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说秦始皇对旧世贵族的隐忍是灾难性的错误

君临天下的秦始皇，他的抱负宏大深远:将残酷的现实变成理想中的世界。

秦始皇的理想世界是:极力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在他的帝国，全面铺开业已证明是行之有效的郡县制度。

这样会带来两个“彻底”:一、彻底将权力收归中央，实现中央集权;二、彻底消除封建割据，弭平战乱。

根据现有的资料来看，他的这个理想，在帝国统一的初年，即获得了全面的实施。但左丞相王绾鉴于形势，提出了不同意见。

王绾这个人，我们所知甚少，史料也缺乏，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王绾是个有着丰富政治经验和卓越远见的人。

为什么下这样的断语呢?

根据记载，秦始皇用人有一个严格的标准，那就是“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起于卒伍”。

作为开国丞相，如果王绾没有过人之处，却身居高位，这是不可想象的。虽然限于史料，我们无法确切地了解王绾在统一战争中的具体贡献，但在帝国统一之后，他的卓越表现却有着明确的记载，

近来出土了大量的秦权(秦朝的科砣)和诏版人们发现，刻在其上面的铭文，有这样一段话:

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号立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嫌)疑者，皆明壹之。

大意是说，公元前 221年，天下归于一统，百姓终于可以过上安稳的生活了，于是帝国统治者称为皇帝。皇帝命丞相隗状、王绾负责统一帝国内部的度量衡工作。

这就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统一度量衡，右丞相隗状、左丞相王绾才是主要的推行者。

虽然《史记·李斯列传》说:李斯“更克画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把他说成是这一工作的重要功臣——事实是，这句话是李斯死前的自白，多少带有自我标榜的性质。

但通过上述出土文献，学者们多主张，李斯最多不过是重要参与者而已。包括统一货币、统一文字，应当都是在丞相的领导下进行的。由此可证，王绾不是一个可以等闲视之的人物。

王绾基于对现实的深刻洞察和理性研判，忧心忡忡地建议，应部分恢复“分封制”，作为郡县制的补充。

他认为，如果不委派重量级人物，比如王子们，前去镇守远离统治中心的六国故地，怕是难以消除那里的不稳定因素和臣服那里的人心。

这无疑是一颗重磅炸弹，在秦始皇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炸响。跟历次出台重大政策时所必经的程序一样，秦始皇将这一问题交给了御前会议。

讨论的结果是:“群臣皆以为便。”就是说，朝臣大部分同意王绾的观点。

唯独有一个人不同意，不幸的是，秦始皇支持了这个少数派。他就是李斯，战国时期著名的大儒一一荀子的门生，和韩非子是师兄弟，属法家学派，楚国人。 公元前247年来到秦国，李斯为秦始皇看中是因为著名的《谏逐客书》。

此人后来给帝国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这个后文再说，此时，他的官职是廷尉。

李斯针锋相对地指出，周朝分封数量众多的同姓子弟当封国国君最初还讲点情面，互相亲善。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血脉的疏远，这些原本肩负着“兄弟维城”之光荣使命的封国之间，竟然出现了这样一种局面:干戈相向，烽烟四起，你争我斗，有如寇仇。周朝从此陷入不可收拾的四分五裂之局面。

“帝国要重蹈这个覆辙吗?”

面对李斯咄咄逼人的反问，此时的朝堂之上，惊人的寂静压倒了一切，因为他说出了基本的历史事实。

李斯接着说，避免重蹈这个覆辙的唯一办法是，推行郡县制，实现垂直管理。

如何垂直管理法呢?

将税赋收归中央，将人事任免权收归中央，再由中央发工资给各级官员，完全掌握他们的人事任免，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中央对地方的有效控制，达到长治久安之目的。

秦始皇支持了李斯的意见。于是，郡、县、乡、亭，这个新式的行政层级，自此出现在这块古老的大地上。

帝国最初划分为三十六个郡，之后随着疆域的拓展和郡治的调整最多时达到四十六个郡。

应该承认，李斯的一番话，很是契合秦始皇对历史的观察:他不能眼看着他生前的历史在他身后重演，他更不能亲手留下这样一个机会未来某一位杰出的人，模仿他和他的祖父辈所做过的事。

这是雄心壮志的秦始皇所不允许的，也是他所不能接受的。历史会证明这场革新的积极意义。尽管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如酬灵一般的分封制，还会重临人世，间歇性地发作一番。但它们无论如何都无法撼动这场革新所打下的牢不可破的基础。

相反，那些附体的幽灵，比如汉初的七国之乱，西晋的八王之乱它所带来的，除了鬼哭狼嚎和生灵涂炭之外，什么也没有剩下。

这场革新就是法家所极力倡导的、秦始皇所一直憧憬的中央集权制。

秦始皇甚至连试点都不做，就在帝国范围内全面铺开他的郡县制。

因为试点工作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人替他做过了。这个人就是商鞅。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顺理成章地将这一工作推向全帝国。

问题是，尽管这场革新有着重要作用，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随着不可知因素的出现，其基础不稳固的致命缺陷，彻底暴露了出来，并且最终演化成一场无法挽回的灾难。

