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小朝廷摇摇欲坠，“复社四公子”掀波澜党争又起

南京政府的两大顶梁柱之一的史可法在朝外费尽心机、惨淡经营，最终却是灰头土脸、一事无成，那么，另一个在朝内操持政务的顶梁柱马士英在这将近一年的时间内做出的成绩是不是要好一点呢？

答案是，没有最烂，只有更烂。

说起来，马士英是被一个人给拖累拖死了。

这个人的名字叫阮大铖。

阮大铖，字集之，号圆海，又号石巢、百子山樵，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进士，怀宁(今安徽安庆)人，与史可法的恩师、东林领袖左光斗是同乡，曾得左光斗援引，列籍东林。天启四年，东林发生内讧，阮大铖的利益受到冲击，一怒之下，转附阉宦魏忠贤。随着东林党与阉党的交锋越来越激烈，阮大铖做了逃兵，退隐乡里，想等形势明朗再行出山。

不久，天启暴毙，崇祯帝继位。

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阮大铖为了能在新君面前有所表现，他写了两份奏疏，一份专门攻击阉党，一份既弹劾阉党、也弹劾东林党，说东林与阉党都“党附宦官”，应该一起罢去。交给在北京的友人杨维垣，要见机行事，代为上疏。

哪知杨维垣正和东林相攻，就把那份不利于东林奏疏上交了。

实际上，崇祯正在对阉党进行大范围清算，东林党得势。这么一来，阮大铖彻底激怒了东林诸公，被目为奸逆，打入《逆案》名单，定性为“永不叙用”。

阮大铖的仕途就此终结，避居安庆、流寓南京，“箫然无一事，惟日读书作诗，以此为生活。”（阮大铖：《咏怀堂诗集》）巧治亭台园圃，精教声妓，招纳游侠，谈兵说剑，组建文社。

阮大铖实在是个人才，非但科考成绩骄人，而且有文艺天赋，能作词作曲，甚至可以编写戏曲剧本，且家中积蓄丰裕。现在既然成为了一个大闲人，但眷养了一支曲艺水平极高的戏班子，自编自导自演戏剧，作传奇多种，有《燕子笺》、《春灯谜》、《牟尼合》、《双金榜》、《桃花笑》等，借戏遣愁，自娱自乐。

不承想，因为风头太盛，此举，触怒了南京的“地头蛇”。

这伙地头蛇以侯方域、方以智、陈贞慧、冒辟疆“复社四公子”为主。

复社是由全国各地文社于崇祯初年合并的一个党社联盟，这些文社包括江北的匡社、南社、吴中的羽朋社、应社、松江的几社、江西的则社、浙东超社、浙西的庄社、闻社、武林的读书社、山左的大社、历亭的席社、莱阳的邑社、中州的海金社、端社、黄州的质社、昆阳的云簪社等，其中著名人物有张溥、张采、夏允彝、吴伟业、顾炎武、黄宗羲、陈子龙等等。张溥为盟主，汇聚了大江南北二千多士人，称得上是中国封建时代规模最大的一个知识分子结社。复社人士自称“吾以嗣东林”。不少复社成员是东林党人的学生或弟子。复社继承东林传统，论文兼评时政。

“复社四公子”和顾杲、黄宗羲、吴应箕等人一起，捣鼓出一篇《留都防乱公揭》，到处张贴，要求大家“防火防盗防阮大铖”，把阮大铖描画成入侵病毒。

复社成员的攻击弄得阮大铖很是狼狈，不得不潜居城南之牛首山祖堂寺，销声匿迹，日日“挑灯作传奇，达旦不寐”。（王士禛：《池北偶谈》）

阮大铖明白自己的处境，要想日子好过，就必须和复社、乃至东林交好。

为此，他费尽心机地寻找和复社、东林结好的机会。

由于复社成员大多是中青年，只有少数人进入仕途，而且职位较低，不足以对朝政形成大的影响。复社党魁张溥的老师周延儒曾一度担任崇祯朝首辅，但在崇祯六年被温体仁排挤撤职。

