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明朝在万历年间就已经亡了？

现在很多读历史的人都说，明朝实际上在万历年间就已经亡了，而之所以说名实亡于万历，很大的原因是因为那场始于万历十四年的政治浩劫——国本之争。

这里所谓的国本，指的就是大明朝的皇太子。

大明建立以后，朱元璋明确规定了，大明皇位传承要严格遵循嫡长子继承制，也就是有嫡立嫡，无嫡立长。

而到了明神宗朱翊钧这里，因为他实在是太爱郑贵妃了，所以爱屋及乌，想要将郑贵妃的儿子朱常洵（明神宗第三子）册立为皇太子。

为了这个想法，朱翊钧在公元1586年册封郑贵妃为皇贵妃，虽然万历一直解释说册封这件事和立储无关，但实际上这就是朱翊钧计划废长立幼而对百官的一次试探。

然而，在立储这件事上，万历显然低估了文官集团维护礼法的决心。因为在文官集团看来，朱翊钧违反组训、废长立幼的企图，是对国家秩序的严重挑战和破坏，更是对文官集团赤裸裸的羞辱和无视。

所以，对文官集团而言，这已经不是简单的立谁为皇太子的事情了，而是一场关乎秩序和礼法的保卫战。

随着内阁首辅申时行的一封请求册立朱常洛（明神宗嫡长子）为皇太子的奏疏，大明皇权和文官集团之间展开了一场终极的较量，正式拉开了国本之争的大幕。

而这也是大明文官集团最后的一次抱团取暖。

而朱翊钧对待这件事的态度就是不上朝，面对朱翊钧躲进深宫不上朝，不见群臣的逃避行为，文官集团并没有放弃，他们仍旧不停的上书，但万历就是不回应，不表态。

朱翊钧的态度彻底激怒了文官集团，于是四名内阁重臣在万历十八年（公元1590年）通过集体请辞来对朱翊钧施压，朱翊钧也感受到了事态的严重性，他通过软硬兼施，勉强把内阁给安抚住了。

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礼部都给事中李献可上疏请求让十岁的皇长子朱长洛出阁读书，对于这个再合理也不过的请求，朱翊钧非但没有采纳，反而还将李献可治罪罚俸。

这一下，万历算是彻底捅了马蜂窝，早就憋了一肚子气的文官集团一个接着一个的不停地上书，而万历也就一个接着一个不停地处罚。

到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正月，朱翊钧实在是被群臣烦透了，于是就解释说，不是自己不想册立太子，而是想等等看王皇后（孝端显皇后王氏，神宗原配，名王喜姐）还能不能生出来嫡子。

朱翊钧的这个缓兵之计被文官集团一眼就看穿了，因为王皇后曾经多次习惯性流产，导致她生育皇子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且王皇后体弱多病，一旦她病故，朱翊君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将郑贵妃扶正，那样一来，朱常洵就变成了嫡子，而文官集团之前所有的努力就要付诸东流。

看到文官集团打算继续硬刚，朱翊钧便又向文官集团承诺，如果三年以后王皇后还是生不出儿子，那么他就直接册立朱常洛为皇太子。为了表达诚意，朱翊钧批准了让朱常洛出阁读书的请求。

三年以后，王皇后并没有生出来皇子，而朱常洛也已经到了成婚的年纪。礼部官员通过询问朱翊钧是用太子的规格还是亲王的规格来操办朱常洛的婚事，来提醒朱翊钧该履行承诺了，该册立朱常洛为皇太子了。

然而，朱翊钧却又以国家财政困难为由，再一次将事情拖了过去。

到万历二十六年（公元1598年），文官集团再也忍无可忍，朝中所有衙门的官员集体联名上书，要求朱翊钧立刻下诏册立朱常洛为皇太子。

而面对文官集团如此大阵仗的声讨，朱翊钧依旧是不理会，不答复。

到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在文官集团持续不懈的努力下，李太后（明神宗生母，慈圣皇太后）开始过问立储一事，朱翊钧在李太后的压力下，终于下诏册立朱长洛为皇太子，朱常洵为福王，国本之争至此算是暂时告一段落。

之所以说是暂时告一段落，是因为朱常洵在封王以后一直还待在北京城不肯去就藩，这始终对朱常洛的太子之位形成巨大的威胁。

到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梃击案（一场有关太子朱常洛被刺杀的政治事件）发生以后，又是在李太后的推动下，福王朱常洵终于前往藩地就藩，至此，朱常洛的太子之位再也不可动摇，国本之争才算是彻底宣告结束。

从万历十四年申时行上书开始，到万历四十三年福王朱常洵就藩为止，朱常洛坐上太子之位虽然用了15年，而国本之争前后持续了将近30年。

这期间四任内阁首辅被迫致仕，100多名大小官员遭到贬官流放。并且随着国本之争的持续发酵，群臣纷纷上书表达自己的政见，各种言论如雨后春笋般的冒了出来，不少人借机大做文章，以此来捞取政治资本。

而朱翊钧为了逃避立储，他不上朝，不见百官，甚至所有公文也全都留中不发，朱翊钧的这种怠政行为一直持续到了万历朝晚期，直接造成了大明朝局的巨大混乱，而在失去了皇权的压制和平衡以后，文官集团内部则开始迅速分裂，先是一批朝臣以地域为纽带结成政治联盟，形成了宣党、齐党、秦党、浙党和楚党等派系。

与此同时，各个地方的书院也开始抨击朝政，谈论时局，一批人又以政见为纽带形成了新的派系，其中实力最强、最有影响力的就是东林党，各个党派之间为了争夺最高政治话语权，开始互相攻伐，内斗不休，大明朝堂正式进入了党争时代，造成了极大的内耗和混乱。

除了造成党争局面的出现，国本之争还引发了一系列负面的影响。

首先就是太子朱常洛错过了最佳的启蒙时期，造成他文化素养低下，由于朱翊钧的不待见，又造成了朱常洛性格懦弱，自制力差，成为了后来红丸案发生的重要诱因。

其次，朱翊钧常年的怠政不作为，致使万历朝后期官员严重不足，无法及时有效的处理各项政务，为一系列社会问题的积累和爆发埋下了伏笔。

因为朱翊钧对福王朱常洵的偏爱，让他在朱常洵就藩时出于亏欠补偿的心理，给朱常洵赏赐了大量的财物，几乎搬空了本就不怎么充裕的国库，直接造成了后来大明的财政困局。

最后，因为朱翊钧长期不理政务，掌握着批红权的司礼监开始重新崛起，为后来魏忠贤阉党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毫不客气的说，国本之争就是晚明的一场政治浩劫，它造成的各种负面影响直接加速了大明王朝的灭亡，是“明实亡于万历”的一个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