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生育率背后高龄产妇十年翻一番，产科医生如何应对

从业近30年，产科医生顾蔚蓉注意到近年来临床上的一个现象：伴随低生育率的出现，临床上高龄产妇（备注：年龄35岁以上）比例在明显增加，合并症的风险也在不断地增加，“这也是国内诸多大型产科医院面临的主要问题，对我们的接诊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顾蔚蓉是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产儿科主任，这家医院也是上海三家三甲产科专科医院之一。近年来，在这里，高龄孕产妇已占据20-25%。而在2011年，这一比例大概在11%，这意味着10年来几乎翻了一番。

顾蔚蓉医生的产科门诊，她是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产儿科主任。澎湃新闻记者陈斯斯图

“譬如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疾病、免疫系统疾病等，高龄孕产妇更容易出现这一系列合并症，这类人即使没有怀孕也存在疾病风险，一旦怀孕，她们在早产、流产方面的概率更高。而很多合并症的出现，预示着孕期健康管理特别重要。”顾蔚蓉表示，正因为高龄产妇比例增多，不确定风险因素增加了，很多问题不单单是产科医生可以独立解决的，越来越多地需要其他科室，甚至是其他综合性医院医生的帮助，包括内分泌科、风湿免疫科、辅助生殖科、肿瘤科等，而对于产科医生来说，能及时识别产妇孕期的风险是最重要的，但这一切有赖于不断的学习。

高龄孕产妇比例增长之外，现有生育人群对于医疗服务的需求也在同步提升。“一方面，产妇对医院的硬件环境设施要求高了，很多孕妇并不满足于多人一间的病房，还要求有配套的淋浴间，产后也希望能去月子中心休养，另一方面对医务人员的医疗服务的要求更高了，更加关注生孩子过程的舒适感。”顾蔚蓉说。

现状：高龄产妇10年来几乎翻了一番

5月中旬的一天上午，在产科专家门诊中，顾蔚蓉总共服务了15名孕产妇，其中30岁以下的仅有3个，高龄产妇却有8个，最高年龄者达到40岁。

“从临床上来看，女性生育第一个宝宝的年龄相应有所推迟，30岁以下生育一孩的人过去多，现在少了。”顾蔚蓉表示，这一情况或与现在大家的生育意愿有关，或是受到国家生育政策影响，如果一孩生晚了，二孩、三孩政策开放了之后，生多孩的年龄则会更晚，高龄生育的风险也就会多了。

顾蔚蓉进一步表示，在该院高龄产妇占比20-25%。而在2011年，这一比例大概在11%，这意味着10年来这个比例几乎翻了一番。

高龄生育可能存在哪些风险？顾蔚蓉举例说，拿子痫前期来说，这是一种在孕20周以后出现的妊娠并发症，会增加孕产妇及胎儿死亡风险，而糖尿病、高血压、肾脏疾病、自身免疫性疾病等这些都是子痫前期的高危因素，后者严重危害母婴健康。

顾蔚蓉表示，人类随着年龄升高，通常血管壁细胞弹性下降，高龄产妇更容易患心脏病、高血压等疾病，脏器激素分泌功能减弱，怀孕期间摄入大量营养可能导致高血糖、糖尿病等症状。此外，高龄生育导致早产、流产、胎儿窘迫、产后出血等风险也大大增强。

顾蔚蓉还提及，年龄增长是生育力下降最不可抗拒的因素，高龄生育也必然会导致不孕不育的比例增高，辅助生殖的比例也会升高，因此，孕期的监测显得更为重要。

顾蔚蓉遇到过一名高龄产妇，通过试管婴儿技术受孕，怀上双胎，但在孕中期通过糖耐量检测，被诊断为妊娠期糖尿病，“之前她没有感觉到自己有什么特殊的症状，好在通过检查手段可以及时被发现，进行相应的饮食和运动干预，同时因为高龄及双胎，她又是子痫前期的高风险人群，需要口服阿司匹林进行预防。”

挑战：高危妊娠，密切监测至关重要

顾蔚蓉表示，随着高龄生育的出现以及高危妊娠的增多，该院特别为每一种生育风险疾病制定了表单化的管理。

“如果怀孕时出现了糖尿病，我们会通过表单化管理，指导建卡孕妇将每天吃的三餐的食物、加餐的食物都登记进入表单，然后再通过自测血糖，这样医生就能及时发现问题，譬如哪些吃了血糖会高，这样就便于孕妇及时调整饮食。”顾蔚蓉说，采取表单化管理的疾病覆盖了诸多妊娠并发症，如妊娠糖尿病、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前置胎盘、早产等，“对于子痫前期人群来说，目前在临床上有很多预测模型，我们通过早孕建卡时常规检查的指标，构建了子痫前期的预测模型，能够尽早识别高危人群进行预防，同时在孕期去监测孕妇的体重增长情况、水肿情况、血压变化以及胎儿生长发育等。”

顾蔚蓉又举例说，孕妇在怀孕期间会处于高凝状态，血流相对缓慢，容易造成血栓，一旦脱落可能导致肺血栓等危及生命，为此该院专家于2020年牵头制定了相应的上海市专家共识，开展产科静脉血栓栓塞症（简称VTE）的风险评估。“高龄孕妇是VTE高危因素之一，我们需要根据孕妇的评估情况，及时开展预防措施，在不同时期去动态评估孕产妇的VTE高危因素，包括孕早期、孕28周以及分娩后，或是出现一些临时因素比如妊娠剧吐。”

