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佛学兴盛，官办寺庙遍地开花

中国有儒、释、道三教之说，其中儒家从严格意义上说，并不算宗教，中国本土的宗教应当属道教，不过从影响力来说，佛教远盛于道教！

造成此种局面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道教在东汉末期兴起，佛教兴起于公元前6世纪的印度，比中国的道教早了600多年！

在汉朝独尊儒术的情况下，佛与道的发展极为缓慢，直至魏晋南北朝时期，道学与佛学才真正迎来第一次春天，此时的儒家之说因门阀士族的专权，失去了实用价值。

学儒对仕途的晋升意义不大，士大夫文人开始追寻一种世俗之外的安慰，道学与佛学无疑是最好的慰藉对象，但佛学的真正兴盛并不是由汉族发起，而是当时来自北方的少数民族！

随后这种佛学之风，佛缘之信，从上层贵族扩散到下层百姓，从北方河西走廊弥散至南方江南小镇，中华大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兴起了一股佛潮！

此种巨大的信仰文化演变，渗透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佛学开始中国化，呈现出一种不同于印度生存状态！

佛学的兴起，动荡时代中的一份安慰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历史进入了最为混乱的杀伐，从曹丕建立魏国到杨坚灭掉南陈，在长达370多年的时间里，九州大地上演了一番番权力斗争的大戏。

在此种大背景下，儒家曾一直倡导的三纲五常、人伦君臣是显得如此苍白无力，天子宁有种乎？兵强马壮者为之！春秋战国时期的强权政治，再一次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社会不稳，人心难安，当时的人们急需一种超然世外的精神食粮来抚慰内心的不安，学佛、信佛、求佛成为当时的一种新潮流。

但佛教在中国的兴起并不是从底层而发的，也不是由汉族而兴起。

佛教的传入路线是从当时的幽云十六州、河西走廊传至长安，而这些地方当时基本都是少数民族聚居地，这些少数民族是最早接触佛法的。

在西晋历经八王之乱后，北方的少数民族纷纷入主中原，佛法的传播进一步扩大，相比于儒家思想，这些骑在马背上的民族更熟悉佛教。

虽然魏晋时期也有汉人信奉佛教，但都是以上层贵族人士和少数民族为载体，汉人出家为僧的并不多，这主要是因为佛学与儒学存在许多相冲之处。

儒家思想主张尊卑有序，而佛学主张众生平等；儒家思想主张积极入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佛学主张超然世外，无欲无求成大道。

显然，一个王朝如果想要开疆扩土，想要维护社会的等级秩序，儒家无疑是最好的思想工具，这也是为什么以前的汉人信佛并不多的原因，文化土壤决定了社会氛围！

西晋时期朝政腐败，士大夫文人们开始怀疑儒家思想的合理性，希望寻求一种别样的精神食粮，毕竟在那种黑暗的社会环境下，学儒只会让人越来越抑郁。

于是道学和佛学异军突起，且以佛学经义来补充道学在当时也成为了一种新的学术方法，随着北方少数民族的到来，佛学的影响力被进一步加深。

这种影响是巨大的，从吃穿住行到文化学术，从普度教化到经济发展，佛学受众之广，佛寺建筑之多，佛僧人数之众，前所未有！

此种变化既有底层大众的自觉追随，也有上层统治者的推波助澜，其中典制规章的佛文化无疑是当局统治者向佛之心的最佳注解！佛教无孔不入的渗透，官办寺庙遍地开花

法制是稳定社会的一个工具，中国古代法制典章出自君权，也受制于君权，其根本目的在于维护自身统治，解释皇权剥削的正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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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某一种文化中含有对当局统治不利之因素时，那么也是其被防范之开端，佛学便是其中的代表。

来自北方的少数民族，一方面希望用佛学教义来安定社会，一方面也时刻提防佛学中不利于统治的成长因子。

僧官制度的发展与完善，是将佛学置于政府管控的一种具体形式，是一种东晋十六国时期的后秦所确立起来的官方机构，时间大概在公元400年前后。

与此同时，北魏也在这个时间段确立了僧官制度，时间大概在公元396年至398年。

建立官方佛学管理机构，其根本目的在于将宗教信仰置于皇权之下，一是防止佛学对社会的潜在煽动性，二是更好地利用其中的某些佛学教义来安稳社会人心。

不得不说，中国古代的统治者对于宗教信仰的管控还是很合理的，如果稍微控制不住，演变为西方那种极端式教皇至上模式，也是非常有可能的！

在鲜卑统一整个北方后，佛学迎来了发展了高峰期，据《辨证论》记载：巅峰时期北魏的首都洛阳拥有寺庙1700多所，全国拥有200万左右僧尼。

面对数量如此庞大的僧尼，如果不加以政府管控，演变为西方那种教皇至上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而佛学的渗透在当时可谓不分高低贵贱，最典型的代表便是南朝的梁武帝萧衍。

