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经注》：经典的偶然性

《水经注》槐荫草堂藏版和郦道元像（资料图）

我一向认为，好的散文比好诗更难得，因为诗可以苦吟成章，可以惨淡经营，可以孤行己意，美文却是偶成的，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余光中说写诗仿佛跳舞，写散文如同走路，跳舞当然比走路更要技巧，但走路走得好看，却必须风姿天然。而郦道元的《水经注》，就是一部风姿天然的散文佳构。

先说天时。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曾说：“郦道元撰《水经注》，本无意为文，可千载之下，竟成为文学史家不能绕开的题目。”“无意为文”四个字，点出了《水经注》的经典性所在。

郦道元是北魏官员，后来因事罢官，于是集中精力注《水经》。北魏不重教育，其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具有极强的家族性，文人之间的交游甚少，这就很难像唐宋、明清那样，在社会层面形成一个知识与艺术的“公域”。郦道元写《水经注》，既无助仕途，又不能博名，纯粹是兴趣驱使，此即前述“无意为文”的背景。在后世文论家看来，“无意为文”是一种高妙的文境，可事实上，处身“公域”之中，写作者总是很难摆脱身份意识或表演性因素，譬如苏轼的古文在艺术性上明显不及其尺牍、笔记，究其原因，便是为身份意识所累。要真正做到“无意为文”，非人力所能勉强，顾随对比《水经注》与柳宗元的山水游记散文，以为前者自然而后者不自然，前者“如生于旷野沃土之树木”，后者“如生于石罅瘠土中的树木”，说到底，问题并不在才力，而在“公域”的有无。因此，郦道元所处的文学环境固然不佳，反过来看，却也成就了《水经注》。

次说地利。郦道元生活在一个山水诗的时代，从两汉到魏晋六朝，山水诗正代替谶纬之学而成为一种新的天人交感方式。《水经注》由一条河流写到另一条河流，由一座山写到另一座山，依循地理线索，遍考发生其间的故实、传说，仿佛将自然视作一个巨大的生命体，每条河流都是它的血管神经，充分体现出当时文人带有玄学或神性色彩的自然观。但是，一方面是文化上的南北隔绝，另一方面是《水经注》的体例所限，郦道元的写作风格与南朝的诗人们有所不同。晋宋的山水诗仿佛写意的水墨画，《水经注》却兼顾了写实与写意，其文风具有一种诗性的精确，这是智识、想象力与修辞能力的结晶。章太炎对郦道元的“卧游江山”颇有疵议，以为《水经注》中涉及南方的部分错误甚多，但是，若仅从文学角度看，郦道元能借由文献资料建立一个想象的山水世界，且描摹精确如微雕版画，这本就是一种极为强大的综合能力。

再说人和。南北朝时期的文学以骈体胜，但其散文也别具风韵。骈文是另一种形态的诗，由骈入散，正如余光中所说，是“出险入夷”——擅长跳舞的人，走路总不会太难看。后世史家为苏轼评韩愈“文起八代之衰”的断语所左右，每以为骈散文体犹如冰炭不能同炉，桐城派文人更是严守忌骈俪的修辞戒律，其实许多重要散文家的创作均得益于骈文训练，如陶渊明、杨衒之、郦道元等皆是，六朝以降，韩愈、欧阳修也都是例子。从文体角度看，大抵工骈体者重装饰甚于实用，易流于堆砌雕琢，缺乏文气和筋骨；工散体者则重实用甚于装饰，若文风过求雅洁，则显得有骨无肉。《水经注》的行文奇偶参杂，兼具骈散之善，如书中写发源于修武县的清水：“竹柏之怀，与神心妙远；仁智之性，共山水效深，更为胜处也。其水历涧流飞，清泠洞观，谓之清水矣。”这样的文风，在装饰性与实用性之间找到了一种极致的平衡，即使放之整个中国散文史，也是罕有的。

重读《水经注》，我所看到的是经典的偶然性。它当然需要写作者具有不凡的才思、广博的知识，并投入巨大的精力，但同时也需外在因素的共同成全。因此，经典必定是被反复模仿却又终归难以复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