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晚期法治松弛与德治偏重的社会矛盾

东汉晚期除了名实相乖，法治松弛也是较严重的社会流弊。最主要的表现是滥用赦赎。

崔寔在其《政论》中描述说：“顷间以来岁且一赦，百姓忸饮，轻为奸非。每迫春节，檄倖之会，犯恶尤多。近前年一期之中，大小四赦。谚日‘‘一岁再赦，奴儿喑噁。’况不轨之民，孰不肆意，遂以赦为常俗。初期望之，过期不至，亡命蓄积，群辈屯聚，为朝廷忧。如是则劫不得不赦，赦以趋奸，奸以趋赦，转相驱踧，两不得息。虽日赦之，乱甫繁耳。由坐饮多发消渴，而水更不得去口，其归亦无终矣。”王符著《潜夫论》专写一篇为“述赦”，对其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今日贼良民之甚者，莫大于数赦。赦赎数，则恶人昌而善人伤矣……凡民之所以轻为盗贼，吏之所以易作奸匿者，以赦赎数而有侥望也。若使犯罪之人，终身被命，得而必刑，则计奸之谋破，而虑恶之心绝矣。”由此可见当时滥用赦赎问题之严重。

如果说，滥用赦赎破坏的是法律的威慑力，那么东汉晚期只具软约束力的规章制度或是被无视，甚或根本就缺乏。比如，官员因没有考核制度的督促而尸禄素餐。“今群臣之不试也，其祸非直止于诬暗疑惑而已，又必致于怠慢之节焉。设如家人有五子十孙，父母不察精愞，则勤力者懈弛，而惰慢者遂非也，耗业彼家之道也。父子兄弟，一门之计，犹有若此，则又况乎群臣总猥治公事者哉。”（《潜夫论·考绩》）

再如，官员缺乏严厉的奖惩措施而普遍渎职。“令长守相，不思立功，贪残专恣，不奉法令，侵冤小民。州司不冶.令远诣阙上书诉讼。尚书不以责三公，三公不以让州郡，州郡不以讨县邑，是以凶恶狡猾，易相冤也。侍中博士谏议之官，或处位历年，终无进贤嫉恶拾遗补阙之语，而贬黜之忧。群僚举士者，或以顽鲁应茂オ,以桀逆应至孝，以贪饕应廉吏.以狡猾应方正，以谀谄应直言，以轻薄应敦厚，以空虚应有道，以器暗应明经，以残酷应宽博，以怯弱应武猛，以愚顽应治剧。名实不相副，求贡不相称。凡在位所以多非其人，而官听所以数乱荒也。”（《潜夫论·考绩》）“今者刺史守相，率多怠慢，违背法律，废忽诏令，专情务利，不恤公事。”(《潜夫论·三式》）

其实，作カ一种学术思想，儒家的德治倾向固然不言而喻，但却并未対法治作用持否定恣度。孔子有言：“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孟子対舜父杀人，舜应如何的问題作答曰：“执之而已矣。”荀子提出应礼刑兼施。儒家的重要经典也都有类似的表述，如《易·噬嗑》象曰：“先王以明罚敕法。”《尚书·康浩》曰：“文王作罚、刑兹无赦。”《尚书·皋陶谟》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从上述儒家圣人及经典的表述中可以看出，无论儒家多么強调仁德教化的根本性，也还是給法治的补充作用留出了余地。

但东汉晚期的社会现实表明，对德教的强调是畸重，而法治则过于松弛了。这与儒学的官方意识形态化有密切联系。其原因在于，儒学的官方：意识形志化，使得政治思想领域内，儒家占据了理论界的霸主地位，有傲视别家的优越感和强权，而在国家政治重德教还是法治的根本问题上，儒家明确肯定德教的思想，其与法家的对立是明显的。因此，尽管在理论上，儒家政治思想対法治的作用亦持肯定态度，但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对法治的认可却总是处于被挤压的状态。与此相反，德教的言论再偏颇，也能被人接受。

董仲舒在贤良对策中云：“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这种“任德教而不任刑”的理论与东汉晚期“议者必将以为刑杀当不用，而德化可独任”的论调是一脉相承的。它们在现实政治生活层面被逐渐推向了极致，上述滥用赦赎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如王符所论“擒灭盗贼，在于明法，不在数赦，今不显行赏罚以明善恶，严督牧守以擒奸滑，而反数赦以劝之。”（《潜夫论·述赦》）所谓“数赦以劝之”，就是因为过于相德化的效果而轻视了法律的威慑作用。再比如，当儒家伦理观与法律条文发生冲突时，前者可凌驾于后者之上，东汉末年复私仇之风兴盛，替父报仇，为友复仇，因符合儒家孝、义观而受到普遍称扬，所在地方的官吏为免这些人的牢狱之灾，甚至不惜弃官以私自释放之。这就是中外不少学者提到的汉代法律儒家化，或称为儒学法典化的现象。

综上，儒学被官方意识形态化一一德治思想挤压了法治理念——法治松弛，构成了儒学的官方意识形态化与汉末流弊之法治松弛之间的因果链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