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生育潮冲击3000多家妇幼保健机构

从供不应求到资源过剩，低生育率的第一关

作为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分院，长兴县妇幼保健院邀请其儿科专家，在月子中心对早产儿宝宝进行会诊 图/受访者提供

文 | 《财经》记者 信娜 实习生 乔佳慧

编辑 | 王小

作为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分院，长兴县妇幼保健院邀请其儿科专家，在月子中心对早产儿宝宝进行会诊 图/受访者提供

“三省通衢”的浙江长兴县，常住人口约68万。“每年四五百地减少”，长兴县妇幼保健院党委书记杨卫锋从五年前发现医院分娩量下滑。

分娩量是这个妇幼保健院的主要营收来源。杨卫锋必须得想办法，深思熟虑后得出结论，“人无我有”。

两年前设立的月子中心成为一个切入点。杨卫锋将原有三号行政楼内两层楼加以改造，并在原儿科病房的基础上增设床位、冰箱、沙发等基础设施，改建为月子中心。

2022年中国全年出生人口 956 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60‰。这是61年以来中国首次出现人口负增长。

低生育潮下，那些靠分娩量获取营收的医院都面临一个转型难题。尤其是广布中国各地的3000多家妇幼保健机构，不得不最先直面资源过剩的局面。

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妇产科主任医师段涛告诉《财经》，原来是一床难求，医疗资源供给紧张。现在产妇少了，产科资源没那么稀缺，在可选择的情况下，大家都会倾向去大医院。

以分娩量为主要营收的基层医院受影响最大。在段涛看来，未来，公立助产机构需要提升服务，做一些商业化项目来养活自己。而非公立助产机构也需要加入竞争，提高医疗能力。

也许，不久两者就会越来越趋同，狭路相逢将更卷。

一床难求与床等人

徐峰曾是长兴县妇幼保健院的产科护士长。回想2016年，她形容是一种每日提心吊胆地生活。一到医院，面对的是拥挤的床位与脚不离地的工作，手机不离身也从不关机，休息日亦如此。

2016年是最后一波生育高峰。那一年，二孩政策正式实施，1786万个孩子降生。

徐峰早上睁眼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全天的工作过一遍：有多少病人？病人情况如何？谁需要特别关照？哪些人会有隐患发生？护士排班如何？哪些工作环节可能出错？重点的交接班会不会有问题？直到现在，徐峰都有点条件反射：接到电话第一反应是跳起来，因为害怕科室出现什么紧急情况。

不过几年，这样的日子发生变化了。全国新生儿数量一降再降，出生率从2016年的13.57‰，一路下滑至2022年的 6.77‰。

杨卫锋渐渐发现，医院里的空床越来越多，每年的分娩数量四五百的少下来。

此前高峰时，这家保健院年分娩量为四五千人，现在为2000多，几近腰斩。不过，2022年，全县的出生人口才3000多，其他分娩人群会选择去大城市或者县内另外两家综合医院。

准父母们多了一项对医院的选择权。不同级别的医院，有医院仍是“一床难求”，有医院则是“床在等人”。

四川大学华西妇产儿童医院就属于前者。作为辐射西南地区的“大三甲”、孕产妇危重症救治及转诊中心，其妇产科体量不小，分妇科、产科、计划生育等多个科室。近几年因为新建院区，还增设了产科床位，但还是非常紧张，建卡名额也有一定限制。

一位该院相关负责人介绍，即便在新冠疫情严重的时候，华西产科的分娩量也没有降低，一直保持着“一床难求”的状态。

在北京，一些知名的三甲医院情况类似。在一些热门助产机构，想要挂号建档，有时甚至不得不硬头皮找“黄牛”。

实打实地受到低生育潮影响的是二级以下医院。即便是华西医院集团的一些医院分娩量也在下降。“有一些基层地区业务量下降明显，少的10%，多的20%。”上述华西医院相关负责人说。

中国疾控中心的刘艳辉监测了2014年-2019年北京（海淀区和朝阳区）、成都、武汉、深圳四市的产科卫生资源配置与利用情况后发现，2017年以后，除了公立三级，其他类型助产医疗机构产科床位使用率和产科医师工作负荷均明显降低。

段涛认为，生育率下降对产科的冲击，公立二级及以下医院受的影响明显大于三甲医院。大多数区级妇幼保健院属于二级医院，因此他们受到的影响比较大。

在他看来，中国的三级医院，无论是技术水平、管理水平和服务水平，通常比二级医院要好。去医疗水平更高的地方，这是准父母们的明智选择。

产科医生需要转型

北京潞河医院产科主任高洁虽也感觉到近几年分娩量下降，但工作量和压力并没少。该院位于北京通州区，建档人群多以周边的居民为主，是综合三级医院。

现在，高洁要面对的是一个更大的挑战——越来越多的高龄产妇。

35岁，是女性生育能力的一个分水岭，不仅生育能力此后会下滑，也要面临更多危险因素。

然而，如今35岁、40岁，甚至50岁的怀孕女性多起来。

高龄人群在怀孕和生产过程中，可能面临更多合并症及并发症等。在高洁看来，“在专业上的难度比过去大得多”，对医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潞河医院，有很多孕妇是辖区内其他助产机构建档孕妇，孕期、分娩及住院期间出现无法处理的高危风险后，转诊过来的。

