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米亚战争：沙皇俄国的转折点

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阐述一下克里米亚战争为何会爆发。

角度一：从战争的起源来看，这是一场完全可以避免的战争。从克里米亚战争爆发之前的复杂外交运作过程来看，这场战争具有“错误知觉”的特征，这是一场各方都愿意看到的战争，又是一场没有做好准备的战争。

偶然的事件和人物点燃了战争的导火索。

事件：克里米亚战争缘起于俄国在1848年革命风潮中咄咄逼人之势。在镇压匈牙利革命时，匈牙利革命军中有四位波兰籍将军逃亡奥斯曼帝国，俄国要求引渡这四人，而奥地利要求引渡4000名匈牙利人。奥斯曼帝国均予拒绝，并且向英法求援。1849年10月，英法联盟形成。

英法联盟的形成使战争一触即发，如果此时出现才能出众的国务家，可能会通过高超的外交运作化解双方之间的敌意。

俄：非常不幸的是，圣彼得堡派出的全权大使与其说是一名外交官，不如说是一介武夫。奥斯曼帝国做出了一系列让步，宣布保障东正教会的各种宗教权利。但是，俄国大使缅施科夫在离开奥斯曼帝国之前写了一封极具挑衅的信，竟然说：“任何宣言之类，即使保障了东正教教会的单纯宗教权利的不可侵犯性，也是会被用来剥夺自古以来就公认属于这个教会及其僧侣并且现在仍属于他们的其他权利、特权和豁免权，因此帝国当局将认为这种宣言是对俄国及其宗教的敌对行为。”缅施科夫是一个急躁、傲慢的军人，对繁琐的外交和谈非常不屑，他宁愿以军事手段解决复杂的国际争端。而沙皇尼古拉斯认为，与英国就“东方问题”达成了共识，两国联手可以处理衰落的奥斯曼帝国。

法：最具有战争欲望的法国也并非真想发动战争，研究拿破仑三世的历史学家得出的结论是，到1853年秋天，法国驻维也纳大使也没有想到会发生战争，法国力促俄国和奥斯曼帝国和解，当然，俄国作为危机的始作俑者是要付出一些代价的。贝纳多特-施密特系统研究了克里米亚战争之前的欧洲外交运作，他认为：“沙皇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要什么，并且观察到欧洲并没有联合起来反对他，而不会放弃自己的要求，如果土耳其接受了这些要求，就会打破近东地区的平衡。拿破仑三世可能想要战争，但是却实施了一次具有和平意图的阅兵。

英：英国一开始毫无疑问是要求和平的，但是他并没有向俄国传递出要抵制后者要求的信号，而且必要时会使用武力，事实上，这鼓励了沙皇固执己见。

奥、土：奥地利的态度直到最后也是暧昧不明，而土耳其则玩了一场极好的游戏。

在这样的混沌的情势之下，避免战争也只能依靠奇迹了。”

从过程来看，维也纳和会确立的以国际会议解决大国冲突的机制已经难以运转。维持维也纳体系更多地依靠不完全信息的传递，甚至是彼此的威慑。俄国占领多瑙河两公国，这一行动让奥地利警醒，普鲁士也有所担忧。他们加入到英、法行列，起草了一份文件,即著名的维也纳照会，“意识到了俄国的所谓的合法要求并没有尊重苏丹的主权。”俄国的行动在很大程度上动了英法的奶酪，一国可以凭借军事实力而改变体系内的安排，而“必胜主义”的错误知觉也会让战争成为可能的战略工具。大国之间的战争无外乎利益、恐惧和荣誉，威慑能够有效果的前提是彼此的威胁具有可信性，引起对方的恐惧。然而，英法和俄国都关注荣誉，“沙皇尼古拉的失败之处在于他的荣耀感、对自身坚持事业的偏执以及对军事实力的信心使之拒绝了妥协”。而英法“决定不让俄国和平撤退，为了荣誉而坚持军事胜利”。最终的结果就是，“克里米亚战争”，这场大家都不愿意看到而且完全可以避免的战争，终于还是打响了”。

