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时期官员获得提拔不是因为政绩，而是靠背景和履历

光绪二十一年，都察院御史刘汝骥被外放为徽州知府，按例上任之前他要入宫辞行，聆听太后垂询。慈禧太后召见刘汝骥后，就问他有没有去拜谒过军机大臣，刘回答说没有，慈禧就对他说，你在外为官不比京城，日后要想有个好仕途，就一定要仰仗军机大臣的提拔。

本来按照正常的逻辑，为官一方造福百姓，足额完成朝廷的钱粮赋税才是本职，只要政绩好就不怕没有好仕途。可是清代的情况却不是这个样子的，官员升迁往往和政绩扯不上多大的关系。

或许很多读者对此观点存有异议，清代不是也有很多地方官因政绩突出而屡受提拔的吗？比如康熙朝的于成龙，不就是从知县干起，凭借其政绩一步步爬到两江总督的吗？

御史并不否认，有些官员确实是因为政绩突出而升官的，但总体而言，这种情况并不多，占比应该不会超过十分之一。更多获得提拔的官员，都不是因为政绩，而是靠着背景和履历。

朝中有人好做官

任何朝代的官场，都适用朝中有人好做官的这个基本定律。其实有的时候未必就要朝中有人，只要能把上司伺候得舒坦周到，照样能升官。

我们研究清代官制的时候，就会发现这样一个特点，官二代以及那些出身贵族世家的子弟，往往升迁速度很快，这就是典型的朝中有人。以祖孙、父子、叔侄、姻亲而得以在仕途上快速升迁的大有人在，且占了不少的比例。以汉臣而言，像张廷玉、刘墉、翁同龢等，他们都是典型的官二代。

还有一些则是属于师生关系，老师与门生是官场上维系政治利益的不二法宝。因为官二代这种得天独厚的优势不是人人都具备的，而师生关系则要容易得多，只要有科举功名，就客观存在师生关系。即便是异途出身者，也会花钱拜门，找一个有权有势的老师做靠山。

以曾国藩而言，他初入仕途时，若非座师穆彰阿的提拔，他不可能有十年七迁的好运，更不会有攻陷天京的不世奇功。

对于任何一个初入官场的人来说，朝中有人是必备前提，少了这个前提，政绩再好，学问再高都是白搭。

履历一定要过硬

履历包括的内容很多，有政治面貌、科甲功名、年龄以及工作经历等等。政治面貌很好理解，即政治可靠对朝廷绝对忠臣，这是起码的条件，不难做到。

功名就不好说了，科举时代得到一个功名委实不易，考个举人、进士不仅是学问优劣的问题，还涉及到运气的成分。有些人考了一辈子都没有考上举人，说到底并非学问不济，而是缺了那么一丢丢运气。

清代官场，科甲功名最容易带来政治效应，同样是知县，进士出身的要比其他出身的优势要大很多。比如两个人竞争一个岗位，进士出身的哪怕政绩差点，也会比非进士出身者更容易获得上司的青睐。

对于功名的计较清代官场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不仅要看科甲功名，同样是进士，还一定要分出二甲、三甲来，同样是二甲，又一定要分出名次来。

除了功名，年龄也是一个硬性条件。因为年龄越大精力越差，有些岗位是不适合年老的官员的。清代就有规定，50岁以上的新科进士，不能授予州县实职，一般都是授教职一类的清闲岗位。

同理，身体好坏也是影响着官员的仕途前程，一个强壮的体魄不管是在哪个时代，都更能获得上司的青睐，而整天离不开药罐的，上司则不敢轻易提拔。

能否升官的另一个硬性条件则是工作经历。明清时期，很多岗位是设有许多门槛的，比如“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就是约定俗成的官场定律。

再以地方官为例，总督、巡抚等封疆大吏，一般都要有基层工作经验，不说从知县干起一级不落，至少也要有知府的任职经历，少了这个经历，皇上那就通不过。

什么都没有的才谈政绩

如果一个官员要人脉没人脉，其他硬性条件又不突出，那么能拿到台面上来讲的就只有政绩了。可是政绩这个东西很虚，尽管朝廷在官员政绩考核上制定了一些细则。但久在官场混迹的，没有一个是政绩不好的。

这是因为政绩变动很大，报到皇上那的基本都是不靠谱的，尤其是地方官天高皇帝远，假造政绩并不难，只要完成朝廷定额的钱粮赋税，而且不是为害一方或是有不法情事的，朝廷也不会去在意一些细节问题。

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政绩也往往不会成为优先升官的依据，尤其是地方中下级官员的情况吏部很难获得，该升该降，皇帝都是凭借督抚的一纸奏章而决定的。

不过话又说回来，真正有政绩的官员朝廷还是要树立榜样的，但这个政绩要十分突出，清代就有很多政绩十分突出的基层官，从知县一步步往上爬，最后做到了督抚的位置，除了于成龙，耳熟能详的还有李世杰、刘韵珂、陈汝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