这需要医生在亚专科和特色专业上面有一些专长。“对我们来说，接诊特殊情况的孕妇更多了”，即便高洁，除了日常诊疗工作，还需要不断学习最新的诊疗指南，接触新的知识。

这也是段涛所认可的产科医生转型路径，“更大的趋势是提高自己的差异化竞争力，在某一个专科或专病打造自己的品牌”。

在专业上尽早转型，对大平台的医生来说更友好。但对于二级医院的医生来说，实施起来有些难度。

段涛分析，当分娩量达不到的一定的数量级，效率不够高的时候，从医院的角度来讲，这个科室的成本效益是不划算的。

小体量的医院，无论是综合性还是专科医院，妇科和产科整体规模不大，一般会合并在一起。还有的医院干脆取消了产科。

同样，分娩量也会直接影响到医护人员的绩效奖金，进而影响整体收入。如果收入少到无法接受。他们要么选择其他医院，或者是被医院缩编掉，要么转战妇科。

然而，妇科的竞争也在加大。

一位中部某省县级医院妇产科相关负责人称，因为分娩量大，她所在的科室曾分出三个科，有近30个医护人员。现在缩编成两个，医护人员也走了十几人。有一些主治以上的医生，去了其他医院转成妇科医生。

尽管在医生培养的时候，是两个学科一起，理论上转科室没什么障碍。但对于专门的产科医生，再去进修妇科的某些专业领域，无异于重新培训。这种转型，对医生来说也不容易。

医院也在找办法

长兴县，处于苏浙皖交汇地带，是长三角城市群的一员。杨卫锋有着那一带人特有的灵活。

“更温馨”，是他给长兴县妇幼保健院找到的关键词，“我们医院的整体色调都与综合医院不同”。

杨卫锋清晰地认识到，与综合医院相比，如果局限在产科，没什么优势。但提供更好的服务，却是大多数综合医院没有精力去做的事。他的思路是，融合自身医疗保健资源，以孕产保健延伸服务为切入点，打造新的妇幼健康服务。

经过深思熟虑，最终选择用月子中心成为吸引点之一。“我们要看到城镇化后农村人口向城镇迁移，经济水平和意识都有更新。”杨卫锋对《财经》分析。

从宝宝出生到出月子，可以一条龙服务，相当于整合原有的资源。一名新生儿降生后，每天都有新生儿科医生、 产科医生等查房，还有专业的产后康复团队。这是民营月子中心难以匹敌的医疗资源优势。

杨卫锋团队计算过，提供这些服务，不会过多增加额外成本。无非是在原有团队基础上提供更多服务。

比如，公立月子会所具有私营月子会所缺少的乳腺科医生、儿科医生。乳腺科医生，每周两次查房，其他时间随叫随到；儿科医生，则要负责新生儿的众多事务，比如生长发育监测，黄疸、湿疹、腹泻等常见病防治，新生疫苗接种，满月体检等。

新生儿常见的黄疸，如果数值一直降不下来，需要住院治疗。对于私营月子中心来说，不具备这样的医疗实力。遇到这样的情况，还是需要到公立医院进行治疗。

杨卫锋要迎接的是“温馨”的产房和更高级别医院的直面竞争。因为他所依仗的医疗资源优势，这些医院可能更好。

越来越多的医院升级自己的产科服务模式。四川华西医院、中日友好医院、北京妇产医院等“大三甲”都有特需医疗中心。

像北京潞河医院，也设立了高端病房，有26张床位，大部分时间都满员。与普通病房相比，这些高端病房环境更舒适，医生查房的频次以及与患者交流的时间也会更充裕。高洁告诉《财经》，高端病房与普通病房由同一团队负责，医生会定期调换。会优先安排资历相对更高，沟通能力更强的医生。

目前，高端病房主要提供给剖宫产的孕妇，分娩孕妇还需到产科普通病房。未来，医院会做一些优化，如申请特需项目，这样在这些病房也可进行自然分娩。

但受制于资源限制，这些大医院的高端病房体量还都不大。

设立月子中心后遭遇新冠疫情，两年多时间，每年仅100多的入住率远不尽如人意。杨卫锋一度计划引入国有资本合作经营月子中心，在两方商讨阶段，因严格的防控措施最终搁浅。

2023年，杨卫锋打算提升月子中心的环境，因为和民营机构相比，硬件设施是公立月子会所的劣势所在。

但对于具体模式，他还在观望，比如是采用租用酒店的模式，还是在原有基础上扩容？

竞争虽然激烈，但2023年，杨卫锋看到的更多是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