为了光大复社，张溥用集资入股的方式筹措活动经费，以帮助老师东山再出。

阮大铖抓住了这一机会，慷慨解囊，加入了最大的一股，成功资助周廷儒再度入阁，重任首辅。

对于阮大铖的鼎力相助，周廷儒也很有报答之想，但碍于阮大铖的名声实在太臭，而且东林党人多势众，周延儒不敢顶风而上，只好想了个折中方案，问：“知交中谁与子最密者?”（温睿临:《南疆逸史》卷下）让阮大铖推荐他的一个好友出来，自己亲自提拔。

阮大铖最好的朋友就是马士英了。

前文说过，马士英于崇祯五年(公元1635年)擢右佥都御史、宣府巡抚，但赴任才一月，便因檄取公帑被人揭发，以贪污罪废官屏居金陵。

马士英和阮大铖同为万历四十四年会试榜的进士，且都是因罪免职之人，同样流寓到了南京，可谓是难兄难弟、同病相怜，有说不尽的共同语言，很快就结为了“狎邪之交，相欢如父子”。（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

阮大铖原本也知道自己的仕途已经被堵死，资助周延儒，不过是想缓和与复社、东林之间的关系。看周延儒乐于帮助自己，就不假思索，将马士英推荐给了周延儒。

周延儒安慰阮大铖说：“现在我大力起用马士英，再让马士英转荐，让你东山再起。”（“然则吾起士英，令士英转荐子庶有济。”温睿临：《南疆逸史》卷下）

这么一来，马士英不但职位归复，而且还做到了凤阳总督的位子。

现在，马士英已经成了南京朝廷的首辅，如果不拉一把老朋友阮大铖，那还算是人吗？马士英就曾多次在公开场合对人说：“我哪天执掌了朝权，必定首先重用阮大铖！”（“我要操朝权，必先用大铖始。”计六奇：《明季南略》卷4）的确，在对待朋友上，马士英算得上是一个热血热肠的君子。

东林巨子、复社创始人张溥病死时，东林诸人多在与周延儒讨价论价官位的大小，周延儒甚至对张溥的死表现出了莫大的兴奋，偷偷对人：“天如（张溥字）死，吾方好作官。”

东林众人都无暇操办张溥的后事，最后，为张溥后事忙里忙外的人竟然就是马士英。

所以，面对东林党人的攻击，马士英就颇有江湖豪气地还击说：“你们这些人，也配讲什么同声共气！要讲同声共气，你没没有一个人比得上我。我为了安葬张天如，一月之内奔走千里。想想看，当我为张天如操办后事时，你们谁稍微关注过一下？”（“若辈讲声气耶？虽然，孰予若？予吊张天如，走千里一月，为经纪其后事也，人谁问死天如也？”）

做上了南京朝廷的首辅，他便动用了自己手中的权力，把阮大铖弄进了朝廷，任命为兵部右侍郎。而阮大铖本身也是一个很有料的人，在觐见弘光时，他上“守江策”，侃侃而谈“三要、两合、十四隙疏”（邹漪：《明季遗闻》），俨然一个扶危救困的栋梁大材，很快就得到了弘光的喜爱。

从马士英的角度看，举荐阮大铖入南京，只是纯粹在还一个人情债，没有更深的意图。他没有想到，这么一来，等于是引爆了一个火药库，一个大爆炸紧随而至。

原先的姜曰广、吕大器等人为什么不赞成弘光帝朱由崧继位？他们担心的就是朱由崧会为逆案翻案，而逆案一旦翻成，就证明了东林党当年的错误，东林党既然从头错现在，自己这些人还会有什么好下场？！