有过流产经历的孕产妇，也是顾蔚蓉关注的重点人群。顾蔚蓉表示，流产的原因有很多，或是与感染有关，或与宫颈机能不全有关，或与胚胎染色体异常有关，又或与孕妇的基本免疫性疾病相关。

“对于有多次流产经历的人来说，其前置胎盘和胎盘植入的风险增高。其中，前置胎盘会导致妊娠晚期阴道流血，病情严重者可危及母儿生命，而胎盘植入表现为分娩后胎盘不能自然剥离，可导致严重出血。此外，多次流产操作也容易造成宫颈松弛，引起流产风险增加，对于在孕前确定为宫颈机能不全者，需要在怀孕12周后进行宫颈环扎术处理，这样可有效保胎，减少流产的发生。”

高龄孕产妇胎儿染色体异常的风险高于低龄孕产妇。顾蔚蓉坦言，她遇到的一位40岁的孕产妇，做了辅助生殖，怀了双胎，“因为高龄，我们建议她做‘羊水穿刺’来进行产前诊断，但因为双胎妊娠需要分别抽2个胎儿的羊水，她担心风险太大，后面尝试了无创DNA技术，幸好筛查出来是低风险的。”

顾蔚蓉表示，对于胎儿染色体异常而言，从准确度来说，羊水穿刺比无创DNA高，羊水穿刺是确诊手段，但无创DNA只是一个筛查手段，虽然无创DNA抽一管妈妈的血就可以测，羊水穿刺是有创的，需要拿针抽取孕妇羊膜中的羊水，尽管只有极个别情况会引起流产、早产，但仍然会引起一些高龄产妇的担忧和抗拒，“像胎儿是否有可能存在唐氏综合症，我们就会需要羊水穿刺来进行明确，按照40岁孕妇的胎儿患病比例1:69，69个胎儿中就有一个可能会出现唐氏综合症，远高于羊水穿刺造成流产的风险，而仅做无创DNA并不能100%排除胎儿染色体异常的这种可能。”

改变：生育人数下降，医疗服务需求提升

从业近30年，顾蔚蓉坦言确实是直观地感受到生育人数的下降，伴随国家全面二孩政策的放开，2016年上海经历了一波生育高峰，此后则呈现下降趋势，而这样的挑战或许对三甲产科专科医院、危重孕产妇抢救中心所在的医院冲击相对小一些，但对二级医院产科的冲击，无疑是更大的。

“2016年为了应对生育高峰，我们医院临时增加了100张产科床位，但如今随着分娩人数的下降，床位不少空出来了，如今需要统筹合理安排，这种情况下就促使我们更好地去提高医疗服务，尽可能满足当前孕产妇的需求，为她们营造一个安全可靠的医疗环境。”顾蔚蓉说，而目前该院孕产妇中，除了初产妇外，约有近40%为经产妇，这部分人群以生二孩为主，真正生三孩的比例仍然很低。

尽管生育的人数下降了，但接诊到的孕妈妈的服务需求也在不断提升。“生的人少了，但生的人对产科服务的硬件和软件条件也变高了。”顾蔚蓉说，过去大家觉得只要安全分娩就好了，现在孕产妇对整个分娩的环境要求多了。

为此，在2020年4月，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推出了LDR（一体化）产房，“LDR产房秉承家庭式产房设计原则，为孕妈提供‘多对一’的个性化分娩服务和产后照护计划是集待产（Labor）、生产（Delivery）、产后康复（Recovery）三位一体的家庭化产房，既像家里一样舒适，又有先进医疗技术的保障。”

顾蔚蓉坦言，这种模式其实是从新冠疫情期间得到的启示，在疫情下不少感染了新冠的妈妈入院分娩是以单间隔离的方式，从入院、待产到分娩、休养都在这一个房间内完成，这样的模式也得到了很多孕产妇的认可，随后医院也根据孕产妇需求陆续开设这样的病房，目前在杨浦院区有16间，黄浦院区有8间，这些产房基本为自然分娩的孕产妇设立，如今也面临“一床难求”的局面。

顾蔚蓉表示，作为一名产科医生，面对生育率的下降能做的就是去保障孕产妇的健康，但她也有很多担忧，“生活方式管理非常重要，现在不少年轻女孩甚至是孕产妇把奶茶当水喝，还有产妇虽然知道孕期控制体重很重要，但还是管不住嘴，喜欢摄入高油高糖的食物，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孕期并发症的风险。”

如今在工作中，顾蔚蓉与各个学科的医生交流多了，与中山医院、华山医院、仁济医院以及上海市公卫中心等一些综合性医院的医生互动也变得更为频繁。

“或许孕产妇一个恶心呕吐的动作背后，就涉及高危妊娠因素，很多问题不是产科医生可以独立解决的，越来越多地需要其他科室，甚至是其他综合性医院医生的帮助，包括内分泌科、风湿免疫科、辅助生殖科、肿瘤科等，但不管怎样，如今的产科医生也要一直要保持不断学习的热情，及时从孕产妇一点点细小的症状中，抽丝剥茧，为下一步的明确诊断打下基础，这样才可能有针对性地找到多学科的专家，一同为孕产妇诊疗。”顾蔚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