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王朱常洵从争立太子到闯军锅中之肉，贪婪荒淫的一生

在古代，立太子往往被视为“定国本”，并且有一套“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规矩，明朝尤是如此。可明万历年间，却有一个非嫡非长的朱常洵谋立太子，从而引发“国本之争”。后来，朱常洛被立为太子，朱常洵生母郑贵妃仍不肯罢休，便又引发“妖书案”、“梃击案”。由于群臣坚决反对，朱常洵只好做一个藩王。但让人没想到的是，此后他更加贪得无厌，欲壑难填，而大肆搜刮的结果是众愤难平，最终死于农民军的怒火之下。

国本之争

明神宗的第一个儿子是宫女王氏所生。后来，神宗封王氏为才人，到长子朱常洛降生，又晋封她为恭妃。由于王皇后一直没有生育，立长子朱常洛为太子自然是情理中事，从皇太后到诸大臣都坚持这一点。然而，本应确信无疑的事情，却因为郑氏及其子朱常洵的出现而被打乱了。

就在朱常洛出生的第二年，郑氏入宫，初封淑嫔。她不仅娇艳冠绝后宫，又知书识字，为人机敏，把神宗迷得神魂颠倒，很快又封她为贵妃，地位高于王恭妃。三年后，郑贵妃生下皇三子朱常洵，神宗立即册封其为皇贵妃，地位仅次于皇后。当时，舆论大哗。

按照“母以子贵”的惯例，王氏的地位应在郑氏之上，因为朱常洛是长子。众大臣认为神宗的做法很不妥。反过来按照“子以母贵”的说法，众臣怀疑神宗和郑贵妃有立朱常洵为太子的意图，于是争言建储之事，奏章雪片般送进宫里，长达十五年之久的“国本之争”就这样拉开了序幕。

最先挑起此事的，是户部给事中姜应麟，他要求为王恭妃正名分，并册立朱常洛为太子以断绝野心之人的非分之想。神宗大怒，下令把姜应麟贬到边远的地方做了个小吏。此后，吏部员外郎沈璟、刑部主事孙如法皆因此获罪遭贬，礼部尚书沈鲤也因此被罢官。

虽然神宗欲“废长立幼”的念头已很明显，但礼法对明朝士大夫而言是不容挑战的信仰，一些正直的大臣便又联名上疏，请求立朱常洛为太子。这时，首辅申时行想左右逢源，他在神宗面前赞成废长立幼，在群臣面前又装作恪守礼法，神宗对他大加赞赏，但群臣还是看穿了他的小算盘。迫于群臣压力，申时行最终也只能上疏奏请神宗亟定建储大计。

如此一来，神宗虽不耐烦，也只能应允两年后举行册立皇太子仪式，同时又要求群臣不能再唠叨，否则就要等皇长子十五岁后再说。第二年八月，工部主事张有德上疏，奏请准备册封太子的仪物。神宗怒其冒犯，也找到了拖延的借口，诏令册立太子之事延期一年进行，并夺张有德三个月俸禄。

此后，首辅从申时行变成王锡爵，又从王锡爵变成沈一贯，到朱常洛虚岁二十，建储之事依旧没有着落。神宗也被立储之事搞得心力交瘁，他知道此事已不能再拖。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十月十五日，神宗册立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同时册封朱常洵为福王，长达十五年的国本之争终于有了结果。

诏书颁布之日，神宗命人取出装有他与郑贵妃当年起誓立朱常洵为太子的密盒。玉盒是密封如初，可打开一看，里面的誓书却已被虫子蛀得成为纸屑。神宗不由惊道：“原来天意如此！”也可见即便是皇帝，也并不能为所欲为。

这场国本之争，从表面上看是神宗主张立朱常洵和群臣主张立朱常洛之间的礼法之争，实际上藏在背后的还有不同派别的官僚集团为谋取权力和地位，利用这一政治事件相互倾轧的真实内幕。因为此事被罢官免职的官员数不胜数，他们下野后在民间继续组织势力议论国事，又进一步扰乱了大明王朝的统治秩序，加速了政权的灭亡。

当然，其中也不乏正直敢言的人才，如御史钱一本，他所上《论相》与《建储》二疏都写得非常的率直。虽然钱一本被削官为民，但他的奏疏也给了神宗以极大的震动，为神宗下定决心立朱常洛为太子建立了思想基础。

