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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历史较世界其他国家的历史来说,传承性以及可延续性是比较强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每个王朝当时的统治者,或者是一些民间人士会撰写当时的史书。
而这一部分呢,史书恰恰就可以很好地还原当时王朝的真实面貌,使得中国的历史可以传承下来。在宋代及其以后的史书当中,还特别设立了奸臣传。这一点是其他的王朝所不具备的。为什么从宋代开始以后就设立奸臣传了?
一、专制主义在不断的加强,所以在整个的文化趋势之下,也是对于专制相关言论不断加强的
1、皇帝的权势是越来越大,专制主义也在不断地加强
之前的一些王朝,其实并没有设立过奸臣传,但是有没有对一些不好的臣子有过描述呢?其实是有的,只不过分布在各个部分。
比如说在先秦时期的一些典籍当中,零零散散的记载过,包括孔子所崇尚的春秋笔法,在四书五经里面其实都有很隐晦的提出一些奸臣。不过在中国的上古时期,以及在中古时期的前一段时期,人们是有对于奸臣的一个完整概念的。
只不过当时的概念,是局限于只有在暴君或者是一些昏君的统治时期,才会出现所谓的奸臣。一些明君所统治的时期,例如说在汉武帝时期,这样的臣子就几乎没有。
所以在上古时期的很多时候,比如说司马迁的史记以及班固的汉书当中,都没有特别的树立关于奸臣传这么一种题材。
大部分的奸臣以及佞臣都是存在于最后几个皇帝身上的。所以可以发现,不管是在西汉的描述当中,还是在东汉的描述当中,很多佞臣很多奸臣都是存在于整个王朝的中后期的。
这样的一种观念肯定是不完整的。因为对于所谓奸臣的定义,并不是说根据一个皇帝统治在内的一个国家的情况去判断的,有可能是时代发展的快速,会掩盖掉这些奸臣的一些行为。
所以在宋代以后的史书当中开设奸臣传,其实是一个合理性的行为,充分地说明,不仅在王朝的衰落时期才会有奸臣,就连在王朝的繁盛时期也会奸臣。
许多人们对于当时奸臣的概念会更加的清晰,而不会将奸臣的概念和国家的概念或者是与皇帝的概念捆绑在一起。
其实当时这样的一种新题材是比较好的,可以充分地说明当时整个国家内部运行的总体关系,但是随着中国古代君主专制的不断加强,这样的一种体系也往往会被一些皇帝所利用,尤其是一些不作为的皇帝。
所以从宋代以后可以发现一个很明显的点,一些皇帝的不作为,统统可以甩锅,给当时的一些所谓的奸臣。这些奸臣是真的奸臣吗?
不一定根据后面的历史对其人功绩的描述,这个人不一定是奸臣,只是皇帝甩锅的一个对象而已。一旦有一个皇帝开了甩锅这个,那么后面很多个皇帝都会随之效仿的。
所以最明显的就是在整个明清时期,很多佞臣,很多奸臣接踵而至,并且在整个明清时期皇帝的形象被塑造得更加高大,更加不可侵犯。
其实就有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在逻辑上就说不通,因为一个国家如果真的存在罪行那么严重的奸臣,按道理来说,国家的发展不可能呈现明清时期的样子。所以在史书的一些描绘当中其实是有一些臣子被背了黑锅的。
2、宋明清时期是比较崇尚圣君的
为什么在宋代以后专门设立奸臣,传来记载有关奸臣的记录,其实和当时的文化舆论,思想背景有很大的关系。
宋代的科举制发展得十分繁荣,超过了前代科举制的发展,并且将当时的科举制度成功地与社会下层真正的接轨,使得社会下层有大量的流动空间可以进入到上层。
最典型的一点就是宋代的很多丞相大部分都是科举出身,所以可见在整个社会表现的科举考试的公平性。当时这些从下层通过科举改变自己命运的人士,其实这个时候,对于宋代的统治者包括对于政府都是十分感激。
所以这些人想要通过奸臣传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爱国之情。除此以外,宋代也通过了扩大化的科举制度,将儒家思想进一步地渗透在社会下层。所以当时很多人是比较崇尚所谓的圣君思想的,因为圣君思想是儒家思想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说白了,在儒家思想的体系当中,圣君的作用就是一个象征的作用,也就是说,圣君必须要使完美无缺的,而这样的一个完美无缺,是通过下面有用的臣子去塑造的。当时宋代的朝廷当中,大部分的官僚都是科举出身,所以都是深受儒家思想很深的影响。
