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兴衰：南北经济不平衡的背后

纵观历史，似乎每个正统王朝都有尾巴王朝，比如说东晋、南宋、北元、南明，甚至清朝亡国以后都两度复辟。其中第一次衣冠南渡的东晋和第三次衣冠南渡的南宋都是相当成功，南渡以后虽然偏安一隅，但毕竟都延续了国祚，立国达上百年之久。而明末清初之际手握一手好牌的南明，本来都有希望北伐再兴明朝，结果不仅没有再兴明朝反而被清朝所灭。笼统上来说，大众认知中的南明灭亡原因莫过于围绕着最高权力合法性问题而衍生的诸如党争等问题，因为南明四帝并非出自帝系，而是出自或远或近的藩王之中。但认真全面来说的话，除去这个明面上的原因以外，回首秦汉以来三次衣冠南渡带来的经济发展，南明存在不了多久的根本原因在于宋代以后，中国就没有南北分治的土壤了。在这种环境之下清朝和南明只能拼个你死我活，然而遗憾的是继承明末腐朽传统的南明敌不过新兴的清王朝。接下来宋安之以三次衣冠南渡的历史来代入南北经济为何发展不均衡。中国历史上，有这样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秦汉时期是西北的匈奴，因此在抵御游牧民族南下的过程中，汉朝主动向西发展，开拓了西域之地。到了魏晋南北朝时，干脆就是游牧民族直接南下，占据了北方半壁江山造就了五胡乱华的惨像，而东晋开始了第一次衣冠南渡，开发当时还是荒芜状态的南方。到了隋唐游牧民族的威胁成为北方的突厥，唐玄宗时代为了开疆拓土同时防备北方，因此“置十节度、经略使以备边”，还重用胡人安禄山等人，结果酿成安史之乱使唐朝由盛转衰的。大乱过后中央朝廷式微，藩镇抬头，北方开始动乱不止，北方游牧民族也是蠢蠢欲动，唐亡之后更是延绵七十余年的五代十国大乱世，因此到了晚唐开始了第二次衣冠南渡。到了宋朝，北方游牧民族开始占据优势，北方契丹建立的辽国和后来女真族建立的金国先后暴打压制宋朝，使宋朝不仅没有完成统一，北宋还在靖康之耻中被灭亡，康王赵构为首的残余势力南渡再建宋朝，是为南宋，这也就是第三次衣冠南渡。到了北方草原上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带领蒙古崛起以后，游牧民族更是到达了极致。先后灭金亡西夏，到了元世祖忽必烈时代更是建立元朝，降大理征南宋，彻底统一了中国，元朝也成为了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明朝时北方的边患，先是北方草原上的蒙古，再是东北兴起的以女真为前身的满洲军事集团。最后明亡于李自成之手，满洲军事集团建立的清朝得以入关，是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大一统王朝清朝。从以上历史可以看出，北方的游牧民族边患是封建王朝的一个永恒话题，由刚开始秦汉的西北转移到唐宋的北方，再到明末的东北，也就是说由西北变成东北。其中还有两次反客为主，北方游牧民族南下成为新的大一统王朝，那就是元清两朝。面对这些外患之时，既有汉朝打出了万里击匈奴，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霸气。也有三次衣冠南渡的无奈之举，更有宋明被反客为主的无奈。这背后更是牵扯到中国历史上的经济中心大迁移，像南方鱼米之乡的美誉并非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以三国时期来说，版图上来看蜀汉占据南方半壁江山，结果却一直向北发展，还屡屡被曹操压制呢，就是因为南方当时处于未开发的状态。也就是三次衣冠南渡的背后，代表着对于南方鱼米之乡的开发，更是意味着中国经济中心由北向南的转移。南方的经济地位不断上升，自北宋达到大概平衡，经过南宋第三次衣冠南渡大开发以后，实际上已经形成了南方经济居上的局面了。正因为南北经济的极其不平衡，所以宋朝之后的元明清三朝都定都于北京，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利用帝都来实现南北经济的再平衡。同时也意味着宋朝以前出现过南北分治的经济相对平衡的基础已经不复存在。自元朝以来，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地区上至中央朝廷和达官显贵，下至部分北方军队及其民众都要仰懒于南方漕运的粮食等物资。这种经济上的不平衡，已经不是诸如南宋时期以“岁币”方式供给金朝金银及其绸缎等物资就可以弥补解决的。也就是说这时期的南北经济极其不平衡，南方鱼米之乡还好，北方是供不应求，南下统一才是唯一解决的方法。

