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满文化的融合

从康熙十七年（1678年）至二十二年（1683年），是清朝历史上又一个极其重要的时段。此一时期，清朝大幅度调整对汉族士人的政策，继荐举山林隐逸后，十七年特开鸿博，十八年开《明史》馆，期望通过这一系列举措争取敌视朝廷的才高名重之遗民与其合作。此一时期，清朝大局亦发生甚大变化。政治上，在此前确立的对全国统治的基础上基本实现了全国的统一，初步呈现出稳定祥和的盛世气象；经济上，封建经济全面恢复，人民安居乐业；文化上，民族矛盾大大缓和，满汉文化趋于整合，遗民社会解体，遗民渐由拒仕清廷而走向与清廷合作。

康熙十七年，清廷诏举博学鸿儒科，此纯为一代“抡才大典”、定天下之大计，意在网罗遗民硕学、收揽人心。与乾隆丙辰之词科，名同而实异，康熙之己未词科诏举十三藩未靖之时，故其殊非太平盛事。就推荐者来看，虽杂流卑官亦许呈荐；就被荐者来看，多为年事已高之遗民，虽故明情结依浓，清廷并不介意，盛名之士无不揽取。此次特科的考试氛围更是别有意味，被荐举者人体仁阁，先赐宴，后给卷，俨然游宴气象。取才之宽亦无以复加，至京而不入试者如傅山、杜越亦授职放归；入试而故不完卷者若严绳孙，仅作一诗以应付，亦予以入等。按照阎若璩的意思，在录取的50人中“独许吴志伊之博览，徐胜力之强记而已。如李天生，谓其杜撰放事；汪钝翁，谓其私造典礼”[36]。取才如此之宽，盖因清廷循名求士，大都非士之有求于朝廷。对于被荐而不应征者，圣祖都能宽大体谅，并不追究。其时被荐遗民为保全遗民身份，必须守住作为遗民的底线：不事二姓。故拒征者大有人在，如顾炎武被荐时，表示：“人人可出，而炎武不可出”，“七十老翁何所求，若必相逼，则以身殉之矣。”[37]傅山、黄宗羲、李顒等皆以“患病”拒应。殊堪注意的是，遗民拒绝的策略和方式颇可玩味。遗民们一定明白，他们任何蔑视朝廷的选择都会轻易地激怒皇帝，因为新朝招揽遗民高士为己效力，从来都是该朝合法性得到认同的标尺，何况是作为少数民族入主的清朝。故而，遗民们显然不能将个人的真实意图直接表达。于是，“患病”便成为遗民常用的托辞了。当然，清廷没有也无需对“真病”亦或“假病”予以追究，因为“鸿博”之举本来就是一种象征意义。“平藩”战乱之际而急于举行如此规模的特科，所网罗者多为骨鲠苦节的遗民高士，取才极其宽泛，氛围恰似游宴——在在显示出此次词科的象征意味。职是之故，圣祖才能以宽大之怀善待遗民，将羁縻政策的底线设在“不反即顺”的尺度上，即使遗民百般坚辞拒征，也能不愠不怒。显然，圣祖不过将遣民视为一种象征性资源，利用遗民在民间社会的学术和人格上的声望向汉人社会展示怀柔之胸襟。

