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宰相张九龄的预言看唐玄宗的用人失误

在选才用人问题上,有时宰相与皇帝发生矛盾,皇帝常常固执己见,不接受宰相的真知灼见,一意孤行,最后政败国乱,酿成难以收拾的局面。最典型的莫过于宰相张九龄与唐玄宗择相用人的矛盾。

唐玄宗是个先明后暗的皇帝,开元之治的辉煌,是他卓越的帝业成就,但也使他头脑有些发昏,到后期励精图志的雄心已经淡化,贪图享乐的欲望日见增强。他对政事能不管就不管,对那些求治进谏的宰相和大臣已感到不耐烦,总想找一个服服帖帖、顺从自己意志的人做宰相,自己既可撒手政事,又可安心享乐。

那个时代,只要皇帝有需求,就会有人出来迎合,吏部侍郎李林甫就是这等人物。李林甫虽然文化不高,但论奉承皇帝,搞阴谋诡计,耍弄权术,那可是绝对的高手,他既有先天的机警,也有后天的钻营,他把触角深入到皇宫的嫔妃那里,取得玄宗最可靠、最秘密的内情,因此玄宗的任何心事、隐秘、活动,他都无所不知,无时不晓。

故而李林甫每次奏对,都准确无误地正中玄宗内心,使玄宗龙颜大悦,更加欣赏和看重李林甫。唐玄宗见李林甫奉侍自己如此用心、细心、痴心、贴心、更是称心，便决意任用李林甫为宰相。但宰相一职不比一般官吏,唐玄宗特意征求宰相张九龄意见,争取他的支持。

张九龄不但有很高的文学修养,而且是唐代有名的直臣严相。他于开元二十一年(733)起任相,只有三年。他知识渊博,古今相通,具有朝廷官员少有的远见卓识,见人见物穿透力极强,因此他对李林甫的恶劣品德和行迹,早已洞察在心,看得一清二楚。

他也不怕得罪新宠李林甫,便直言劝谏玄宗:“宰相一职关系国家的安危,陛下如任用李林甫为相,臣恐怕将是国家之忧患!”寥寥几句话,分量很重,关系国家和玄宗的命运极大,是金玉良言。但这几句话显然有悖于玄宗之原意,是逆耳之言。

唐玄宗这时简直被李林甫迷住了,铁了心要以李林甫为宰相,对张九龄的话充耳不闻“说什么是国家之优患”,简直是耸人听闻,恶意中伤,因此,玄宗不顾张九龄的强烈反对,于开元二十二年(734)五月,下诏任用李林甫为宰相。

唐玄宗不听宰相张九龄忠言劝谏,错误地决定任用李林甫为宰相,其后果正如张九龄预见,李林甫祸乱了国家。李林甫为宰相,专权达十九年之久,他排斥异己,陷害忠良,杜绝言路,屡兴大狱,使朝政日趋混乱,使国家蒙受巨大损失。更为甚者,他为巩固权力,还引进一只狼。

唐玄宗为贪求边功,派重军驻守边镇,给节度使很大权力,节度使有战功,可入朝做宰相。玄宗这一政策,对李林甫是个很大威胁,他害怕宰相的位置受到挑战,因此,他想出一个对策,建议玄宗重用胡人,因为胡人既不知书,又孤立无党,对自己专权比较安全。

玄宗果用其言便重用胡人安禄山，安禄山之父是胡人,其母是突厥人,安禄山是个混血儿。此人之性极为残忍,但又机智灵活;此人骁勇善战,但又骄纵不羁。在一次作战中,因安禄山轻敌,兵败受押,解送京师,宰相张九龄批示处斩,但玄宗不识其人,只惜其勇,敕令免死,革去官职,用为白衣将领,仍带兵打仗。

张九龄要处死安禄山,不仅因其兵败,内中还有更深原因。他见安禄山桀骜不逊,将来必为祸乱,曾对人说:“将来乱幽州者,必是这个胡人小子。”为此张九龄坚持要杀安禄山,并对玄宗说:“安禄山丧师打败仗,依法不可不杀。臣观察其貌有反相,不杀必为后患。”

当然张九龄不是看相先生,他可能从安禄山骄纵不羁的野性透视其灵魂,预见他不是忠诚之臣、忠良之将,必为国之后患。

张九龄这一预言忠告,不但未引起玄宗警觉,反而指责张九龄枉害忠良，昏聩的玄宗这时已到了忠奸不辨的地步。不仅如此,玄宗最宠爱的杨贵妃还把安禄山收为养子。再加上安禄山手段狡猾,善于谄媚逢迎,更使安禄山备受宠幸,玄宗把安禄山视为安边长城,并屡屡升官,成为掌握河北、山西、辽宁西部军政、民政、财政大权的最为显赫之人。

安禄山野心勃勃,他见大唐政治败坏,军备空虚,便于天宝十四年(755)以声讨宰相杨国忠为名,自范阳(今北京市城区西南)起兵,公开叛乱朝廷,一路所向无敌。次年安禄山便在洛阳称大燕皇帝,后又攻陷潼关,京城长安大乱,玄宗被迫逃往成都,在路上又被迫缢杀心爱的杨贵妃。

从此,玄宗的伤心不断,且一天比一天严重。值得一提的是,张九龄已于开元二十八年(740)去世。在他去世后的十五年,即天宝十四年(755),玄宗流亡在成都,面对这种悲惨的局面,一方面在咀嚼着自讨的苦果,一方面想起宰相张九龄对重用李林甫、安禄山必乱国家的先知预见,心中极为懊悔,很自然地掉下几滴老泪。

为追怀张九龄,玄宗特派专使去张九龄老家曲江(今广东曲江)祭奠亡灵,并厚恤其家,还特别下诏褒赠:“正大厦者柱石之力,昌帝业者辅相之臣,生则保其荣名,殁则称其盛德…”这时玄宗无论对张九龄评说得多么好听、动人,都为时已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