换句话来说，宋朝以后的中国已经没有南北分治的土壤了，因为经济上不允许。同时当时还存在一个客观原因，清军入关以后，降清官僚中有相当一部分出自南方。他们见清庭一时犹豫并没有进取南方之心，唯恐出现南北朝的局面，届时自己与亲属同乡隶属两个对立政权，骨肉分离至死难还乡，因此竭力怂恿清庭统治阶层南征。在这两种原因叠加之下，有不少大臣上言。如1644年五月兵部右侍郎金之俊进言：“西北粒食全给于东南，自闯乱后，南粟不达京师，以致北地之米价日腾”。九月份漕运总督杨方兴更是一针见血的指出：“不得江南，则漕运阻矣，将何以成天下？”。这时候的清庭就面临一个问题，北方经济实现不了自给自足，南方的南明小朝廷已经成立，拥兵数十万，南下不太现实，但想要立足必须要南下。当然还有一个选择就是什么好处都没有捞到就退回关外，显然清庭并没有这样选择。这时候对面乱哄哄的南明小朝廷给了清庭的信心，不同于新兴野心勃勃的清王朝，刚刚成立的南明小朝廷已经是病入膏肓了。正如大家所熟悉的南明一般，这时期的南明弘光政权，因为崇祯帝的三位皇子并没有确定死亡，而是下落不明。所以崇祯帝的堂兄弟福王朱由崧看似是近支血脉登基，其实是得位不正，当然这个原因并非主要原因，关键在于因为背后的权力之争。朱由崧是第二代福王，他的父亲老福王朱常洵是明神宗万历帝时期争国本的主角之一。当时崇祯帝的父亲泰昌帝朱常洛不受万历帝待见，因此想立第三子朱常洵为太子，东林党支持朱常洛，君臣僵持多年，最后朱常洵就藩洛阳，朱常洛为太子。由于这段往事，所以当年坚持嫡长子制度的东林党在南京拥立新帝之时，并没有支持与崇祯帝血缘最近的福王朱由崧，而是以“立贤”的名义支持潞王，潞王为万历帝弟弟一脉，较之福王离帝系更远。按照明朝两京制，留都南京的百官之首是兵部尚书史可法。

史可法也不支持立福王，而是倾向于立与福王同样是神宗嫡系的桂王。福王朱由崧并没有坐以待毙，而是暗中联络了江北四镇，以武力来迫使史可法还有东林党诸人来转而支持自己，从而成为南明第一任皇帝，是为弘光帝。因为南京的百官之首兵部尚书史可法及其东林党诸臣不支持福王朱由崧为帝，导致了朱由崧只能求助于江北四镇。这样做的后遗症无疑是巨大的，致使江北四镇的高杰、黄得功、刘良佐、刘泽清这些败军之将拥有定策从龙之功，开始蔑视皇权，飞扬跋扈，大大加深了明末就已经开始的地方武将拥兵自重化。最要命的是朱由崧这个人并没有多大的能力，控制不住局面，只会贪图享乐。于是南明小朝廷形成了上有弘光帝朱由崧无心进取，收复失地。下有东林党因为拥护的潞王没上位反而是宿敌福王朱由崧上位，因此离心离德，并且延续了明末的党争。江北四镇的武将更是因为拥立之功，飞扬跋扈，还谁也不服谁，也没有勇气面对大顺军和清军，几十万大军好似一盘散沙。南明小朝廷内部矛盾重重，一味退缩观望，几十万大军割据自雄，还幻想着“联虏（清军）平寇（李自成）”。被清庭敏锐的察觉到，因此清庭以摄政王多尔衮为首的决策层没有承认南明弘光小朝廷，想着干脆以清代明。1645年，清庭以豫亲王多铎为主帅征南明，弘光小朝廷果然不堪一击，不久南京沦陷，弘光帝朱由崧被俘，就这样南明最强大的弘光政权覆灭。南明从此四分五裂，再没有统一的核心，之后的隆武政权、绍武政权、永历政权很多时候面对的问题不是在于清军，而是在于其他宗室的不服，甚至兵戎相见，最后南明憋屈的落幕。所以以今天的大历史观来看，三次衣冠南渡以后，中国南北经济极度不平衡，使北方过度依赖南方，宋朝及其之前的南北分治再也没有成立的环境。或者以另一种角度来说，南方的温柔乡足可以自成一方，北方却需要南方经济来补充，如果长时间南北相隔，那么清庭是受不了的，因此刚刚入关的清庭还没来得及适应，就被推到统一天下的路上，更巧合的是南明自成立之初就拥有各种各样的毛病，看似新生实则是暮气沉沉，于是清军南下，南明不堪一击，最后只能草草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