然而朱由崧却是宅心仁厚，登位后非但没有翻案的心思，而且大大方方地下诏请众多的东林党及复社成员入朝为官。

现在，小朝廷才组建好，马士英又横生枝节，着力提拔阮大诚，是不是要为逆案翻案？是不是？是不是？

东林党上上下下都头皮发怵，纷纷上书制止，直言阮大铖是阉党骨干，祸国殃民，任用这种人，国将不国。

如果单单是这种弹劾和攻讦，马士英还扛得下来，最不能忍受的，因为援引阮大铖，他还遭到了肢体上的折磨和污辱。

在左良玉军中当监军的巡按御史黄澍也是东林中人，此人受左良玉的派出遣，专门入朝窥探南京朝廷虚实。他听说马士英甘冒东林党之大不韪执意要起用阮大铖，心中盛怒，在朝堂行礼完毕，便高呼奏道：““臣今舆榇来，矢以死击奸贼。”（“臣今来朝，誓当冒死以击奸贼！”）

弘光帝大为惊骇，问：“卿以谁为奸贼？”

黄澍正气凛然地说：“马士英即为奸臣大贼！马士英由罪人擢为凤阳总督，深受先帝殊恩，但先帝被围于北京，此贼拥兵坐视，不发一兵相救，全无人臣之心，可谓天下之大恶。马贼既不忠于先帝，又怎能忠于皇上！此外，凤阳乃祖陵，大明发祥之地，开建府署，树起军旗，就是要军队严加守卫。哪料马士英闻警即逃，将祖宗藏玉之地，付与盗寇蹂躏，还比不上普通人家的仆人保护一小土地忠诚。祖宗在天之灵，一定怨恨无比。可以说，马士英老贼不仅身为不忠之乱贼，并陷皇上为不孝之子孙，万死而有余辜！”（“马士英也！士英从荷戈擢凤督，受先帝殊恩。及先帝围困，此贼拥兵坐视，河干之不一望焉，忍心无人臣礼至此，天下之恶，一也。既不忠于先帝，谊岂忠于皇上哉？且凤泗祖陵，千万世发祥根本重地也；祖制特命督臣建牙，正为今日。今士英闻警而抱头窜矣，将毋送祖宗藏玉，惟贼之蹂躏乎？曾不若细民之家，苟有一坏土，付细仆宁之，缓急犹相保也。祖宗在天之灵，实怨且恫深矣。士英身为不忠之乱贼，并陷皇上为不孝之子孙，万死有余戮！”见姜曰广：《过江七事》）

黄澍越说越气，竟然情难自控，冲上去对着马士英的双脸左右开弓，啪啪啪就是几大嘴巴子。

这让马士英脸面落尽，恼羞成怒，终于走出了与东林党对着干的道路。

他与阮大铖相商，密议反击东林党人之策。

阮大铖身为戏曲大家，擅长各种明斗、暗斗、阴谋、阳谋，眉头一皱，奸计随即上心，说：“他们‘逆案’攻我，我应作‘顺案’以反击。”

“顺案”，即是指要专门打击曾有在北京投附“大顺”降贼行为的大明官员，这些官员中，东林一系的人可不在少数。

马士英点头称好，随即兴起大狱。

由此，东林党势力大损。

不但东林党势力受损，因为“顺案”的扩展，许多非东林党人士也被牵连进来，坐牢的坐牢，砍头的砍头。而且，还有许多从北方准备南归或正在南归途中的前明官员考虑到自己多多少少也有过一些“失节”行为，既然南京政府追查得这么严，只得止步转投入大清的阵营中去。

内阁大学士姜曰广对于马士英的打击报复行为大为愤慨，却也无可奈何，为示正邪不两立，他向弘光帝提出辞职，说：“微臣我惹毛了权奸马士英，分内当死；圣上洪恩宽大，请准许微臣引退归田。”（“微臣我触忤权奸，自分万死；圣恩宽大，犹许归田。”）

你辞职，我不反对，但你骂我是“权奸”就不行！马士英当即反唇相讥，说：“我为权奸，你是老贼！”说完，也以辞职相要胁，对弘光帝说：“老臣从满朝一片异议声中推戴皇上坐上了帝位，本来愿以犬马余生退归贵阳，避位让贤。如果陛下强要留下老臣，老臣必定死于东林党人之手！”（“臣从满朝异议中推戴皇上，愿以犬马余生归老贵阳，避贤路。如陛下留臣，臣亦但多一死而已！”）

