，他就立刻紧跟潮流，拜师儒宗，还特别找了一群精通《春秋》《尚书》的博士弟子做自己的法律顾问，并任命为廷尉史，为自己审理要案提供更多的儒家理论依据。公孙弘与张汤，儒法联手，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杀人诛心，好戏连台，所以升官如火箭，而这两位武帝朝新官僚体系中的领军人物，竟成为司马迁《史记》中《儒林列传》与《酷吏列传》的贯穿主线。这就是司马迁的史家笔法，看似无意的安排之中，竟巧妙揭示了汉帝国“以法立国，以儒文明，秦制周政，以刑辅德，王道霸道，交错为用”施政纲领之形成。

所以事实上，汉武帝从未大力实施过所谓“独尊儒术”，他所建的太学中，博士弟子不过五十人，而博士更少只有几位（连战国时的齐与法家的秦都有七十多位博士），而且只有毕业后“能通一艺以上”的博士弟子才可以补“文学掌故”这种百石小吏的缺，无论办学规模还是就业出路都很一般。那满朝儒臣的局面要到西汉晚期的汉元帝以后才出现，哪怕在汉武帝曾孙汉宣帝时期，汉朝朝堂还仍是“圣道浸废，儒术不行”，而“霸王道杂之”（见《汉书盖宽饶传》与《汉书元帝纪》）。

就在汉武帝为其大兴功业而作意识形态之理论研究的同时，匈奴军臣单于又遣使前来求取和亲了，武帝乃借机立刻召集群臣，展开了一场关于匈奴和战的大讨论。

注1：据《汉书东方朔传》：“初，建元三年，微行始出……八九月中，与侍中常侍武骑及待诏陇西北地良家子能骑射者期诸殿门，故有‘期门’之号自此始。”汉武帝以射猎训练骑兵，不止为游乐，也是为了来日的对匈大战。

注3：董仲舒认为，王者必改制。帝王只要更改前朝礼制，便能受命于天，避免重蹈夏商革命与商周革命的覆辙。可后来，王莽竟借助此“改制”理论，成功篡汉，这是汉武帝始料未及的。

注4：董仲舒所提出的“天人感应”学说固然重筑了汉帝国“奉天承运”的合法性，与罗马基督教的“君权神授”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其中的灾异之说，也为王莽篡汉之“天命转移”理论开了一个后门。

注5：公孙弘虽一生推崇儒术，但其实本是狱吏出身，到四十岁才开始精研《公羊春秋》。另据《汉书艺文志》，公孙弘有“儒家者流”之著作《公孙弘》十篇，而《西京杂记》卷三又云：“公孙弘著《公孙子》，言刑名事，亦谓字直百金。”儒家著作却“言刑名事”，足见公孙弘并非纯儒。

注6：事实上，《史记》中的董仲舒只是一位普通的《春秋公羊传》学者，在汉武一朝属于政治边缘人物；其一生所做的政治实务，只是为帝国的法律事务做做顾问。但到了《汉书》中，董仲舒却成为确立儒学独尊地位的元勋，这应是西汉末年儒学逐步发展之后儒生对前事的追溯与想象（这其中刘向贡献巨大），而非历史真实。另外，汉武帝其实也并不喜欢董仲舒“天人感应”理论中的灾异之说（有给皇权套上枷锁之意），还差点因此而将董仲舒斩首。

注7：正如黄仁宇先生所言：“儒家的法律使法律不离家族的观念，将法律与情感及纪律混淆。”当中国进入东汉的豪族社会以后，这种趋势更加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