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南明朝如何“短命”

崇祯十七年，李自成起义军攻破北京，崇祯帝朱由检在煤山自缢后，留都南京的明朝于五月拥立福王朱由崧为帝，建立弘光政权。然而不到一年，弘光元年五月南京城破，弘光帝被捕遇害，前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弘光政权即宣告灭亡。为什么南明如此短命，这件事情的背后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拥有半壁南明的中国正统，却短暂消亡呢?

无主——红光王朝立主之争

这件事要从崇祯时代说起，崇祯末期，面对日益困顿的朝局，崇祯萌生了南迁的想法，召见了附马都尉巩永固讨论南迁事宜，巩永固也极力表示赞同随后，左中允李明睿也上书皇帝“南迁”，但是遭到内阁首辅陈演，兵科给事中光时亨的极力反对。此后都察御使李邦华是支持李明睿的，他写给皇帝的秘密奏疏，提出折中方案，派遣太子“南迁”，把南京作为陪都，留下一条退路，维系民众的希望。但是内阁首辅陈演坚决反对“南迁”的，他故意向外透露了这个消息，并且鼓动言官猛烈抨击“南迁”的主张。

言官的猛烈抨击让崇祯皇帝受到了巨大的压力，最终让崇祯放弃了南迁的计划，当初朱棣迁都北京之时就将祖宗陵寝放置在北京北方，可以说如果北京失守，陵寝先丢。宗庙社稷怎么办?陵寝怎么办?京师百万生灵怎么办?国君与社稷同生死，就道义的正统。而让太子去南京监国的方案也被崇祯否决。他认为太子太小不足于服众，更重要的是他害怕太子效法唐肃宗灵武兵变，突然自己登基将崇祯变成太上皇，于是在南迁上举棋不定。最终使得崇祯和太子都断送在了北京。

这导致南京的朝臣群龙无首，此时南京大员大多在东林党的手中，加之明末的复社运动，复社声势浩大，声援东林，可以说南京东林党为大，由于太子与崇祯都已经殒命，立谁为帝王就成了一团乱麻，此时最合适的人选就是万历皇帝的三儿子朱常洵的后人福王朱由崧。但是东林党早年在争国本时反对福王继承大统，尤其对于朱由崧即位极为反对，朱由崧为朱常洵长子，身在南京附近的淮安，因此在崇祯太子及定、永二王无法至南京继位的情况下，福王本为第一顺位。然而东林党人却持相反意见，以东林领袖钱谦益为首，以立贤为名，主张立明神宗之侄潞王朱常淓。史可法并称福王“在藩不忠不孝，恐难主天下”。

潞王朱常淓血统偏远，自然缺乏继立的理由。当时政治以内阁负责，即使皇帝昏庸，负责的臣下仍可以维持政治机构的正常运转。以局势而论，留都诸臣需要的只是一个形式上的精神领袖。而并不一定非要雄才大略的贤君不可。

陈寅恪先生在《柳如是别传》中认为东林党实际上是李太后的后党，潞王是李太后那一脉的嫡系，而福王一直为东林党不喜，曾经一直主张祖制的东林党一改初衷，鼓旗立贤，导致相持不下，作为首辅的史可法本可力挽狂澜，可是史可法却执意和稀泥，装聋作哑，招致灭顶大祸。

此时南京城内拥立福王者为齐楚余党领袖阮大铖与凤阳总督马士英，马士英早年就有意与东林党和解，无奈东林党素来秉持清名，对于马士英根本不予以正眼相看，招致马士英忌恨，马士英老于官场，见自己部将窝里反，想来争也没用。连忙向朱由崧表白心迹，成为从龙文臣第一人。史可法一开始还蒙在鼓里，指手画脚的不服，又在写给马士英的信中痛骂朱由崧昏聩糊涂。没想到却成为落在别人手中的把柄。随即马士英便带领大军杀气腾腾的护送朱由崧来到南京浦口。大势已定，满心悔恨的史可法和东林党人也只好接受这个现实了。

此时清军已经南下，南明朝廷还在为谁主天下打成一锅粥，不亡都怪。

南明三案——政权紊乱之际的权利碾轧

朱由崧登基为帝，自然厚待马士英、阮大铖而忌恨东林党，此时作为东林党领袖的钱谦益已经去职，史可法自请出镇扬州，大局更加紊乱，在南京朝堂之上，党争进一步激化，朱由崧求助于三镇军阀拥立，对以后的局势变化产生了重大影响。最直接的作用即是使他自己得偿心愿，顺利地登上了至尊的宝座。而间接影响，则是江北诸镇以“天子恩人”，“从龙元勋”自居，南京从皇帝到重臣再没有人可以控制这支飞扬跋扈的军队。从此开了南明军阀勋镇势力尾大不掉的滥觞。

此时崇祯一朝的弊病逐一显现，军队冗兵不断，国库入不敷出。地方大将拥兵自重又无大才，南明初建，能打的将领几乎凤毛麟角，皆在崇祯一朝被铲除殆尽。除了左良玉外，南明几乎无可用之将，最主要的军事力量江北四镇官兵有各个心怀鬼胎，不过匹夫之流。

就在此时，南京又接连爆出三大案件，成为党争白热化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