己未词科名为揽才实为揽心，是故，真正第一流的人才并未得到，只不过二三流的学者被收入彀；但“揽心”的效果确然明显。毛奇龄是一很能说明问题的个案，他本为一耿介之遗民，清初参与抗清斗争，兵败走山寺为沙门，作《续哀江南赋》、《白云楼歌》，寄托故明之思。清圣祖政策调整，受感化而应征鸿博，以一等而授翰林院检讨。二十年（1681年）三藩戡定，他写下《平滇颂》献给圣祖。奇龄由前之苦节变为后之“媚于旃裘”，颇为后人訾议。康熙十八年（1679年）顾炎武曾云：“庄生有言：‘子不闻越之流人乎？去国数日，见其所知而喜；去国旬日，见所尝见于国中者喜；及期年也，见似人者而喜矣。’余尝游览于山之东西、河之南北二十余年，而其人益以不似。及问之大江以南，昔时所称魁梧丈夫者，亦且改形换骨，学为不似之人。”[38]可见己未词科之后，遗民失节者颇有其人。其实，顾炎武对于应试入士的遗民并非不能接受，如其高足潘耒一举高中，他曾寄信说：“吾弟今日迎养都门，既必不可，菽水之供，谁能代之？”[39]表现出“同情的理解”，仍然是“师门之谊甚笃”[40]。其至交朱竹垞试后被授予翰林院检讨，与亭林显隐殊途，操守有异，但亭林并未与其断交，更无苛责之意，康熙十八年亭林于山西定居，画室里居然挂着竹垞新撰的楹联。此外，亭林知交中尚有李因笃，亦未因应试而为亭林唾弃。当时鸿博招来“一对夷齐下首阳”的物议，从侧面反映了士人归顺之状。史载“康熙丁巳（十六年）、戊午间（十七年），入赀得官者甚众，继复荐举博学鸿儒，于是隐逸之士亦争趋辇毂，惟恐不与”[41]，殆无疑义。

己未词科后，清廷接着重开明史馆，以鸿博录取之人悉数入馆撰修明史。戎马倥偬之际而急于重提修史，用意纯为深刻，此亦为圣祖收揽人心并藉以证明清朝继统合法性的重大举措，意不在修史本身。遗民对于康熙帝所举行的这两件事，态度上判然有别。对鸿博之举全然拒绝，而对修史之举予以配合，其中颇有深意可探赜。汉人学者“对于故国文献，十分爱恋，他们别的事情不肯和满洲人合作，这件事不是私众之力所能办到”[42]；此外，以遗民而修明史还可寄托故明之思，存史以报故国、定是非。黄宗羲曾对其应征入馆修史的弟子说：“一代是非，能定自吾辈之手，勿使淆乱，白衣从事，亦所以报故国也”[43]。不食朝廷俸禄以布衣修史的万斯同亦云：“吾前所以辞史局而就馆总裁者，惟恐众人分操割裂，使一代治乱奸贤之迹，暗昧而不明耳！”[44]由于清廷的修史之举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遗民士大夫的愿望，所以许多遗民对此并没有反感，而是鼎力襄助，倾其所藏，“捆载入都，储于邸舍，互相考索”[45]。但为免遭物语，又不能亲入馆局，局外襄助既可以实现自己的修史心愿，又能够守持遗民身份，诚为一举两得的上佳之策。黄宗羲本拒应鸿博，亦不应修史之征，但朝廷聘其门生万斯同及其子百家“入馆备顾问”，两征其意见，答口：“国可灭，史不可灭”，支持后辈“以布衣参史事”。黄宗羲在馆外对修史亦多所助益，不仅将《大事记》、《三史钞》呈送史馆供以采择，而且“虽未预修史，而史局遇有大事疑事，必咨之”。顾炎武虽拒绝了征聘，却常被“史局咨之”[46]。顾、黄二人与史馆人员多有书札往复，商榷讨论，多所建言。如黄宗羲在《移史馆不宜立理学传书》中提出道学无以为名，《宋史》立道学传乃元儒之陋，明史不宜立理学传，为史馆采纳。他们以一种边缘的姿态进行着与清廷有保留的合作。

