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清朝号召全国勤王会怎么样

死磕到底，肯定磕不死列强。因为列强打不过可以撤。但，大清却撤不了，那么然后呢？

号召全国勤王，首先要全国武装起来。简单说就是老百姓得拿起刀枪，否则，这个王就没法勤？但是，拿起刀枪的老百姓，到底是勤王还是杀王，就只有撤不了的大清皇帝和大清朝廷来招架了。

第一次鸦片战争从1840年6月打到1842年8月，打了两年多。英军一万九千余人，清军在九万到二十万之间。但是，战损比是多少？根本就没法算，英军伤亡523人，其中阵亡69人；清军伤亡22790人。

这种仗，还怎么打？

但是，如果清政府死磕到底呢？道光帝非要做汉武帝，情况会如何？

财政肯定破产，这是必然的。接近两万的英军，凭借坚船利炮可以打烂东南沿海。大清朝是财政王朝，所以扛不住这么糟。一纸和约就能解决的事，为啥非要把国家折腾到破产？

主权啊！屈辱啊！但这个逻辑在大清却讲不通。传统帝国打仗要钱、现代国家打仗才玩命，这就是当时的逻辑。大清是传统帝国，所以大清打仗要钱、不玩命。

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朝打得更难看。英法联军直接烧了圆明园。八里桥之战，曾格林沁率军三万，其中一万是蒙古马队。那八旗在哪里、满洲铁骑呢？八旗早废了。清军但凡还能战，也不至于把两伙强盗放进圆明园。此时的大清，暴力机器只能依靠帝国边缘的蒙古骑兵了。你这时候还能让谁来勤王？

我们可以说，这是不对称的战争。

列强的热武器已经武装到牙齿，而还是冷兵器的清军只能一败再败。但，国运、军威呢？国运已经抵不住地走下坡路，军威更是废得一塌糊涂。

那么，大清死磕到底、号召勤王，这么干可以吗？

1856年开打第二次鸦片战争，而1851年已经闹起了太平天国运动。这时候，南方诸省就是想来勤王，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曾国藩这伙人打太平军，都是捉襟见肘地自筹粮饷，哪有功夫管北京？太平天国运动波及了17个省份，甚至一度杀到了天津。而扛住北伐太平军的，还是那个蒙古王爷曾格林沁。

中法战争呢？这时候，清政府如果选择死磕到底，还真没问题。原因是法国太怂，而清政府的力量已经变强。洋务运动不仅造出了武器、养起了海军，关键是国家有钱了，所以打得起。但是，之前的一败涂地，已经让清政府患上了恐洋症。所以，但凡谈判能解决，也不会选择打仗。谈判肯定吃亏、肯定屈辱，但损失可以预期、成本也能承受。死磕到底，又磕出一个天平天国运动，咋办？

中日甲午战争呢？这是一场传统帝国与民族国家的较量。还是那个逻辑，传统帝国打仗要钱、民族国家打仗要命。所以，传统帝国打不过民族国家。

欧洲主要大国在1848年之后完成了民族国家切换，但就剩下一个奥匈帝国依旧帝国“雄风”。奥匈是一个温柔的帝国。所以，塞尔维亚这个撮尔小邦，才敢那么嚣张，杀了奥匈皇储、竟不认怂。塞尔维亚，敢挑衅法国、挑衅德国吗？这两个国家，即便是总统和皇帝惯着塞尔维亚，老百姓也不干。

传统帝国与民族国家的区别是什么？区别就是动员能力差了十万八千里。

甲午战争，大清当时的常备军能到110万，但真正上了战场、能够形成战斗力，却不到五万，主要是李鸿章的淮军一系。日本当时的常备军能到6万，还能动员二十万预备队。但是，日本投入的兵力是多少？是17万。

而打仗是要花钱的？即便死磕到底，也要买枪买炮、武装军队。即便号召勤王，勤王的军队也要吃饭。所以，勤王不止是忠诚的问题，还是钱粮的问题。大清打仗，主要是靠借外债。而日本打仗，则主要靠捐款和发公债。鬼子为了打仗，已经举国当了裤子。所以，钱的问题，大清没法跟鬼子比。

如果大清死磕到底，鬼子将死无葬身失地。这个立论成立吗？这么说不过分。因为日本在甲午战争中已经打得快要破产了。

光绪皇帝发个微博，告诉天朝子民，大家谁也不许动，就等着鬼子杀，累死他们。这么做，肯定能累死日本。正如当时的美国一家报纸的评论：中国就是不还手，让日本人杀，按一天杀一千算，日本也要杀1500年。

但前提是大清得举国抗日。然而，当时的大清却不具备这个前提。

再后就是八国联军侵华。慈禧选择死磕到底，但有本事别往西安跑啊，站在紫禁之巅，号召北京城的老少爷们儿死命干？但是，老佛爷辜负了老少爷们儿的期望，她先跑了。而号召各地勤王呢？东南互保了，朝廷发的圣旨被当成了“矫诏、乱命”，大清朝十几个省拒不奉诏。这时候，慈禧还能让谁来勤王？她能找到一个陕西省作为落脚地，就算不错了。

大清要死磕到底、诏令勤王，大清就需要完成民族国家的切换。

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立即完成了这种切换。甲午战败，不是日本变法成功、清朝变法失败，而是日本切换成功、清朝没有切换。甚至，日本切换成了一个变态加强版的民族国家，完全可以比照德国。简单说，就是极端的民族主义，突破理性、彻底放飞。民族主义的日本，已经举国变态。

