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明朝皇位争夺：福王与太子朱常洛的较量

皇位争端引发的皇宫疑案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以后，由于邪派官僚的势力压倒了正直派，朝廷上出现了邪派官僚肆意打击正直派官僚的局面，其最有代表性的事件是丁已京察。这种局势使宫廷内与邪派官僚有一定联系的拥戴福王的势力受到鼓励，当时以福王代替朱常洛做皇位继承人的可能性虽然已经基本上不复存在，而他们还是作了一次挣扎性的努力，这就是所谓梃击案。梃击案发生在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在此以前，以福王代替朱常洛做皇位继承人的可能性之所以已经基本上不复存在，主要因为两点。

其一，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朱常洛已被正式册立为太子，而福王的亲王身份也被正式确定，这在前面已经述及；其二，福王已经被迫移驻封地，离开京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朱常洛之得立为太子，福王亲王身分之得以正式确定，其原因之一虽是郑贵妃与明神宗发生矛盾，可是，此后明神宗对郑贵妃及其子福王的宠爱并未彻底消失，对朱常洛及其生母王恭妃的不甚亲近也未真正改变。王恭妃的位号，迟迟不予进封，直至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十一月朱常洛之选侍王氏为之生下皇长孙朱由校，才于第二年进封为贵妃。万历三十九年九月，这位皇太子生母死去，按照旧制，“发引安厝皆在百日之内举行”,而实则是一拖再拖，直至第二年六月才予发引，七月方安葬毕事。

朱常洛自身的缺点

朱常洛身为皇太子，本应经常“出阁讲学”以增长见识，培养从政能力，但明神宗对之极不重视，自万历二十八年之后，在“隆冬盛暑”季节，“时有辍讲”。自三十二年之后，“一辍遂成旷典”,大臣多次请复，明神宗皆置若罔闻(直到万历四十四年八月四日，才得恢复，但“开讲一次”即告停止)。与对待朱常洛及其生母王氏的冷漠态度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明神宗对福王、郑贵妃方面百般照顾。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命令在分封地洛阳为福王建造王府，数年方竣工，用银“至二十八万，十倍常制”。按照明朝的制度，亲王受封之后，即应到封地居住，而且“就藩后，不得入觐”,郑贵妃不愿忍受这种“母子永绝”的痛苦，不肯让福王按制度“就藩”,明神宗对此则竭力迁就。

万历四十年(1612年)夏，为福王建造的洛阳王府竣工，朝臣上疏，要求福王就藩。神宗先是不理，后不得已“报明春举行”。届时，却不执行。万历四十一年四月，兵部尚书王象乾再请，他又声称“亲王之国，祖制在春，今已逾期，明春举行”。不几天，又由于福王的疏请，传旨：要在福王就藩时拨给他庄田四方顷，否则“不行”,“廷臣大骇”。首辅叶向高上疏力谏，一针见血地指出：“田四万顷，必不能足，之国且无日，明旨又不信于天下矣。”明神宗见疏后，无动于衷，只是狡辩。

突发的王曰乾案

不过，这年六月发生了王曰乾案，这使他不得不改变态度。王曰乾是锦衣百户“京师奸人”,与孔学、赵宗舜、赵思圣等相讦告，“刑官谳未竟”,“曰乾乃入皇城放炮上疏”,讦奏孔学与皇贵妃郑氏宫中内侍姜严山诸人，“请妖人王子诏(一作王三诏)诅咒皇太子，刊木像圣母(即明神宗生母李太后)皇上，钉其木”,“又约赵思圣在东宫侍卫，带刀行刺”。见疏，明神宗愤怒不堪，“绕案而行者半日，左右俱辟易，莫敢近”。此时大学士叶向高递上了密揭，说：“曰乾、孔学皆京师无赖，涛张至此。此大类往年妖书，但妖书匿名难洁，今两造俱在法司，(一讯)其情立见。皇上第静候，勿为所动，动则滋扰。"第二天，叶向高又上密揭，提出：“曰乾疏不宜发，发则上惊圣母，下惊东宫，贵妃、福王皆不安。宜留中，而别谕法司治诸奸人罪；且速定明春之国期，以息群喙，则天下帖然无事。”

当时，由于王曰乾的上疏，无疑使明朝宫廷内外形势紧张，出现了一场政治危机，而叶向高的密揭则为度过这场危机提出了最佳处理方案，明神宗自然乐于接受。史载，明神宗见到叶向高的密揭后，“怒始霁，既而怡然曰：‘我父子兄弟得安矣。明日，下曰乾于法司，毙之狱，而谕礼部择福王之国吉期以闻”。事态的这一发展，对郑贵妃等人来说极为不利，她“终不欲福王之国”,因而又设法阻挠。在她的活动下，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十月明神宗提出：明年冬生母李太后七十寿，福王宜留庆贺，“庆贺礼成，于次岁春三月内，着钦天监择吉之国”。

首辅叶向高的手段

叶向高不同意这一将原计划拖后一年的方案，“留上谕弗宣，请今冬预行庆寿礼，如期之国”。明神宗派太监至叶向高私邸传谕，“必欲下前谕”。叶向高回答：“外廷喧传陛下欲假贺寿名留福王，约千人伏阙请。今果有此谕，人情益疑骇，将信王曰乾妖言，朝端必不静。圣母闻之，亦必不乐。且潞王，圣母爱子，亦居外藩，何惓惓福王为？”并封还明神宗的手谕。

叶向高的坚决态度，以及对于朝廷上政治动荡的恐惧，迫使明神宗最终只好不顾爱妃郑氏的愿望，在同年十二月决定让福王于次年三月二十四日就藩。此外，李太后的态度对此也有促进作用，史载李太后得到郑贵妃“以祝太后七十诞”为词欲留福王的消息后，不满地说“吾潞王亦可来上寿乎？”“贵妃乃不敢留福王”。福王在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三月正式离开京城，五月到达封地洛阳的藩邸。争论多年的这场就藩案至此最后解决。

最终的结局

福王之就藩洛阳，在客观上进一步肯定了朱常洛的太子地位，减少了以福王取代朱常洛作皇位继承人的可能，至此可以说这种可能已基本上不复存在了。然而宫廷内与朝廷上邪派官僚有一定联系的拥戴福王的势力，不肯死心，利用当时朝廷上邪派官僚占上风的局势，在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策划了梃击案，企图击杀朱常洛，以实现他们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