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最贪财的皇帝，派太监到全国挖矿，搞得百姓怨声载道

万历年间，明神宗对朝政不闻不问的同时，却极尽敛财之能事，而他外派在地方进行敛财的这些人，大都是内监，神宗本对宦官是很反感的。但是像神宗如此好货的皇帝古所罕见，为了敛财他甚至放弃了对宦官的限制，从而大规模的派遣宦官到各地充当矿税监，

所谓矿监和税监，名义上是指以开矿为名征收的矿税和商税，而实际上是这些内监借此机会极力搜刮民间财富的一种手段，他们常常指地为矿，划农为商，任意对百姓征收重税，使得民不聊生，成为民间一大祸害。

一、万历朝的国本之争

皇权与朝臣的冲突问题由来已久，历朝历代在不同程度上都会存在这一问题，而在万历朝这一问题却又尤为明显。神宗与朝臣们的冲突体现在很多方面，但主要原因在于神宗自身不能很好的解决这些问题，他不上朝、不纳谏，甚至对于一些因上疏忤逆他意思的人随意给予贬责，种种做法极大地加深了他与朝臣们之间的冲突。

神宗喜欢郑贵妃所生的福王朱常洵，不喜欢皇长子朱常洛。在“国本（太子）之争”中，万历对群臣在上疏的奏折中提到的关于请立东宫、先行冠礼、出阁豫教、举办婚礼等问题，或是给予上疏官员处分，或是不予理睬。从册封郑贵妃起，群臣已开始怀疑其欲废长立爱，一直到福王“就藩”，“国本之争”持续长达近三十年。

神宗对于群臣提出的册立东宫、行冠礼、豫教等问题，采取了诸多的回应措施，而从这些回应中，无不透露出他是极不愿意册立皇长子常洛为太子的。

而且为了拖延册立太子的时间，神宗竟不惜以经费为难群臣，但接着福王就国时的各项赏赐、花费却令群臣咋舌，他拖延时间的借口也不攻自破，据说当时福王富可敌国，以至于李自成起义首选河南也是奔着福王属国的钱粮去的。

更有矿监税，弄的民间群情激奋，但是对于大臣们的劝说他却毫不在意。正是神宗的这些做法，累积了太多的君臣矛盾，于是激起群臣的抗议，以致万历一朝皇帝与朝臣冲突不断，万历皇帝希望皇权在握，自己裁断的事情又屡屡遭到朝臣的反对，矛盾愈演愈烈，到后来神宗的态度变为纯粹的不予理睬。

“在大臣们看来矿监税使肆行，则民生不安；国本不定，则嗣统不明；郊庙不亲，则祖宗不佑；经筵不御，则圣学不纯。神宗之种种所为往往触及大臣坚守的儒家原则，且屡谏而不听不报，迫使士大夫在谀君与守道之间作出抉择。”皇帝与朝臣之间连必备的交流都失去了，朝臣们对朝政的失望以及皇帝的恨铁不成钢的心态势必使得彼此冲突不断。

二、外戚势力的膨胀

明代对于外戚总的来说是采取抑制态度的，吸取了前朝外戚祸国的经验教训，当然一个朝代的皇室婚姻制度是随着政治形势的需要而定的。明初由于帝国根基未稳，朱元璋是通过裙带关系来确保他君主专制的最高权力的，但至宣德时，朝廷对于宗室的防范越来越严，对皇室婚嫁的约束也变的多了，如规定：后妃不选公侯家，亲王纳妃必须由皇帝让礼部会同司礼监选择，限制王府姻亲任职，抑制外戚。

正是因为有这些约束，因此明代就外戚总体上来说要比之前的历代为祸要浅。万历时期，由于神宗对郑贵妃的宠爱，以及长期的不立长子常洛为太子的行为造成廷臣与皇帝之间的不信任，而国本未定，也使得一些不安于现状的人宠宠欲动，希望扩大自己的利益范围，在这种情况下，外戚也就开始发挥作用了。

从万历十年末，由于对张居正、冯保的清算中进行了籍没家产，这些家产的没收给神宗以极大的震动，为他开始寻找借口敛财开创了先河。神宗极其重视敛财之事，矿税自万历二十四年开始，而相比于万历年间廷臣缺官不补十分严重现象，神宗所用的采榷之监却是遍布天下。

加之他对这些矿监的纵容，因而使得矿监为害乡里，给百姓带来极大的灾难，以致政局不稳。“帝以溺郑贵妃故，矿税诸监率结郑氏，以妃为内主。”这则史料就说明当时郑贵妃借着神宗大搞矿税，而诸监也已经具备了自己的势力，并企图通过自己的势力促成她的儿子福王的继位，郑贵妃的哥哥郑国泰、侄子郑承恩自然会是她的支持者。

妖书案发生时她的哥哥和侄子以戴士衡曾弹劾过吕坤，樊玉衡弹劾过郑贵妃，而怀疑妖书是出自戴士衡、樊玉衡二人之手，上疏之后神宗就贬谪了戴士衡、樊玉衡二人，可见他们在神宗面前说的话是能起到很大的作用的。

在挺击案中，郑贵妃更是显示了她大有夺嫡之嫌疑，当时，常洛虽然已被立为太子，但神宗待他却远不如福王之厚，于是挺击案发生时中外都疑惑是郑贵妃与其兄郑国泰预谋危害太子，当庞保和刘成被揭发出来时，因涉及到是郑贵妃的宫人的问题，无疑就加剧了之前大家对郑贵妃及其哥哥的怀疑。

虽然挺击案最终也无定论，而且是被神宗以太子出面把事情压制下去的，但在此时，郑贵妃的外戚拉拢党派，企图增强自己的实力而支持福王登基，这些做法已经给万历后期的政局造成了很多不好的影响。更有甚者，至红丸案和移宫案时，郑贵妃都参与其中，居然企图临朝听政，可见其野心给晚明的政局带来的极大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