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中国宪政的第一次尝试与失败的启示

17世纪至18世纪，当欧美主要国家纷纷建立宪政政体，资本主义开始按捺不住对财富的渴望，准备用炮舰向海外出征的时候，中国正处在封建社会表面上看起来最鼎盛的“康乾盛世”。但是，这个虚幻的盛世，伴随着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日渐没落的专制思想，很快就在洋枪洋炮的轰击下彻底崩塌。

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给了腐朽的清政府一记响亮耳光。1894年至1895年甲午战争，昔日的大清帝国，又惨败给刚刚实施了宪政的日本。战后，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浪潮，清政府对外完全无力抵抗，对内统治却更为残暴专制，整个国家和民族面临危亡。

为什么中国会堕落至此？是什么让那些昔日的西方“蛮夷之国”，甚至是“蕞尔小国”的日本，在短短数年之间，就拥有了征服中央之国的强大实力？中华民族怎么才能走上强国之路以避免被亡国灭种？

这些问题被无法回避地摆在了中国人面前。清政府内相对开明的汉族官僚们认为是经济，于是洋务运动被提上日程；而彼时视野相对开阔、思想也更为活跃的中国知识分子，则认为必须在制度上进行重新设计，必须效法西方，建立宪政制度，才能找回昔日中央大国的自信。

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开始宣传近代西方民主宪政学说，要求对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进行变革。被列强侵略和农民起义逼到已经无路可走的清政府统治者——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答应了维新派的要求。于是，戊戌变法，成为中国宪政的第一次尝试。

在戊戌变法3个月内，光绪共计发布变法诏令184条，包括政治、经济、军事、警察、文化、教育制度等各个方面，基本目标是建立一个君主立宪体制的现代国家。其中涉及宪政的措施主要有准许自由开设报馆、学会，提倡言论出版结社自由；广开言路，提倡上书言事。

但是，以限制君主权力为诉求的宪政理念，终究和以专制为统治要义的封建皇权无法同行。就像宪政在西方落地过程中也遭遇到的与贵族和王权的斗争一样，宪政在中国的落地过程，也注定要经历血雨腥风。

1898年9月21日凌晨，慈禧突然从颐和园赶回紫禁城，直入光绪寝宫，将光绪囚禁于中南海瀛台；然后以光绪的名义发布诏书，以“朕躬不豫”为由，临朝训政。先后罢免或遣戍参与新政的官员数十人，屠杀戊戌六君子，康有为、梁启超等流亡海外。所有新政措施，除已经创办的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外，全部废止。中国知识分子的第一次宪政努力，以流血失败而告终。

戊戌变法虽遭镇压，但清朝面临的统治危机日益深重。戊戌变法后，敌视西方的守旧派官僚得势，清政府统治更为昏聩，对中西方实力对比一无所知的慈禧采纳了利用义和团清剿西方列强在华势力的建议，结果引来了八国联军的全面报复，清政府不得不支付巨额赔款，由此权威尽丧，颜面扫地。

在此情况下，为挽救危局，慈禧只得重拾维新派的政策主张——君主立宪。1901年1月29日，慈禧逃到西安已经3个月，一向坚持“祖宗之法不可变”的她以光绪的名义颁布《变法上谕》，上谕说：“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一切政事尤须切实整顿，以期渐图富强。”上谕要求内外大臣、驻外使节和封疆大吏在2个月内就变法条陈意见。但2个月过去了，大臣们一言不发，因为他们对血腥屠杀戊戌六君子的历史记忆犹新，尽管上谕娓娓动听，但大臣们不敢回应。

1905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的胜利，成为激荡中国立宪思潮的导火索。《大公报》刊载文章称：“此战诚为创举，不知日立宪国也，俄专制国也。专制国与立宪国战，立宪国无不胜，专制国无不败。”三名封疆大吏袁世凯、张之洞、周馥联衔上奏立宪，要求派遣大臣出洋考察各国政治。慈禧采纳了他们的建议，决定派遣以镇国公载泽为首，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绍英等人组成的出洋考察团。