马士英这一句话，正中东林党诸公的软肋。

姜曰广又羞又急，大声断喝道：“皇上是按照血缘亲疏及次序登上帝位的，你有什么功？”（“皇上以亲以序合立，你有何功？”）

马士英应道：“我本来是没有功的，只是你们这些东林党人偏偏要改立疏远宗藩为帝，断然拒绝迎立当今皇上，这才让我从无功变成了有功。”（“臣无功，以尔辈欲立疏藩，绝意奉迎，故成臣功耳。”）

总算弘光帝为人忠厚，不愿意众人在这件事上过多缠绕，劝道：“潞王是朕的叔父，贤良聪明，本来也应当登位，两位先生不要为此事伤国体、损和气。”（“潞王乃朕之叔父，贤明当立。两先生毋伤国体。”以上对话见《南渡录》卷二）

马士英不甘罢休，有一次，正在和弘光议事，突然又提出要诛杀东林大臣，他叩头上奏说：“老臣因为拥立了皇上，触怒了东林奸党，奸党小人，睚眦必报，必欲置臣于死地。”一句话没说完便号哭起来，边哭边说：“臣知奸党不难相容，臣孤弱无助，当然不能以一人之力而讨好千万人，恳请皇上感念老臣曾经拥戴的粗微功劳，同意释放老臣回归故里，混上个自然死亡，老臣发誓来世再效犬马之劳，老臣再也不能服侍皇上了！”额头砰砰直叩地板。（“臣以拥立皇上，触东林奸党，奸党小人，睚眦必报，必欲杀臣”、“臣知奸党必不相容，臣孤踪，诚不能以一躯称快万众，乞皇上念臣拥戴微劳，放臣归田里，以此全活微躯，矢来生再效犬马，臣不能复事皇上矣！”）

弘光耸然动容，安慰道：“爱卿请起，爱卿请起，爱卿请自爱。朕与卿作主，看看谁敢欺负爱卿?”（“卿起，卿自爱。朕与卿作主，谁敢螫卿耶?”）

马士英继续泣奏：“老臣这条小命就全靠皇上保护了，老臣痛恨刘宗周藐视皇上，无人臣礼。臣矢以死奉皇上，天必杀此老奸!”（“臣之残生托在皇上，臣切愤刘宗周欺藐皇上，无人臣礼。老臣发誓以死尊奉皇上，有天必杀刘宗周老奸贼!”）

一旁的姜曰广再也听不下去了，高声抗言道：“马士英所说荒谬至极！刘宗周乃是三朝老臣，坚守道义，气节凛然，至白发而无丝毫改变，真称得上是古今难得的社稷大臣。先帝对他还敬重有加，看看谁敢杀他!”（“士英言太谬!宗周屡朝耆旧，守道坚固，清确之节，黄发罔渝，真所称古社稷臣。先帝犹卒优容之，其谁得而杀之!”）

马士英厉声道：“姜曰广与刘宗周，都是属于东林奸党，就是这些人不肯拥立皇上!”（“曰广与宗周，此即所谓东林奸党，此即俱不立皇上者也!”）

姜曰广须发倒竖，喝道：“你说梦话吗？迎立皇上之时，刘宗周还在浙江，臣只是一介书生，手里又没有兵权，拥立或不拥立，我根本就说不上话。”（“尔梦语耶？迎立时，宗周尚在越，臣书生又不握兵。”）

弘光并不以迎立之事作为评判是非的标准，只是劝解道：“这是上天要降临大难给我家，朕德浅薄，勉为其难当国，时时担心会败尽太祖皇帝留下的江山，正要倚重两位爱卿，希望两位爱卿同心戮力，共成大事。卿等交恶，朕就会失去依靠。呜呼，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对事物的理解，细小的事情就没有必要斤斤计较了。从今以后，大家同舟共济，不愉快的事就不要再提了!”（“唯天降罚于我家，朕以凉德，勉服厥命，恐坠祖宗之遗绪，用托二卿，以匡不逮。亦冀卿同心戮力，集乃事，宗社无疆之庆，朕亦尚有余休。乃交恶，予将畴依!呜呼，人各自见，细故可捐。自兹以往，毋介乃衷，毋复有言!”以上对话见姜曰广：《过江七事》）

