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大学》思想，以及其对治国秩序的影响

《大学》一书流传久远，作为一名学生，不论你喜欢与否，或者为了考试升学，几乎都一定曾经背诵过《大学》的字句。

也许有人会想，是谁害我要背这些虽然简短，但是有点烦闷内容的呢？就像周星驰电影中所说的“冤有头、债有主”，把《大学》一文，从《礼记》的篇章提出，并将之提升到经典地位，影响了近世将近八百年的人，就是著名的宋代大儒朱熹。

朱熹进《四书》退《五经》，对近七百东亚思想史，还有哲学的发展可谓影响深远。

而朱熹以《四书》之首《大学》为中心发展的哲学思想之所以有他独有的创见，与朱熹所处的年代，想要对抗佛老，重建儒学式的世界秩序有深刻关连。

在北宋亡国与秦桧主政的阴影下，身处严重的政治、文化失序与危机感当中，朱熹为何会不厌其烦地想以这种以《大学》文本为中心出发，强调以“一”取代“二”，以“本末一贯”连结起“诚、正、格、致、修、齐、治、平”的秩序观，藉由此种“本末一贯”的《大学》之道向南宋皇帝上书进言，期待能以儒学历代圣贤相传的之道，取代“本末断裂、中外断绝”佛老、功利之说，借以全面恢复秩序。

朱熹的时代，是南宋朝廷仍然活在北宋灭亡与秦桧主政的阴影的时代，身处这种时代背景，朱熹一生都感受到时势艰难：

国家靖康之祸，二帝北狩而不还，……自是以来，二十余年，国家忘仇敌之虏而怀宴安之乐，桧亦因是借外权以专宠利，窃主柄以遂奸谋。

秦桧主政很长一段时间，对南宋造成了许多不良影响，致使士风衰败腐化。

因此如果要了解朱熹思想之形成，必然与“靖康之祸”、奸相“借外权以专宠利”、“士大夫之顽钝嗜利无耻者数辈起而和之”的历史背景深刻连结，故我们可说朱子学，是在古代政治、文化失序危机产生的。身为一个对政治有深厚关怀的大儒，朱熹对南宋朝廷的深重危机提出分析，他认为南宋朝廷有三大弊病：

熹尝谓天下之事，有本有末，正其本者，虽若迂缓，而实易为力；救其末者，虽若切至，而实难为功。是以昔之善论事者，必深明夫本末之所在，而先正其本，本正，则末之不治，非所忧矣。

朱熹在分析南宋朝廷的多重危机的话语中，他的政治论述的特色是以“本末”思维来讨论政治问题。朱熹说：“必深明夫本末之所在”，是故讨论朱熹论及秩序问题时，不能忽略这种本末思维模式。

南宋朝廷虽然自南渡后转危为安，日趋稳定。但其政治文化在朱熹看来，仍延续着北宋末年以来的诸多失序状态。宋孝宗一度看来欲有所作为，甚至意图“恢复”大业。

然而其秩序思维，仍是三教分领不同层次。宋孝宗曾经亲着《原道论》，回击韩愈的排佛思想。认为“以佛修心，以道养生，以儒治世斯可也。”

可见宋孝宗仍延续了魏晋以降的二重世界观，高度肯定佛老之学的价值。根据陈弱水的研究，唐代及唐代以前中国儒者的世界观有一特色，可把此种中古典型的心灵架构叫作“二元世界观”或“二重世界观”，最重要的影响可能在助成宗教的勃兴，特别是佛教。

玄学在思想上的突破为宗教，文学之发展减少阻力。由于方外境界的确立，现实人间变成相对性的存在，以家庭，国家为核心的群体生活不再是人们唯一的生息之所，寻求个人的精神解放、追求生命永恒是正当的，也是可能的。

这恰恰是对朱熹来讲不能接受，认为是宋代政治社会失序的思想根源！

因此，朱熹生平的第一篇上书《壬午应诏封事》，就直言批评皇帝不该喜好无法“贯本末”、甚至会“内外颠倒”的佛老思想。这是宋朝朝廷南渡以来，第一次有人公然对皇帝好佛老的直言抨击：

比年以来，圣心独诣，欲求大道之要，又颇留意于老子、释氏之书。疏远传闻，未知信否？……虚无寂灭，非所以贯本末而立大中。苟惟不学，与学焉而不主乎此，则内外本末颠倒缪戾，虽有聪明睿智之资，孝友恭俭之德，而智不足以明善，识不足以穷理，终亦无补乎天下之治乱矣。