考察团巡游日、德、法、奥、俄、美诸国，考察三百六十天。在德国，德皇威廉亲自接见五大臣，谆谆告诫“中国变法要审度国势，要使之有独具之规模。在日本，首相伊藤面授机宜“主权必须集于君主一人之身，万不可旁落于臣民”。

归国后，五大臣得到七十高龄的慈禧连连召见，举行御前会议。他们向慈禧力陈实行宪政的三大好处：一是皇位永固；二是外患渐轻；三是内乱可弭。

1906年9月1日，清政府颁布《预备立宪上谕》，宣布“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但又强调，由于“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只能先“预备立宪”，待时机成熟再实施宪政。

当年戊戌变法提出君主立宪，满清绝大多数贵族都视之洪水猛兽，大逆不道。可是，仅仅过了几年时间，清政府却自己举起了君主立宪的旗帜，并且声称，唯有实行预备立宪,才能“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是什么原因促使清政府在这短短的时间里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呢？

清政府实行预备立宪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孤立资产阶级革命派，“消弭”和扑灭越烧越旺的革命烈火。

驻法公使孙宝琦认为只有公布将仿行立宪政体，才能团结民心，保全邦本，不然在列强的凌辱下，民心不稳，危急江山社稷。直隶总督端方更认为在革命党人的学说在百姓中，特别是青年人中蛊惑力，影响力日益扩大，只有实行立宪才能捕获人心。

在革命派迅速兴起下，立宪派纷纷出版报纸，编译书籍，游说权贵，联络同志，竭力鼓吹宪政。在立宪派的鼓动下，要求清朝实行立宪政治的舆论日见普遍。抚慰、拉拢立宪派，才能避免这些人被革命派靠拢或转化，成为异己力量。

义和团运动使西方列强对慈禧十分不满，呼吁光绪亲政。为了加强统治效能，取悦帝国主义，慈禧迫不及待地在流亡途中就匆匆忙忙发布所谓“新政”诏书，再进一步把“新政”发展而为“预备立宪”，具有适应帝国主义的需要。

尽管如此，全国民众还是对立宪抱有很大期望。北京、天津、保定等地各界人士纷纷召开庆祝大会，高呼“立宪万岁”口号，大唱《欢迎立宪歌》。反响最热烈的是上海，1906年9月9日上海各团体及学校纷纷开会庆祝，上街游行。9月16日，包括《申报》《时报》在内的上海各大报社联合举办庆祝会，上千人到会。

1908年8月27日，各界盼望的《钦定宪法大纲》终于出台。清政府颁布的这个大纲规定，皇帝在行使权力时不受任何约束，将皇帝拥有的至高无上的但从未用文字表述的权力，以法律条文的形式明文确定下来。虽然规定臣民的权利有言论、著作、出版、集会、结社、诉讼等自由，但又规定皇帝可以随时剥夺。

《钦定宪法大纲》实质上是以立宪的名义行专制之实。1911年5月，清政府裁撤军机处，设立“责任内阁”，13名内阁大臣中满清贵族竟占8名，因而被称为“皇族内阁”。该名单一经公布，即让那些曾经兴奋的人们大失所望。

清政府还要把这个假面舞会继续演下去，立宪派却已经离心离德。而与此同时，一股新的政治势力，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致力于通过革命手段推翻清政府统治的革命党人，已经开始将他们的理想付诸于实践。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革命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展开。清政府3天之内仓促制定《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企图度过危机，该条文大大削减君权，而归权于国会。

但清政府这个“实行宪政”实在来得太晚了，已不能发生任何实质性的政治作用。在立宪和革命的赛跑中，仅仅过了三个月，后者取胜，腐朽、专制、无能的清政府被革命者暴力推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