这是秦始皇无法预料到的。

狮子终究奈何不了蚊子，这真是可悲可叹的事。

朝臣们一致认为:帝国虽然实现了统一，但六国旧贵族势力依然强大。而强大的旧贵族势力因为怀念逝去的荣耀，自然满腔仇恨。因此，定在某个秘密的角落，从事某项极为危险的活动——颠覆帝国。不能不防，这就是朝臣们的结论。

这个不能不防的担心，后来竟成了历史的真实。

西汉初年,有个叫娄敬的人,因为对大汉有功,刘邦遂赐他国姓——刘，历史上又称为刘敬。

刘敬亲身经历了六国的复活，残酷的楚汉战争，亲眼目睹了如巨人般的秦帝国轰然倒塌。因此，他曾对刘邦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而正是这句话，恰可以成为王绾具有非凡之远见卓识的佐证。这句不一般的话是这样说的:

“夫诸侯初起时，非齐诸田，楚昭、屈、景莫与。”

齐国本是姜姓天下——始祖姜子牙,历史上著名的“田代齐姜”(公元前391年，齐国权臣田和把齐康公赶出临淄，放逐到海边的一个小城)之后，齐国就成了田氏的天下，田氏自然成了齐国的王族。

而楚国的王族根据史料记载分为三个分支，这就是昭、屈、景。

刘敬所提到的这些旧世权贵，远离秦帝国的统治本部，本来就满怀怨望，难以驯服。巧的是，陈胜、吴广的揭竿而起，给了他们千载难寻的复国机会。

于是，项梁(楚国名将项燕的儿子)、景驹趁机起于楚;田谵、田荣、田假起于齐;“燕故贵人、豪杰”起于燕。

曾被秦国悉数扫灭的六国旧人，以恢复故国相号召，有冤的报冤，有仇的报仇，手忙脚乱地行动起来。就在公元前209年(秦二世元年)，除韩国外，楚、赵、齐、燕、魏全部复活。

天下纷争之势，无可辩驳地验证了王绾的正确性。

秦始皇一心想避免祸遗子孙，没想到在他死后仅一年时间，烽烟四起的残酷历史竟然就重演了。

应当说，秦始皇不是一个一叶障目的人，他理当意识到分裂势力的存在，况且王绾也提出了这个问题。

而他所以一意孤行地坚持己见，最大的可能是他过分地自信。

秦始皇自信满满地认为，只要祭出他那匠心独运的统治方式，便可以达到“分封制”所能达到的效果。

最为关键的一点是，据此亦可省去“分封制”有可能遗留的制度性缺失——诸侯并立。

这个匠心独运的方式，就是带有恫吓性的、经常性的出巡。帝国也因此大规模修建了便捷的交通系统——驰道，基本可以实现快速灵活地调度部队，指哪打哪。以及严密的户籍制度

然而事实证明，这一奇特的方式并未奏效。

公元前 220年至公元前210年，在这十年中，秦始一共出巡了五次。就是说，秦始皇不辞辛苦，平均每两年巡视一遍他的领地，行程已是相当密集了。

而且燕、齐、楚旧地向来是他巡视的重点，这就足以说明秦始皇对这一问题的重视。

但至公元前212年(秦王政三十五年),公子扶苏依然对秦始皇说:“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

至秦二世继位初年(公元前209年)，胡亥也不得不亲口承认:“黔首未集附。”

而所谓便捷的驰道系统，就如一般双刃剑，既能为我所用，也能为敌所用，乃至于被人刨了路基去，等于是无用。

至于严密的户籍制度，导致层出不穷的隐姓埋名式的逃窜，亦使它成为一纸落不到实处的空文。

这就是秦始皇过于理想化的结果，他未能在制度层面对这一问题给予足够的重视。

导致帝国骤然瓦解的祸根，就此埋下。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王绾的建议虽未被秦始皇接纳，但在西汉初年却为汉高祖刘邦全盘付诸实践，对汉初政治局面的稳定起了相当巨大的作用。

刘邦推出“强干弱枝”的政策,“徙齐诸田、楚昭、屈、景及诸功臣家于长陵”。在此基础上，以郡县制为主体，在地方行政方面，增加“置王”制度，以强化统治。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郡国并行”制。

置王的重点地区就在燕、齐、楚，全境划分为燕、齐、楚、吴、淮南、长沙等十个诸侯王国。

刘邦吸取了秦帝国的教训。

不过，有历史学家把“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这一政策，亦看做是秦始皇削弱地方豪强势力的重要举措之一。

秦始皇此举的意图，经济层面的考虑应大于政治层面。就是说，更多是为了复苏关中的经济，比不得刘邦的“强干弱枝”

因为秦始皇徙的是“豪富”，而不是刘邦针对性极强的“豪强”。一字之差，就点出了各自政策着力点的不同。

结果，咸阳是“市张列肆”，热闹非凡了，无数的炸弹却因此遗留在了田间地头。秦始皇不曾意识到要对旧世贵族动些手脚，这是英明一生的秦始皇所犯下的最大失误，也是最为灾难性的失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