妖书案与梃击案

即便太子之位已定，但郑贵妃仍不肯罢休，她继续为儿子活动，不利于太子的谣言反而更多，宫廷内外的斗争也更加激烈，于是又引出了“妖书案”和“梃击案”。

早在万历二十六年就曾出现妖书《忧危竑议》，为立朱常洵为太子大造舆论。万历三十一年又出现《续忧危竑议》。这本书是以托名“郑福成”的人与来客问答的方式写成的，大意是说：皇帝册立现太子是迫不得已之举，用朱赓入内阁正隐含“更”换太子之意。书中还隐晦地讲述了郑贵妃与诸大臣之间有勾连，图谋废长立幼，所谓“郑福成”即郑贵妃的儿子福王必当成功之意。

当时神宗已用尽手段图谋立朱常洵，最终仍不得不立朱常洛，心中深信此乃天意。当“妖书”一出，神宗怒斥其为胡闹，并下令特务机关迅速查明主犯，捉拿严办。于是，一股声势浩大的搜捕风就此掀起，朋党之争和个人恩怨也借此发泄，不少官员含冤受罪，搞得乌烟瘴气。其中数皦生光最惨，最终被凌迟处死，“妖书案”由此草草了结。

事实上，神宗压根就知道罪魁祸首是谁，但他无意去查清，牵出个替罪羊，对臣民有了个“说法”，这事也就让它过去了。正因如此，没过几年，又发生了“梃击案”。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初四夜，天刚黑下来，一个汉子手持枣木棍悄悄潜入慈庆宫，打倒内侍后向太子寝室奔去。内侍连忙喊人，侍卫闻声感到，转眼间将那刺客擒获关押。第二天一早，太子入宫向神宗汇报此事，神宗先后令巡皇城御史刘廷元及刑部郎中胡士相、刑部员外郎赵会桢、劳永嘉三人审理此案。这群人很是奸猾，知道这事涉及郑贵妃，便称罪犯张差一时疯迷，想要就此结案了事，但刑部主事王之寀怀疑另有阴谋。

五月二十一日，十三司再次会审，张差这才供出了另外五个同伙，其中就包括郑贵妃的内侍庞保、刘成，是他们授意自己去打太子的。审到这里，背后主使是谁已显而易见。神宗得知案情后，为了掩盖真相，便以张差疯癫为由将其处死，后又秘密杖杀庞保、刘成，其余案犯发配边陲，这样就算结案了。

神宗虽然包庇郑贵妃母子，但对侵犯太子的人也绝不姑息，由此可见，郑贵妃已无法动摇神宗心中关于太子人选的想法了。可以说，经过这两起案件后，太子朱常洛的地位反而更加巩固。

欲壑难填

因为郑贵妃备受宠幸，朱常洵也就成了神宗最钟爱的儿子。万历二十九年册立太子后，廷臣们建议福王应该立即到洛阳就藩，否则会对太子地位不利。但神宗因为没能立朱常洵为太子已经很失落，便有意将朱常洵留在身边，对廷臣们就推说要等到为其完婚以后。

后来这场盛大的婚礼共花去三十万两白银，可谓极尽奢华。接着，神宗在洛阳为朱常洵营建王府，又花去白银二十八万两，富丽堂皇之极。在营建王府的过程中，不断有人上疏，要求朱常洵赴藩，但神宗都以王府尚未建成加以搪塞。按明朝祖制，诸王成年后，必须立即就藩，神宗溺爱福王竟至不顾祖制。群臣怀疑神宗有再立福王的意图，于是君臣之间新一轮的论争又开始了。

万历四十年（1612年）四月，洛阳福王府建成。工部奏请福王就藩，内阁拟旨，神宗压下不发。此后，拖了一年又一年。

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五月，福王又向神宗索要四万倾土地，神宗竟答应了福王的请求，责令河南、山东备足。当时两省根本没有这么多地，神宗是故意给大臣们出难题，借此拖延福王就藩的时间。大臣们纷纷上疏反对，首辅叶向高在疏中直言，如此做法必使百姓无田可种，同时直接揭穿神宗想以此为借口拖延福王就藩时间的用意。单独给某藩王四万倾庄田同样违反了祖制，在群臣的一片抗议声中，神宗被迫让步，减到两万倾责令河南、湖广、山东三省分摊。

等庄田问题解决了，郑贵妃又提出明年冬天是皇太后七十大寿，福王理应祝寿以后再就藩。这样，就又能拖将近两年。可惜天不遂人愿，次年二月，皇太后病逝，福王留京的借口没了，神宗这才令福王就藩。