角度二：如果放在欧洲体系的宏观框架之下，战争的原因如同它所产生的后果一样，是维也纳体系内部矛盾不断累积和冲突的爆发。

第一，欧洲霸权争夺的中心发生转移。18世纪存在的北欧体系基本合并于以西欧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之中，波罗的海沿岸不再是争霸的战场，东地中海成为新的战场。“随着蒸汽动力的发展，英国不再依靠来自波罗的海的木材和船舶用品，俄国的大宗出口货从木材变为小麦，它的经济中心也从波罗的海沿岸各省移至乌克兰，他的生命线从桑德海峡移到黑海海峡了。”法国国力复原，拿破仑三世自我加冕为帝，但他不是一个合格的帝国管理者。为了拆散普奥俄的联盟，法国需要与英国合作。“东方的危机之后，夹在俄国和海权国家之间的哈布斯堡王朝占据核心的位置”，尽管奥地利的国力不足以扮演这样的角色，但是，梅特涅通过维系与英、俄两国的紧密关系，使奥地利成为维也纳体系中的核心国家，梅特涅本人也获得“欧洲首相”的称号。大国会议机制在某种程度上建立了欧洲治理的雏形。“在1854年，维也纳远离了俄国，直到12月2日，它与俄国的敌人缔约，这意味着1815年体系最后的遗迹消失了，这场外交革命的影响要远远比考尼茨时期要更加深远。再也没有喜欢维持现状的三强，也没有欧洲协调了在梅特涅去职之后，奥地利外交失去章法。奥地利和俄国关系的变化,使得“东方问题”成为维也纳体系中最为脆弱的一个环节。

第二，民族主义重塑欧洲国际体系的内涵。维系维也纳体系的保守主义同盟在1848年遭到重创，民族主义重新塑造了领土观念。迈克尔•曼说：“凡是在两个以上毗邻领土实行集中化的，都会导致一种有制约的多国体系的发展。因此，在多数情况下,国家内部权力的增长同时也是一种多国体系内地缘政治外交的改组能力的增长。”国家众多的公民对国家权力和国家政策的认同取代了对王朝利益的认同。民族国家的观念及其运动对维也纳体系产生决定性的冲击,从希腊起义开始，欧洲列强就被动地卷入到“东方问题”的旋涡之中。在欧洲人的观念中现代希腊被误认为古代希腊。埃及帕夏对奥斯曼帝国苏丹的挑战，又让俄国深深介入到“东方问题”之中。围绕黑海海峡的问题，欧洲国家签署了《伦敦公约》，“1840年的条约标志着奥斯曼帝国无条件加入了欧洲国家体系”。

第三，公共舆论在外交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除了土耳其人之外，克里米亚战争是一场没人期待的战争，那么，为什么它会爆发呢？”除了国家利益的争夺之外，公共舆论对外交的影响是国际关系中出现的新的因素。与现代民族国家成长相伴相随的是公民身份的崛起，“大革命的核心是一种崭新的公民身份观念：强调公民必须具有普遍、平等的地位”。与这种政治理念相伴的是商业报刊的兴起，19世纪商业报刊兴起后，一直是新闻传播活动的思想指南、制度安排和法律规范，商业报刊为大众舆论的兴起搭建了一个平台。随着俄罗斯介入巴尔干地区，英国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就出现了恐俄情绪，最直接的例证就是《彼得大帝遗嘱》，这份文件其实是一些波兰、匈牙利和乌克兰人伪造的，但是在19世纪之后，经过媒体的发酵，它已经成为“俄罗斯威胁论”最有力的证据。直到冷战期间，这份文件还被认为是苏联扩张野心的依据。“大众传播的到来，特别是19世纪大量发行报纸的兴起以及20世纪广播的出现，对于现代社会特有的互动经验与原型的模式具有深刻的影响。媒体塑造了俄国观：在英国人眼中俄国是西方文明、民主自由的威胁。但舆论并不一定反映真相,正如李普曼所言，“一个人对于并未亲身经历的事件所能产生的唯一情感，就是被他内心对那个时间的想象所激发起来的情感”。英国人将土俄于1853年11月30日发生的海战视为“锡诺普屠杀”，是俄国的野蛮行为。但是客观而言，这是俄国对奥斯曼帝国在多瑙河攻击的报复。公众舆论迫使得英国对俄采取了强硬姿态，议会授权英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调遣地中海舰队应对俄国舰队的威胁。可以说，“这是历史上第一场迫于媒体舆论和公众观点的压力而引发的战争”。