清圣祖的修史之举确然颇见成效，不仅撰修出一部内容详实、体例允当、取材丰赡的《明史》，而且在前此鸿博羁縻遗民士大夫的基础上，进一步消融了遗民士人的民族情绪，遗民们的态度发生了质的蜕变——由当初之骨鲠而趋软化。如李顒当初誓不仕清，鸿博之征，以“绝粒六日”，拔刀自刺相拒，后反锁荆门，隐居独处。但圣祖西行途经陕地，传旨召见，并赐匾褒奖，御书“操志高洁”。李顒感慨万千，嘱其子代为谢恩，并不时告诫弟子：“不可语及朝廷厉害，官员贤否”，昔日激情全然消泯[47]。黄宗羲于其子侄辈，虽曾谆谆以忠义相规劝，然此时其子侄入仕，亦能宽厚待之，不复以忠义绳其子侄。当清廷征聘其子的时候，黄宗羲以为：“昔闻首阳山二老托孙于尚父，遂得三年食薇，颜色不坏。今吾遣子从公，可以置我矣。”[48]此处“可以置我矣”一语最可发人深省。他是在吁请当局设法保全自己，也是承认清朝的一种表示，从而对晚辈之为清廷帮衬已不介意。康熙十九年（1680年），史局总裁徐元文复向圣祖荐举宗羲，以礼敦聘，宗羲虽称病不应，但其态度已趋于缓和，在复函中称：“羲蒙圣天子特旨召入史馆”，只因老病缠身，望“圣天子怜而行之”[49]。是年黄宗羲著《破邪论》，甚至欲以“一碳之光”向清廷敷陈己见。书中又将《取士》、《田制》更名为《科举》和《赋税》，使其所论更切合清廷需要。再以是书与上引《移史馆不宜立理学传书》并观，问题就很清晰。后书中黄宗羲每多“颂圣之词”，如称清为“圣朝”、“国朝”，称清圣祖为“圣天子”，称清兵为“王师”，甚或采用清朝正朔。至此，从《留书》到《明夷待访录》再到《破邪论》和《移史馆不宜立理学传书》，清晰地透视出宗羲自清初以来的心路历程：由抗争到徘徊观望，再到弃守遗民立场。顾炎武晚年亦开始动摇，康熙十九年，竟上书史馆，请求当局将嗣母王氏节行载入史籍[50]；康熙二十年，重病之中还向“蓟门当事”建言“治世”之策[51]。傅山当初力拒鸿博之征，身为县令的戴梦熊乃当年遵命负责其应荐考试的主管，晚年傅山却写信托孤于他，一改从前应征时对他的小合作态度，表明傅山对清廷态度的微妙变化。

时值康熙十七年（1678年），距明亡清兴已有30余年，遗民社会已经历一代人的更替。有着易代之痛的遗民尚且能与新朝有条件和限度的合作，何言没有易代经历的后辈新进和遗民子弟。阎若璩、胡渭就属于后辈新进的代表，当清廷定鼎中原时，他们不过十岁上下的孩童，纯为清朝统治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士人。他们对易代的印象来白故明遗老的言说或其他间接的途径，严格地说他们称不上遗民，但由于他们或因易代而屡遭颠沛，有精神创痛；或因父祖和师承的陶染而别具气骨，多少会有些遗民情结。但受靖圣祖怀柔政策的感化，其遗民情结也逐渐消失，最终认同了清朝的合法性，由反清而附清了。如阎若璩应鸿博之征，落第后留居京师，作了大学士徐乾学府邸的上宾，绝不似那些孤臣孽子。约略康熙十七年以后，遗民子弟的入试与入仕似乎成了不可遏止的趋势了。顾炎武最“坚卓”，其二甥却为清显宦；

弟子潘次耕，亲兄备受惨毒，亦俯首为清臣”；吕留良持华夷之辨不变，却阻止不住其后人之入翰苑；王夫之于诸家中最晦，其子则以时文名。真正是“遗民不世袭”了[52]。遗民子弟的入试与人士，诚然是得到遗民的认可或默认的。如黄宗羲不仅“遣子从公（按：指徐元文）”，还向徐元文荐其孙[53]；顾炎武对其三外甥效力清朝而为显宦，似乎从不置一词；甚至耿介如王夫之，其四个儿子和八个孙子中，除其中四人夭折外，或只王攽未曾从事科举[54]。要之，康熙十七年之后，确乎出现了“一队夷齐下首阳”的社会现象，表明圣祖招揽人心和整合满汉文化政策的成功。

历史演进至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距靖之入关定鼎中原已整整40年，以20年为一代计，已经历两代人的更替，时移世易，出生于明万历年间的遗民大多辞世，他们的子弟又相继入仕，这样，遗民社会走向解体，淡出清初历史。此后，虽然遗民情结仍不绝如缕，但毕竟已成历史绝响，满汉文化在中华文化的大背景下业已整合，清代步入康乾盛世之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