1891年的时候，俄国皇太子、后来的沙皇尼古拉二世，到日本访问。因为日俄关系一直不好，所以一个日本警察竟拿刀砍伤了俄国皇太子。日本走的路，跟一战前的塞尔维亚差不多，塞尔维亚是杀了奥匈皇太子，日本是砍伤了俄国皇太子。但塞尔维亚有大哥罩着，日本当时却没有。所以，这相当于捅了马蜂窝。因为日本惹不起俄国。

天皇吓坏了，心里虽然恨不得弄死俄国，表面上却装得一心向俄，向俄国各种道歉、各种示好。日本人一看天皇装孙子了，然后举国一致地装孙子。甚至，连看破红尘的出家人都出动了，各地的庙宇和僧侣集体为俄国皇太子祈福。而一个27岁的日本孕妇，竟然自杀了，向俄国人谢罪。这种凝聚力，不是把俄国皇太子感动了，而是把俄国人吓死了。遇到这么个东西，还怎么敢它算账？

既然民族国家这么彪悍生猛，那么大清为什么不切换到这种状态？

答案是大清做不到。至于为什么做不到，看一看大清立宪就清楚了。

日俄战争，黄种人的日本打败了白种人的俄国。这是破天荒的大事情。对此，大清也震动了，认为这是有宪法的日本打败了没宪法的俄国。于是，大清开始搞宪政，咱们也要制定宪法、也要建立议会、也要给老百姓投票权。

大清搞宪政，派五大臣出国考察，弄得轰轰烈烈。然后，考察回来的大臣，就要向慈禧解释清楚啥叫宪法、有啥好处。这么大的事情，老佛爷不能一脑子浆糊。必须佩服大清官僚的政治智慧，人家完全从另一个维度把宪政解释通透了，不仅让老佛爷听懂了，而且还让老佛爷支持了。

五大臣汇报说：咱们弄个议会，去折腾官员，看着这两拨人互相掐；没出事，咱们只管收租子，这叫坐享其成；出了事，咱把官员一杀，这叫为民除害。所以，载泽说：宪政利君利国利民，唯独不利于官。这句话，慈禧听懂了。于是，大清开始搞宪政。

但是，慈禧给宪政加了紧箍咒，即“四不变”和“五不议”。四不变，是指三纲五常不能变、祖宗之法不能变、满族统治不能变、最高皇权不能变；五不议，是指军机处事不议、内务府事不议、八旗事不议、翰林院事不议、太监事不议。

通过这个“四不变”和“五不议”，就能知道大清为啥做不到了。

所谓“四不变”和“五不议”，这九条紧箍咒里，就一条最为要害。因为这一条直接与民族国家冲突了，即满族统治不能变。其他什么军机处、内务府、八旗，全跟这条挂钩。另外重要的一条是最高皇权不能变，与三纲五常、祖宗之法、翰林院、太监挂钩，甚至与军机处也挂钩。但是，最高皇权跟民族主义不冲突，日本就是例子。所以，最冲突的就是满族统治不能变。

宪政要解决的问题，是扩大统治合法性基础。相当于国家跟老百姓性签订了一份契约。这个契约就是宪法。传统帝国，是少数人统治了大多数人。所以，统治就跟老百姓就没啥关系，或关系不大。但是，扩大统治合法性基础的宪政，一定要让统治跟老百姓发生关系。

以前我们是母亲、你们是孩子，我们统治、你们被统治；现在我们是仆人、你们是主人，咱们一起统治。这就需要作为“我们”的政治精英，邀请老百姓参加国家政治生活。而普选制，就是政治精英发出去的邀请函。所以，不管邀请的范围是大是小，有就比没有强。

宪法制了、宪政搞了，而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你准备邀请谁？

法国政府和法国精英，能把德国人、犹太人以及英国人也邀请进来吗？所以，到底邀请谁的问题，必然要跟民族这个想象的共同体、跟民族主义这个现代意识形态发生关系。

大清朝的一个死结，就是满族这个少数民族统治了大多数的汉人。邀请满族，这不用你邀请，因为这伙人本来就在里面。邀请汉族，这一定出问题，因为汉族一直被统治。一人一票的话，咱们该听谁的？

法国人民能把法兰西第二共和国选成法兰西第二帝国，硬是把拿破仑三世这个总统选成皇帝。大清把权力交给人民，如果人民要重新选皇帝，你咋办？

于是，民族国家这件事，在日本就可以搞，而在大清朝就没法搞。

甲午战败的症结：不是洋务运动失败了、明治维新成功了，而是大清朝没有从传统帝国切换到民族国家。再之后的庚子之变，即八国联军侵华，大清还是这个问题。甲午战争的时候，大清做不到死磕到底、号召勤王，八国联军侵华的时候，更做不到。

啥叫民族国家、啥叫民族主义？概念、脉络太复杂。还是用例子最清楚。

“对也好、错也好，它都是我的国家”，这就是现代民族国家。在这种国家面前，宗教、神仙和上帝全都开边战。

信徒信神，一个关键是神不能犯错。没有哪家信徒天天跟人说：你看我家神，啥啥都每个准头、各种不靠谱，但我的信仰更加坚定了。

说这话的人，不是有信仰，而是有病。但民族国家就能让全体人民都有病：对也好、错也好，只要她是祖国、我就为她牺牲。

之前，战争是春秋战争，战争图财但不害命。之后，战争是战国战争，战争主要是害命。甲午战争打完之后，日本发了一笔横财。普法战争打完之后，普鲁士也发了一笔横财。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呢？战胜国惨不忍睹了，然后要赔钱；但战败国也倾家荡产了，然后没得赔。

因为完成民族国家切换之后，战争的性质已经彻底变了。但大清却没有完成这种切换，所以死磕到底只能把自己磕死、诏命勤王只能把自己改朝。近代以来，中国各种吃亏，而原因就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