第四，宗教情结与帝国野心相互交织。恩格斯将这场战争视为“神圣的战争”，他认为，“对于双方来说，这是宗教狂信的战争，对于俄国人来说，这是实现传统的野心的战争，对于土耳其人来说,这是生死存亡的战争”。俄国将保护东正教徒视为一种天命。面对俄国的持续进攻，奥斯曼帝国的穆斯林对苏丹的妥协态度大为不满，宗教领袖要求苏丹要么对俄国宣战，要么退位。奥斯曼帝国从亚洲的游牧部落召集兵员，准备开战。尽管马哈茂德二世在位期间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但是一个军事权力与宗教权力相结合的国家，在短期内难以改变国家权力结构。宗教认同是国家建立之前最牢固的纽带。苏丹是穆斯林的精神领袖，他不可能违逆穆斯林的宗教情感与意愿，一味地追求和平。

然而，最初挑起宗教争端的既不是奥斯曼帝国也不是俄国，而是法国。1740年，法国获得在奥斯曼帝国境内天主教在圣地朝圣的权利，此后，由于法国经历了启蒙运动、大革命等剧烈的历史运动，因此淡漠了圣地保护问题。俄国在1774年获得对东正教的保护权，东正教借助俄国势力在巴勒斯坦不断强大。1849年路易•拿破仑当选为总统，他想建立一个帝国，但是遭到多方面的反对，于是便寻求天主教会的支持。1850年，路易派使者到君士坦丁堡，希望恢复拉丁教会在圣地的权利。在法国的重压之下，苏丹做出妥协。1852年，法国得到伯利恒教堂的钥匙，此时路易登基为帝,即拿破仑三世。圣地保护的纠纷在一定程度上是拿破仑个人政治野心的产物。拿破仑三世在圣地保护纠纷中采取的强硬姿态，是对俄国在“东方问题”上主导权的反制。从表面来看，克里米亚战争起源于东正教、天主教以及伊斯兰教之间的博弈，但是，在宗教对抗的背后是大国之间的权力政治。反法联盟在战后依然存在，但是法国已经不是欧洲均势的破坏者，俄国取而代之,尤其在1848年革命期间，俄国军队深入到中欧。俄国在中亚地区的持续扩张，对英国在印度的地位也造成潜在威胁。在苏伊士运河未开通之前，奥斯曼帝国是英国通往印度的重要途径。

第五，俄国在欧洲的扩张改变了欧洲权力的结构。维也纳体系建立之后，英国与俄国分别是大陆均势体系的两个平衡者，英俄关系对欧洲体系的稳定至关重要。18世纪末，英国就意识到俄国可能是英国霸权的潜在挑战者。但是在随后的拿破仑战争中，英、俄成为反法联盟的核心支柱。两国之间的利益冲突暂时隐没起来。

19世纪二三十年代，俄国在东方问题上频频得手，还试图与英国共同瓜分奥斯曼帝国，俄国占据了巴尔干半岛及其海峡地区，而英国获得在埃及和克里特岛的主导权。两大侧翼大国分属海权国家和陆权国家，对于“东方问题”的看法是不一样的：英国更看重欧陆的平衡，而俄国则偏重领土的控制。然而，“俄国即使是非常模糊的进攻性政策，也破坏了土耳其独立的必要的假象，挑战了欧洲列强集体对近东的裁决权”。

英国并不希望奥斯曼帝国崩溃。英国国内对保护奥斯曼帝国的独立地位争论激烈，大致可分为自由贸易论者和地缘政治论者两派。前者认为，俄国是英国的贸易伙伴，不论俄国是否在黑海沿岸扩张都不影响英俄之间的贸易，因此，英国不应为奥斯曼帝国这个异教国家的独立而与俄国交恶。19世纪中期，英国与奥斯曼帝国的贸易额超过俄国；当英国工业革命蒸蒸日上之际，欧洲大陆各国竖起了关税壁垒，各种保护性关税阻挡英国工业产品的流入，而奥斯曼帝国根据条约实行不超过5%的关税。因此,保护奥斯曼帝国的完整有利于英国工业品的流入。持地缘安全观的人则强烈要求英国遏制俄国在黑海的扩张。他们认为，如果放纵俄国扩张不仅威胁到英国在欧洲国际体系中的威望，将国际体系的主导权拱手让给俄国；而且俄国步步蚕食奥斯曼帝国,最终将会占领君士坦丁堡，而该地是世界霸权的支点。维护英国的海上霸权，就必须将俄国关在黑海之内。“帕默斯顿试图以理性文明的标准，在俄国和其他人类之间画一条线，将俄国赶出欧洲,也就是把俄国从波兰、波罗的海诸省、黑海沿岸以及高加索赶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