能创立出奸臣,传来塑造所谓的圣君,为一些皇帝去塑造一个良好的名声,其实这样的一个文化背景是可以被理解的。
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宋代的很多皇帝活得都比较憋屈,除了宋太祖和后面的宋神宗稍微好了点儿。其他的一些皇帝都是受当时主要的士大夫集团所制约的。
宋代总的来说,社会的文化氛围比较好,所以在修订《隋书》以及在修订《新唐书》的时候,其内容以及质量是可以被保证的。也是因为如此,《隋书》和《新唐书》在整个二十四史当中被认定的一些评价也是比较高的。
但是当时的随书被修订,并没有加入所谓的奸臣传,倒是在《新唐书》的修订当中加入了奸臣传,其中就有九个人被打入了奸臣传。
并且当时不仅仅是一些臣子被打入了奸臣的范围,就连一些皇帝其实也是进行猛烈的抨击的。从抨击皇帝的这一角度上来看,当时宋代的一些文化包容度的确是高,并且社会上总体的文化氛围也的确是好。在后来的一些宋史,辽史等史书上其实都相继地设有奸臣传。
二、奸臣传承的设置容易出现一些新的问题
1、奸臣传的设置可能会过分地抹杀一个臣子的功绩
“当太祖开国之初,胡惟庸凶狡自肆,竟坐叛逆诛死。陈瑛在成祖时,以刻酷济其奸私,逢君长君,荼毒善类……惟世宗朝,阉宦敛迹,而严嵩父子济恶,贪无厌。庄烈帝手除逆党,而周延儒、温体仁怀私植党,误国覆邦。南都末造,本无足言,马士英庸琐鄙夫,饕残恣恶……吁可畏哉!作《奸臣传》。”
尽管明史的一些史官说得很清楚,写进奸臣传的,都是一些误国误民的奸臣,并且这些编程都是残害忠良,勾结祸乱的人,是并不值得任何同情的。
但是这样的后果过分地抹杀了一个橙臣子曾经的一个功绩。因为他如果能从一个比较低的地位去做到一个比较高的高位上的话,说明还是有一定的踪迹可循的。不能够因为最后的结果,或者是因为过程中的一些问题,就去否定了之前所做的一些好事。
其实这也是为什么在整个明史当中,对于严嵩本人的一些判定,其实是有很大争议的。并且这样的设置极容易被工具化,就是容易被当时有权力的统治者利用。
所以如果一旦这样的形式被工具化,政治化的话,其实所谓的奸臣传就成为了一个完完整整的政治工具,并没有实际性的一些历史意义了。
2、原来没有设立奸臣传,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合理之处
在宋人写史之前,其实之前并没有出现所谓的奸臣传,对于一些奸臣的描述,大多都会随着皇帝的本纪或者是人物的列传加在其中。
这样的一种写法是比较客观的,因为当时史书既会写这个人做的不对的地方,也会写这个人做的对的地方。并且在最后的评价上,也并不是会进行绝对性的评价。
这一点司马迁的史记做的是比较好的。自己的评价就用自己的话写出来。另外,对于一些人物不会加入自己的评价,而是将整个人物在历史上的所作所为,一些功绩着重的描绘,主要交给后来人来评价。
这样书写起来的整个史书模式,是具有极大的历史参考意义的。这也是为什么司马迁本人其实并不是官方认可的史书,但是二十四史依旧承认他的地位。
但是这样的模式也有一定性的弊端,就是不能够准确地描绘出奸臣,也就是说在数量上可能会有所减少,比如在一些繁荣时代,可能这样的奸臣就会被整个繁荣时代所掩盖。
这其实对于早些时候的史书来说,是比较正常的。因为那个时候不管是文学体裁还是相关的史学体裁,并没有发展到一定的地步,所以在一些描述当中,还是以皇帝为中心进行描述的。
三、总结
史学的发展会随着整个社会以及国家的发展而进行发展,只不过在其发展的过程当中,可能会走一些畸形的道路,比如会被政治工具化等等,但是这样的一些道路再进行突破式的瓶颈发展,是可以被克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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