离京之日，神宗又将历年来矿监、税监进贡的珍宝佳玩赏给福王。临出宫门，神宗紧紧拉住福王，殷殷叮嘱他三年必须回京一趟。就藩车队延绵数十里，相望于道，好不威风。

这还没完，就藩后不久，福王又向神宗提出新的要求，想得到江都到太平沿江的杂税和四川的盐井榷茶税。神宗居然立即答应，还下诏特许福王府自派官吏在封地内督租征税。于是，府王府的属官和太监以此为名，四下出动，在河南、河北、山东、两湖地区大肆骚扰，与朝廷税官已无区别了。廷臣们当然反对，但神宗一意孤行，反将上疏直言的官员贬职。从此，福王更加肆无忌惮，在封地之内敲诈勒索、杀人逞凶，无法无天，当地官员也不敢过问，百姓苦不堪言。

后来，福王又想到一条敛财的妙计。食盐原本由国家专卖，福王请求获得淮盐一千三百引，在洛阳设店卖盐，牟取暴利。不仅如此，福王还派太监直接到盐场调盐，实际拉走的远不止一千三百引。以此所获利益，几乎让福王富甲天下了。

因欲而生，也因欲而亡

与商民争利，与商贾为伍，本就有失皇家体统，况且还骚扰地方，激起了民怨。但神宗一味偏袒，结果让福王的欲望更无止境。搜刮来的大量钱财，福王肆意挥霍，终日以酒色为乐。不过，好日子很快也就到头了。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二十一日，神宗去世，终年五十八岁。朱常洛即位，是为明光宗。光宗死后，长子朱由校即位，是为熹宗。

明熹宗天启七年（1627年），陕北澄县的王二领导饥民揭竿而起，拉开了明末农民战争的序幕。到崇祯即位后，陕北、陕中一带的农民起义愈演愈烈，逐渐形成以李自成和张献忠为首的两支规模浩大的农民起义军。在这种情势下，河南的起义队伍也纷纷出现，少也有数百，多则上万人。

同时，官军也进驻洛阳开始打压。当时，军官层层盘剥，底层士兵连饭都吃不饱，看到府王府富丽堂皇，福王的生活仍醉生梦死，心中自然愤愤不平，大多不肯出力。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很恐惧，劝福王散财济贫，以鼓励军民，稳定军心。但这无异于割福王身上的肉，结果被福王断然拒绝。

崇祯十三年（1640年），李自成率部入河南，夺永宁，陷宜阳，声威大震。河南各地土地集中，赋役沉重，民不聊生，李自成进入河南后又提出了“均田免粮”的口号，老百姓纷纷响应闯军。福王震惊之余，明中央也派总兵王绍禹等率部进入洛阳。福王这才清楚认识到形势严峻，于是笼络一众军官，希望他们能击退敌人。

数日后，李自成大军攻打洛阳，洛阳城危在旦夕。福王这才忍痛出钱，招募敢死队突袭闯军军营，闯军猝不及防，稍稍退去。愚蠢的福王居然以为从此就平安无事了，谁知没过多久，农民军又卷土重来，将洛阳城围得水泄不通。王绍禹见大势已去，开北门放农民军入城，福王逃往迎恩寺，次日被农民军抓获。

由于福王平日里搜刮民脂民膏，贪婪成性，百姓对其恨之入骨。愤怒至极的人们将吓得瑟瑟发抖的福王砍头示众，并将其尸体和鹿肉一起蒸煮，置酒大宴将士，号称“福禄酒”。然后，又放火焚毁了福王府。就这样，曾经富甲天下、不可一世的藩王，成了老百姓的锅中肉，曾斥资二十八万两白银打造的豪宅，也在三天三夜后变成了废墟。这便是纵欲过度、任性胡为的下场！

福王其人，若说本性就是大奸大恶之人，也不全对。与太子争位，既因郑贵妃的野心，也是朝廷中朋党之争的牺牲品。就藩后，他贪婪成性，骄奢淫逸，最终人财两空，也算咎由自取。如果他生在大明鼎盛时期，也许还能在封建体制的庇荫下善终，但他却生在了明王朝急速崩溃的当下，实在是可悲。

由此也可见，钱财确实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无奈的是，它又是衡量生后死前人成功与否的标志之一。是不是很矛盾？是以凡事看开些，并且尽力而为，也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