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的国本之争避免了皇权专政的发展

明朝万历年间的册立太子之争被称为“争国本”或“国本之争”，是明代朝廷围绕册立皇太子为长子朱常洛还是皇三子朱常洵，而进行的旷日长久的政治博弈。

整个事件从言臣的温和建议开端，到激烈的斗争、谣言四起，再到借助太后的力量，立长子为太子、皇三子为福王结束，中间整整经过了15年。

那么这场长久而激烈的政治博弈带来了什么后果？又折射出了当时什么样的政治运作内在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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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简述明朝末年“国本之争”及其背景

万历皇后王氏没有子嗣，而“国本之争”的中心皇长子实际上是明神宗与宫女王氏所生。

1581年，神宗在其母李太后宫中“私幸”宫女王氏，不久之后王氏便有了身孕，皇太后有所察觉。

起初因为其身份卑微低下，加之私幸与太后宫中，神宗并不愿意承认这件事，但因其起居注已记录在册，李太后也盼孙心切只能被迫承认。于次年六月封王氏为恭妃，八月恭妃生下了皇长子，并取名为常洛。

事件的另一中心皇三子命运就有所不同了，其是淑妃所生，在众多嫔妃之中淑妃郑氏不仅漂亮，还聪慧机警，深得神宗的喜爱，1586年，郑氏诞下皇三子，取名为常洵，自己也因此被册封为皇贵妃。

皇贵妃借着皇帝的宠爱，向神宗乞求立皇三子为太子，自己为皇后，神宗为满足其心愿便答应下来，并在道教庙宇中立誓。

黄宗羲有过关于此事的记载：“神庙时，光宗生，其母无宠。已而福王生，其母郑氏也。上嬖之甚，常与玄帝神前盟曰：‘有子则为后于天下。’书其盟于约，中分之，上藏其半，郑藏其半。”

神宗这样的做法，有悖于明朝祖制“以嫡为长”的皇位继承原则，再者皇长子其母生长子未加任何册封，而郑氏仅生皇三子地位已仅次于皇后，这样的行为在朝臣中引发了剧烈的争论。

皇帝仅凭个人喜好就可以违背祖制，这是朝臣们无法容忍的，于是纷纷上书建议依祖制，立皇长子为太子，“国本之争”便由此开始。

1586年，先是大学士申时行等人上书，他们说到：“国本系于元良，主器莫若长子。”“早建储位，以慰亿兆人之望。”

神宗却推脱“稍候二、三年举行”。这一举动引起了群臣的反对，为了稳住群臣，神宗使用了种种方法，包括对谏言的朝臣进行处罚、将奏疏留中及不收也不回复群臣关于此事的奏折等等。

1591年初，省亲归朝大臣王锡爵请求册立，神宗又以《皇明祖训》中的“立嫡不立庶”为借口，提出“三王并封”，“少待数年后，皇后无出，再行册立。”而这一举动实际上是直接剥夺了常洛优先为太子的权利。

群臣当然不能同意了，于是上书不下百本指责神宗的行为，在一片声讨中，神宗迫于压力将“三王并封”作罢，并与1593年同意皇长子“明春先行出阁讲学礼”。

1596年至1600年间，群臣依旧不断上书催促册封进行，然而神宗依旧是使出浑身解数推脱。

直到1601年，一直站在群臣这边的皇太后出手干预，再加上神宗与郑贵妃之间产生矛盾，使得神宗同意了册立礼的举行，年龄已至20的皇长子朱常洛终于成为了太子。

万历四十二年，福王常洵就藩洛阳，郑贵妃及其子对太子已无威胁，至此以群臣一方为代表的“国本之争”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2、“国本之争”对于朝廷的影响

长达15年的“国本之争”，最终虽然以群臣及李太后为代表的一方胜利而结束，却因对峙持续时间过长对朝廷造成了不小的影响，甚至推动了明朝的衰落与灭亡。

首先，为了避免面对不断上书请求册立的群臣，实施拖延战术，明神宗甚至不上早朝、不批阅奏折、不理政务。

明朝自正德以来政治越发黑暗腐朽，但在隆庆至万历年间明代朝廷曾经对前朝政治进行过改革，神宗初政之时，他也曾励精图治，“日视朝讲，万几亲总，……诏对辅臣，咨访部院，开诚纳谏，虚己受言。”

随着时间的推移，执政的新鲜感逐渐消失，神宗对于繁杂的礼节与政务表现出厌恶的倾向，而对于郑贵妃的喜爱又推动厌恶朝政的情绪进一步发展，恰逢“国本之争”，神宗就恰如其分的给了自己怠政的理由。

长时间的国本之争，群臣上书成千上万本，这其中除了催促皇帝尽快行册立之事外，无一例外都对皇帝的行为进行了批评与指责，皇帝起初对上书者进行惩罚，但过于庞大的数字让神宗无可奈何，只能尽量避免与群臣的接触。