但马士英、阮大铖集团与东林、复社人士及其追随者的斗争仍是愈演愈烈，双方“日上疏相诋讨乍”，争权夺利，“舌战徒纷，实备不讲。”（戴名世：《戴南山集》，《补遗》上，《弘光朝伪东宫伪后及党祸纪略》）

弘光对这种纷争不息的党争厌恶痛绝，不得不下诏谕强调：“你等诸臣如果还能吸取前车之鉴，怀精白之心，行忠正之道，则可匡复王室。若还这样水火不容，戈矛相加，天下事已不堪再坏。请问诸位，是否还将朕放在眼里？祖宗已经立下的法规，是不可以无限度地宽恕的，请各位稍微尊重一下朕所说的话!”（“尔诸臣尚鉴于前车，精白乃心，匡复王室。若水火不化，戈矛转兴，天下事不堪再坏。且视朕为何如主!祖宗成宪，弗尚姑息，各宜钦承朕言!”姜曰广：《过江七事》）要求双方能和衷体国，消除成见，共保明室中兴。

话虽这么说，不但姜曰广，其他如兵部侍郎吕大器、左都御史刘宗周、吏部尚书张慎言这些人，因为先前在“策应”过程中没有拥戴福王，本来就于心不安，此时此刻，看马士英在朝中当众以此相攘诟骂，也已经无颜再在朝廷呆下去了，纷纷跟着引咎辞职。

复社和东林实力一损再损，旧日荣光不复存在。

有人看阮大铖兴起的“顺案”株连太广，劝他：“天下未定，您如此罗织，专为报复，不知最后到底是为虏还是为贼？”

阮大铖哈哈大笑，说“钟鸣漏尽，时日无多，我只要能及时报复这些仇人，管他为虏为贼！”

报复之外，阮大铖还特别想完成自己在政治上的翻身。

这所谓的翻身，就是他的身上一直背着“逆案”的包袱，如果不为“逆案”正名，这包袱就会一直存在。而要为“逆案”正名，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解禁、重新发行曾被崇祯帝下诏毁版的《三朝要典》。

《三朝要典》一书由魏忠贤主持，阉党头目顾秉谦主编，黄立极、冯铨执笔，以陷害东林党人为目的，纂辑了万历、泰昌、天启三朝有关梃击、红丸、移宫三大案的示谕奏疏档册。该书名为敕修，实为阉党罗织正士的黑名单，

在阮大钺看来，一旦《三朝要典》解禁，就等于是判定了东林党的反动性，东林党既然是反动的、邪恶的，则阉党就是清白和正义的了。

阮大钺觉得，要解禁《三朝要典》并不困难，因为书中大量涉及到了弘光帝的奶奶郑贵妃、父亲朱常洵的政治名誉，解禁《三朝要典》，既是为阉党正名，也是为郑贵妃正名。阮大铖对弘光帝说：“陛下只知君父之仇未报，亦知祖母（指郑贵妃）之仇未报乎？”。（戴名世：《戴南山集》，《补遗》上，《弘光朝伪东宫伪后及党祸纪略》）

弘光却不想把事情搞大，但也不想让马、阮太过难堪，就采取调和折衷政策，两边都不得罪，一面命礼部访求《三朝要典》一书送史馆，吏部察明被罪诸臣，分别复职，并明谕“事属已往，俱经大赦，不必追论”，（李清：《三垣笔记》下）一面谕解东林诸人说：“造祸之臣物故几尽，与见在廷臣功罪无关，悉从宽宥，不必疑猜。”（徐鼒：《小腆纪年附考》卷第9）

阮大铖大为失望。

但他是不甘就此罢休的。他积极寻找其他打击东林党的机会。

这年十二月，一个大好机会突如其来地出现在了他的眼前。

这个机会就是南渡三案中的第一大案——大悲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