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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朝灭亡的根本因素中几乎都有一条“宦官当政”,诸如大秦始于赵高、三国始于十常侍、大宋还有童贯等等;但在历史上最有权势的太监,公认的则是“魏忠贤”,同时他还是最富争议的一个角色。“魏忠贤”在历史上用“臭名昭著”已经难以形容他的权势之大,但今天却有一句“魏忠贤不死,大明不亡”,这也是他的争议之处;那么问题来了,如此恶名的“大太监”为什么还有这么重要的地位?
的确,“魏忠贤”在后世看来就是个祸国殃民、结党营私、无恶不作、杀人如麻的奸宦国贼;而且在他把持朝政期间竟还自封“九千九百岁”,说白了他就是大明的二号皇帝,甚至在当时还曾流传着一句“只知魏忠贤,不知有明帝”的话。乍一看,这个“魏忠贤”绝对是导致大明灭亡的罪魁祸首;但仔细看来却又不完全是这样。
明熹宗“朱由校”是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奇葩,因为痴迷木匠竟然将国家大事全权交给了大太监“魏忠贤”;就是临死传位给弟弟“朱由检”,也就是崇祯帝时,尚且不忘替“魏忠贤”安排后路,明确嘱咐崇祯一定不能轻动他,还夸其为“恪谨忠贞,可计大事”。从这点看,似乎朱由校与“魏忠贤”的私人关系不一般;但实际上,“朱由校”之所以力保魏忠贤,竟是出于对大明江山的安危着想。
公正的说,“崇祯”还算是一位心有抱负的皇帝,一心想中兴大明;因此登基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剿灭阉党,头号要消灭的人就是“魏忠贤”。按理说“魏忠贤”把持朝政数十年,所积攒下的势力足够推翻大明王朝,但是他对崇祯皇帝却并未作出多少反抗,只留下一句“我死,大明必亡!”的遗言,然后就上吊自杀了;“魏忠贤”的死震动大明,万民欢呼,百官朝贺,大有崇祯帝乃万古圣君的意思。
但出乎意料的是,就在魏忠贤死后不久,崇祯帝就密令收其尸,厚葬与香山;诛杀魏忠贤本是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崇祯皇帝为什么又做出这种表示后悔的举动呢?其实理由很简单,崇祯帝是真的后悔了,也明白了为什么皇兄“朱由校”临死不让他动魏忠贤的原因;这还要从当时大明朝岌岌可危的处境说起。
其实到了朱由校、朱由检时代,大明江山早已是千疮百孔,岌岌可危;尤其是崇祯帝时,虽有匡正朝野之心,可各地却纷纷揭竿而起,最著名的当属李自成和张献忠;但是反观“魏忠贤”当政时期,成规模的造反只发生过一次,而且很快被压制平息。这么巨大的反差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一句俗语就可概括——“官逼民反”。说白了,“魏忠贤”时代民间百姓虽然困苦尚有一线生机;可到了崇祯当政时期,民间却变成了饿殍遍野,百姓想活唯有造反一条路。
这跟国家政策有着直接关系。“魏忠贤”时代,大明江山势如累卵,国库空虚,边界战事不断;没钱怎么办?“魏忠贤”兴起了一个新税种,就是向全国商贾征收“工商税”;这项税种看似是“魏忠贤”又兴起的一项苛捐杂税。当然,“魏忠贤”为首的阉党肯定会中饱私囊一部分,但是也确确实实达到了充实国库的目的;可这也触犯了另一股势力的利益,那就是崇祯帝大力扶持的“东林党”。
为了对抗“阉党”,崇祯帝在朝中也有一股势力,名为“东林党”,这些人的主要成员以江南士大夫为骨干;为了和“魏忠贤”唱反调,东林党就力劝崇祯废止“工商税”、甚至还有“矿税”、“茶税”等。举个简单的例子,“魏忠贤”当政期间,仅是江南“茶税”一年就有二十余万两白银的进账;而到了“崇祯”时代,别说这个数目的一半,就是个零头也显得力不从心。
一个“茶税”还只是冰山一角,但也反映出一个问题,这些钱最终都到了哪里去呢?肯定没回流到百姓哪里,只有一个地方可去,那就是商绅巨贾,权臣大夫的口袋。可是此时的大明又面临着内忧外患,急需用钱,这些钱又从哪里来呢?无疑把矛头指向了贫苦老百姓,或者说是农民;且不说当时土里刨食的农民早已不堪重负,而且当时还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天灾,今天又称之为“小冰河纪”;致使全国粮食欠收,农民更加身处绝境。
“崇祯”并非不知百姓疾苦,但是为了延长大明寿限,又不得不继续加重百姓负担;“崇祯”为了表示体恤民情,还有一项开源节流的举措,那就是取消了全国各地的驿馆。可惜“崇祯”的良苦用心却办了坏事,这一举措看似为朝廷省下了不少钱,但也致使很大一部分底层公职人员的失业;这些人不仅成了困苦更胜于农民的边缘人,还成了无业游民,也为大明埋下了不稳定因素,其中代表人物就是“李自成”。
震惊世界的天灾“小冰河纪”已经致使民间百姓几无活路,崇祯和东林党却又加重税负;导致的结果自然是“官逼民反”,而此时“后金”屡犯边境再添一把火。这些因素的叠加直接后果就是,老百姓想活命就只有一条“造反”之路;可东林党为了自己的利益却丝毫没有妥协,这也是明末内忧外患的根本原因。“东林党”貌似两袖清风,显得个个正义感爆棚,那是因为有“魏忠贤”的衬托;实则在满清入关后,每一个东林党成员家中抄出的都是万贯家财,当然极少数真正清廉之人除外。
正如那句“我死,大明必亡!”这倒不是替他翻案,至少证明了魏忠贤真正看懂了局势;而反观“崇祯”吊死煤山时,身边陪伴的却不是哪位忠贞的东林党,而恰恰是一个小太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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