朱熹对皇帝直言相劝，认为佛老之说，不但不能“贯本末、立大中”，反而会“颠倒缪戾”，绝非真正的“治道”所归。

不仅第一封上书一鸣惊人，之后到了淳熙十五年十一月七日，朱熹又应召奏上一道著名的《戊申封事》。朱熹在上书中，再次批评皇帝喜好佛老与当时现实功利的政治氛围：

彼老子、浮屠之说，固有疑于圣贤者矣，然其实不同者，则此以性命为真实，而彼以性命为空虚也。此以为实，故所谓“寂然不动”者，万理粲然于其中，而民彝物则，无一之不具；所谓“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则必顺其事，必循其法，而无一事之或差。彼以为空，则徒知寂灭为乐，而不知其为实理之原；徒知应物见形，而不知其有真妄之别也。是以自吾之说而修之，则体用一原，显微无间，而治心、修身、齐家、治国，无一事之非理。由彼之说，则其本末横分，中外断绝，虽有所谓“朗澈灵通，虚静明妙”者，而无所救于灭理乱伦之罪、颠倒运用之失也。

朱熹明确地批评佛老之学的根本问题，就是再把“性命”视为“空虚”，而不像是儒学“体用一原，显微无间”，能以一理贯穿“治心、修身、齐家、治国”。

如果照佛老之说发展下去，必然导致“本末横分、中外断绝”，而产生了“灭理乱伦”的结果。但是整体朝廷风气却反而将“儒、释、道”区分为“三术”，并把儒学看为“常谈死法”，视为“最下”，这正是朱熹最看不下去的状况。

朱熹批评在皇帝身边反道学的侍从讲读之臣和浙中功利学派，朝廷弥漫着功利与老佛混合的政治高论。皇帝本身倡导三教同一，功利派则认为佛能补儒。这都是朱熹看为不可取的。

在朱熹看来，汉、唐以降的诸多君主都已经深受其害，导致无法“与乎帝王之盛”；而当代政治，若继续轻视儒学根本之道，而被佛老思想主管下去，则复“三代之治”的理想必然不可得。

朱熹深感危机，不得一再于上书中试图点醒皇帝，持续批评佛老之说是“内外异观，本末断裂”。为求恢复儒者正确的“一贯之道”，朱熹特别对皇帝强调《大学》的重要性。

在朱熹诠释下，孔子集上古儒学之大成，但因为无法直接得到实际的政治地位施行他的理想，因此退居在民间写作了《六经》，而《大学》则是孔子对于天下、国家、本末、终始、先后等问题。

讲得最详实明确的一篇内容，被记录在戴氏的《礼记》中。而此《大学》之道，就是朱熹认为即使是古代“生而知之”的圣人，也该要去学习的内容！

比起佛老之说，或者其他儒学经典，《大学》通贯“诚、正、格、致、修、齐、治、平”，“本末”兼备而无所偏，在思想论述上显得最为完整。也最能破除佛老之有本而无末，或“本末断裂、中外断绝”。得以进一步全面性地重建秩序。

这也是朱熹为何每每不厌其烦地，在政治论述中，总是如此强调《大学》的重要性。也因为强调《大学》的重要性，自然会强调此“本末一贯”论述中的“本”：“正心诚意”了：

是行也，有要之于路，以为“正心诚意”之论上所厌闻，戒勿以为言。熹曰：“吾平生所学，惟此四字，岂可隐默以欺吾君乎？”

朱熹透过不厌其烦地强调《大学》之道，来破解当时政治文化中“本末断裂”、只重功利、不明根本的困境。

在北宋亡国与秦桧主政的阴影下，身处严重的政治、文化失序与危机感当中，让朱熹不厌其烦地欲以“本末一贯”的《大学》之道向南宋皇帝上书进言，期待能以儒学历代圣贤相传的“一贯之道”，取代“本末断裂、中外断绝”佛老、功利之说，借以全面恢复秩序。

此种以《大学》文本为中心出发，强调以“一”取代“二”，以“本末一贯”连结起“诚、正、格、致、修、齐、治、平”的秩序观，影响了东亚近世儒学，特别是我国的政教秩序。

近代与当代中外思想史家，多有注意到传统的世界观有一元化的思维。如林毓生认为，我国的秩序与道德、文化秩序是高度地整合着的。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