由于僧尼众多，已经形成了一股不得不重视的社会群体，当局统治者会向寺庙提供土地，让其具备自给自足的经济生产能力，同时普通百姓也会将一些土地挂在寺庙名下。

倒不是因为这些人虔诚向佛，而是为了逃避赋税，除了进行农业外，当时的寺庙还进行商业经营，一座规模不小的寺庙甚至直接关乎当地经济兴衰。

据现代学者谢和耐《中国5—10世纪的寺院经济》的记载：南北朝时，寺局镇之中，镇以寺始，一寺兴废，系一镇盛衰。

佛教文化对于中国法治最大的影响，应该是斋戒日不执行死刑。

斋戒日原本出自《地藏菩萨本愿经》中的十日为禁杀日，一个月中有十天是不可杀生的，原本是指不可宰杀牲畜，后来延伸到不可执行死刑。

因为当时的佛教在中国的受众比较广泛，十日禁杀又是佛教中的重要教义，为了笼络社会人心，于是也就规定了斋戒日不得执行死刑，以上说法是目前比较被接受的主流观点。

佛教从两汉时期传入中国，到魏晋时期开始进入文化中心，东晋十六国及南北朝是佛文化发展的黄金期，佛寺广建，僧尼遍布于山野乡村，佛窟广造，如来正座于山岗斜坡。

举国从上至下皆形成了一股向佛、学佛、信佛之风尚，随后的盛唐依然继承此种风尚，并将其影响进一步加深。

佛学中开放、包容、善纳的宗教观念，无疑是深刻塑造了大唐之风貌！

笔者向来是赞同佛法中的一些普世价值观的，比如宽容、善纳、积德、福报，可笔者在搜集“佛学与法治”的文献中，却被当今的某些学者震惊到了、无语到了。

下面就借着“佛学与法治”的外衣，浅谈一下中国现如今对佛学的一些研究。中国如今的“佛学与法治”研究

控制变量法要求，研究一件事物对另一件事物的影响，就要保证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只对研究要素进行改动，从而得出对比的实验结果。

可纵观佛教与法治的研究，大多都停留在文化层面，佛学对法治的影响无法量化，无法用数据说明，那些自名为“佛学与法治”自嗨自雷的学术论文，真的像在说玄学一样。

论文通篇都找不到几个直接与佛学相关的司法例子，古文倒是引用不少。

尤其荒唐的是，有些学者竟认为废除髡刑、“十恶”入律都是与佛学有关，真的就是万物皆可用佛法解释之！

髡刑是指对犯人实施剃发的惩罚，和尚本身就没有头发，废除此项刑法却是佛学的功劳！解释为：佛学要求宽容，统治者废除此项制度是宽容的体现，是佛学的体现。

还有就是“十恶”入律也被认为与佛学有关，但实际上，刑法中的十恶与佛法中的十恶性质完全不一样。

佛学中的十恶：杀、盗、淫、妄语、绮语、恶口、两舌、悭贪、嗔恚、邪见。

中国古代刑法中的十恶则为：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

这两者一个强调自身修养，一个强调封建集权，就因为名字相同就被强行扯到了一起，不少学者还恬不知耻地用一大堆古文典籍，来佐证自己的空中楼阁之理论！

盐巴、酱油、胡椒放到面条里面能尝出味，儒释道三者对于法治的影响，能具体说出哪条法律法规是受哪家思想影响的吗？

不负责任的某些文人会张冠李戴的弄些古文典籍来佐证，抠字眼，打擦边球，没有依据地放大某一点，渲染某一点，逻辑经不起推敲，论据经不起细看。

结语：

时至今日，佛教的一些文化依然影响着华夏，在漫长的岁月中，至印度从西域而来的佛教完成了中国式的移植。

而道、儒两家在吸收佛教中的某些思想后，也形成了新的文化结晶，魏晋玄学，程朱理学中都有明显的佛学影子。

有些学者认为佛教对中国法治影响深远，但中国古代法治一直都是以周礼和儒家为指导思想，道家与佛教对于封建法律的制定，连影子都很难找到。

就算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少数民族政权，也是极力汉化，在国家法治中推行的仍然是儒家和周礼！

文化是法治的土壤，儒释道三者都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有影响，有些是看得见的，有些是看不见的。

看得见的比如饮食、医疗、服饰、诗词、风俗，看不见的比如民族品性的变化，法制典章的变化，这些都是比较抽象的，很难具体判定到底是儒家的影响、还是佛家的影响。

不过言归正传，佛家文化中所宣传的众生皆平等，宽容乐施的思想还是值得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