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书法“自然”

白雪 山东艺术学院

“自然”这一概念发端于先秦道学思想，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范畴，至魏晋时期，其被赋予了美学内涵，成为中国传统美学的重要范畴，贯穿于整个中国美学史。作为中国传统艺术的书法，“自然”在其中的地位不言而喻。

何为“自然”？“自然”有着双重内涵。首先是哲学意义上的“自然”。老子的《道德经》提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所说“自然”乃是“道”的本体，是宇宙万物的一种普遍运行的规律。其次是美学意义上的“自然”。相较于老子，庄子对于“自然”的阐释则有所不同，其将“自然”具体到作为主体的人身上，提出了“真性”“真君”等概念，指出“自然”之意是为人本性与情感的自然流露，绝非矫揉、刻意造作。庄子虽未明确谈及美学，但其对“自然”这一概念的阐释，实属于中国自然美学观的先声。其所提出的“天地有大美”指向的便是蕴含美学意义的“自然”之美，这直接为后世美学意义上“自然”论的发生奠定了理论基础。

首次以“自然”论及书学的是东汉的蔡邕。其在《九势》中说：“夫书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焉；阴阳既生，形势出矣。”蔡邕认为，书法之道需立于“自然”，取法“自然”，由此才可生发出宇宙天地间的阴阳变化。显而易见，蔡邕的“自然”观念仍是唯物的，直至魏晋时期，文艺理论家们才将“自然”具体到人的主体精神上来。魏晋时期，以老庄思想为根基的玄学大兴，谈论“自然”的数不胜数。

文论方面，钟嵘、刘勰等人提出了“自然英旨”“为情而造文”等主张，提倡作诗作文需遵循自然情感。

书法方面，南朝萧衍在《答陶隐居论书》中提到：“任意所之，自然之理也”，此“任意”既是指人自然机理的变化，也指人情感的自然变化，他认为符合“自然”之理的任意书写便也是美的。至唐代，关于“自然”的谈论主要有孙过庭、张怀瓘等人，他们关于“自然”的论述主要是书法用笔的“自然”。孙过庭在其《书谱》中说：“同自然之妙有，非力运之能成。”虽然此处孙过庭所提的“自然”指向的是自然事物，但其将书法中的点画喻作自然界中的万事万物，也是在表明书写需符合自然之理，由此可见，书法“自然”之妙，绝非强求而成，需情感、精神的自由。张怀瓘也说：“惟逸少笔迹遒润，独擅一家之美，天质自然……同自然之功；物类其形，得造化之理。”他认为王羲之的书法用笔符合自然情理，是为书法的至高境界，称其为“天质自然”。同时，他也认为书之道不等同于自然事物，而应取其内质规律才能“同自然之功”“得造化之理”。

“自然”论到宋代，更多是的谈论人情感精神的“自然”。米芾在《海岳名言》中说：“心既贮之，随意落笔，皆得自然”，从此言中不难看出，“自然”之意乃“随意落笔”而成，而这种“随意”皆需借助“心”来完成。换言之，书法“自然”乃是通过心神，即情感精神所达成的，米芾于此处既明确了书法“自然”之意的重要地位，也揭示了书法“自然”之意的达成途径。

除米芾外，宋人推崇“自然”的还有苏轼，苏轼书论中虽很少提及“自然”二字，但其于书学上的主张处处是“自然”，如其所言“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其于书学上的实践皆是立于己意的，其所推崇的“信手”“无法”皆是对“自然”之意的追求，也是对一切矫揉造作、刻意安排的痛斥。值得注意的是，苏轼所言之“意”其实就是自身的情性与精神，点画的生成需以此为基才能达成“自然”之意。

宋之后，明清书家亦多论“自然”，董其昌竭力推崇“淡”，同时又以“自然”论“淡”，其言道：“此皆无门无径，质任自然，是之谓淡。”可见其所推崇的“淡”的本质其实就是“自然”。苏轼又说：“诗不求工字不奇，天真烂漫是吾师。”所谓“天真烂漫”其实就是一种不受拘束的自由之态，也正是“自然”，是书家作书时的一种状态，这与前文蔡邕、张怀瓘等人所谈的“自然”之理是不同的。董其昌之后，傅山也推崇“自然”，其提出了“宁直率毋安排”的书学主张，反对刻意安排，以求得一派天机。

从上述所列书家关于“自然”之论，可得知，书法中的“自然”主要有二：

一为取法自然事物之规律，就如卫夫人所言的“点如高峰坠石”，即是以自然界的事物作为点画之意象，但这种“自然”之理的取法并非照搬，而是取其内在规律，以得“自然”之意。

二为书写时的自然状态，这种状态主要来源于创作主体的情性与精神，作书作文需以己意为出发点，也就是米芾所说的“随意落笔，皆得自然”。“自然”这一概念自老子提出，经庄子的丰富，至魏晋时期便已于审美领域形成了完备的理论，历代文艺理论家们将“自然”奉为至高的境界，并究其一生苦苦追求。书法作为绵延数千年的传统艺术，“自然”同样是其最高的审美境界，书法实践中“自然”之意的达成，既需要书学者领悟自然万物之妙理，又需在创作时遵循自我之情性。但值得注意的是，艺术中的“自然”并不是完全的天成，艺术同样是需要经营、苦思的，但这种经营与苦思是建立在精神与情性自然流露的基础上的，并不是刻意的安排与造作，是所谓巧夺天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