明末夏允彝曾说：“自贵妃宠，上渐倦勤，御朝日希。”神宗的不理朝政以及有意立皇三子为太子的行为，使他站到了封建礼制与道德观念的对立面，必然导致其的失败。

再者，激烈的“国本之争”又引发了不同党派之间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明末统治阶级分为了三派：册立派、反册立派以及处于两党之间的摇摆派。

党派之间为了斗争，使得大臣之间的矛盾恶化，也为他们进一步攻奸提供了论题。《明史》中写道：“神宗怠于政事，章奏多不省，廷臣渐立门户，以危言激论相尚。”

在“国本之争”结束之后，党羽之前的斗争也并未结束。参与明末党争攻奸的主要是东林党与其反对派，而东林党实际上大多数都是在“国本之争”时被神宗罢免、惩罚过的官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国本之争”挑起了党派的争斗并将这种斗争一直延续了下去。

另外，明神宗不重视培养其子常洛的处理政务能力，从侧面带来了常洛之子明熹宗的庸懦和宦官魏忠贤专权等事件。

神宗不愿册立常洛，也不让他尽早出阁讲学。由于万历年间受到的教育极少，导致常洛在即位之后表现出明显的政治经验不足。

而常洛又在早年猝死，其子由校的教育可想而知，他平时不理朝政却对手工制作十分感兴趣，史料中描写他为“性机巧，好亲斧锯髹之事，积岁不倦。”

宦官魏忠贤正是摸清了其的脾气秉性，一步一步逐渐控制了朝政。而明末政治极端黑暗正是明代灭亡的主要原因，因此综上所述可以说“国本之争”使得朝廷统治者不务正业、统治力量被削弱、推动明代朝堂的腐败更盛，是导致明朝灭亡的重要原因。

3、大臣一方的胜利有何意义

作为争论胜利的一方，虽然最后是李太后不得已出手才使得“国本之争”结束，但群臣在觐见以及对抗神宗皇权方面起了不小的作用，那么大臣们以及李太后的胜利意味着什么？大臣们在斗争中又发挥怎样的作用？

明代中后期，言官基本都是科举进士出身，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具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壮志，使得他们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家国情怀。

在“国本之争”的事件中，他们不断地上书以及觐见，给神宗带来的极大的舆论以及思想压力，在斗争之初就迫使神宗承认不得违背长幼之序，使得他无法通过自己的力量就直接否定常洛的继承地位，只能依靠拖延战术使常洛暂时不得即位。

在神宗一次次对于觐言宦官进行处罚的情况下，言官们依旧毫不妥协依旧上书抗争，使神宗不得已让常洛出阁讲学，再配合太后的游说成功捍卫住了常洛的太子之位。

而正是因为，大臣一方的胜利，封建正统皇位继承秩序得以被成功维护。

“立嫡为长”是明太祖制定的皇位继承基本原则，这个制度对于保证皇位的顺利过渡，维护封建阶级内部统治秩序有着重要的意义。

大臣们正是通过“立嫡为长”这一传统祖制为出发点，对神宗进行谴责，使其站在传统礼教以及道德观念的对立面，在“国本之争”中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斗争的胜利使得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秩序不得被破坏，避免了神宗因一己私欲导致阶级内部斗争更盛的局面。

另外，言官群体在斗争中规范了皇权，将君主专制的萌芽扼杀在了摇篮。

神宗在早期处罚上书大臣姜应鳞时的借口为：“贵妃敬奉勤劳，特加殊封。立储自有长幼，姜应鳞疑君卖直，可降极边杂职。”因此此后所有大臣上书都以神宗说过的“立储自有长幼”为依据，迫使神宗失去在语言上的主导权。

而神宗在万历29年立常洛为太子，不仅宣告着神宗在此斗争中失败，更代表着其想利用专制皇权篡改皇位继承顺序的阴谋破产。

总结

明代末期，因为皇帝神宗的一己私欲，导致了长达十五年的“国本之争”爆发。

一边是为自己诞下长子的宫女王氏，一边是自己宠爱却只诞下第三子的郑贵妃，皇帝在私欲的诱惑之下在两者之间选择了后者。

皇帝的选择引起了深受封建礼制熏陶的大臣们以及太后的不满，他们不断上书迫使皇帝承认长子常洛的地位，最终取得了斗争的胜利。

然而长达十几年的国本之争使得朝廷受到不小的影响，皇帝终日不理政务、党派斗争激烈、后代统治阶级无能与奸臣治朝，对明代朝廷打击不小，最终促使明代走向衰落。

在这场斗争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群臣在其中起到了主导的力量，他们正是依据封建祖制，以及不退让的决心，压迫皇帝，最终取得胜利，稳固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内部秩序，避免了皇权专政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