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圣君，百姓庸主

儒家的圣君，百姓的庸主。

我觉得用这十个字来评价明孝宗朱祐樘再合适也不过了。

朱祐樘跟他的父亲明宪宗朱见深一样，都是严格按照储君培养制度教育出来的大明皇帝。

朱祐樘，从5岁被立为皇太子到17岁登基，中间接受了整整12年的储君教育，时间长度和登基的年龄都跟父亲朱见深一模一样。

唯一的差别就是朱见深有四年的废太子生涯和经历。

事实证明，挫折和磨难才会让人真正的成长。朱见深也由此对人性的阴暗有了切身的体会，他靠着高超的政治手腕，通过恩威并施，既敢于放手，又知道制衡，关键时刻还能够随时翻脸，所以才拨乱反正，创造了中兴之势。

而没有经历过挫折的朱祐樘被儒家思想彻底洗脑。

他理想化的认为大明就是儒家经典中描绘的那个世界，只要有圣君和贤相就能够治理好一切了。

所以朱祐樘一上位就清理了一批不符合儒家贤臣人设的朝廷重臣，多达一千多名名声不好的各级官员都被朱祐樘赶出了朝堂。

然后朱祐樘就启用了包括丘濬、徐溥、刘健、谢迁、李东阳等人在内的一大批所谓的“正人”，将大明权柄拱手送给了文官集团。

朱祐樘是儒家眼中完美的皇帝，他非常勤政，除了天天坚持上早朝，甚至还增加了午朝，每天批阅奏章到很晚，从来不让宦官代劳。

朱祐樘还非常虚心纳谏，从不独断专行，非常体恤大臣，从不动用廷杖。

他勤俭节约，不兴土木，不近女色，专宠张皇后一个人等等等等。

总而言之一句话，朱祐樘在竭尽全力的去做那个儒家描述的理想君主——仁慈勤政，从谏如流，品德高尚。

从形式上来看，朱祐樘确实做到了一个明君该做的一切。

然而治国并不是演戏，治国需要实际的政绩来说话，最起码也要做到百姓安居乐业，国家安定繁荣，才能够被称为一代明主。

弘治十七年（1504年），也就是朱祐樘驾崩的前一年，内阁首辅李东阳受命前往曲阜祭孔，他给朱祐樘上了一道有关沿途所见所闻的奏疏。

在奏疏中，李东阳告诉朱祐樘拉舟挽纤的百姓衣不蔽体，荷锄耕作的农民面黄肌瘦，青州盗贼猖獗，江南浙东流民遍地，地方军队空饷严重，官仓中的粮食也只够10日之用。

如果不及时应对这些情况，后果恐怕难以预料。

朱祐樘看到奏章大吃一惊，他想到任命刘大夏为兵部尚书时，刘大夏曾多次称病推辞。后来朱祐樘坚持，刘大夏才吐露了心声，表示天下已经到了民穷财尽的地步，万一出乱子，兵部是要负首要责任的。刘大夏正是担心自己年老体病，能力不足以解决问题，所以才推辞的。

这次看了李东阳的奏疏，朱祐樘立刻就想起来刘大夏之前说的那段话，于是急忙召见刘大夏问个究竟。

刘大夏直言不讳的说：天下民穷财尽，问题就在于征敛无常。

比如广西取木材，广东取香药，每年的银两都数以万计。小事尚且如此，其他就可想而知了。

朱祐樘又问刘大夏军队的情况，刘大夏表示，士兵和百姓一样穷困，原因就在于将领们克扣军饷的比例居然超过了一半。

朱祐樘听完一声长叹，表示自己治国将近20年，居然不知道天下军穷民困，不配做皇帝啊。

从朱祐樘的这一番感慨，我们可以知道，他究竟被文官集团给糊弄到了什么地步。

朱祐樘可能永远都想不明白儒家经典告诉他的那些事儿，只有他认为是真的，也只有他在身体力行的去做，文官集团基本都是嘴上一套，实际另外一套。

朱祐樘太天真了，或者说，他18年的皇帝算是白当了。

刘大夏和李东阳因为敢和皇帝说实话，所以被史书称为贤臣。但问题的关键是，治理国家并不靠实话实说，而是要靠政策的落实推进。

孝宗一朝的常态，就是皇帝和大臣一本正经的在研究国家大事，大臣们畅所欲言，皇帝则从谏如流。走完这场秀之后，群臣高呼皇上圣明，然后决策发布下去。

但仅此而已。

一切事情仍旧按照文官集团内部的潜规则在运行，只有朱祐樘一个人在省吃俭用，拼命干活。

这样的圣主只是文官集团的圣主，却是百姓的罪人。

明孝宗朱祐樘，或许是一个好人，但他绝对不是一个好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