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建国初期强化王权与农业化政策的实施

历观拓跋鲜卑整体发展历程，进入匈奴故地特别是逐渐占有中原农耕地带后，生产方式农业化是其始终推行的政策，这一政策除遇到高车一部抵制外，在其他拓跋鲜卑鲜卑统治诸部似乎执行的相当顺利，对于从事游牧生产的拓跋鲜卑来说，这一现象着实令人深思。

拓跋鲜卑作为游牧民族，却一以贯之地推行农业化政策，是什么原因推动着统治阶层以如此主动的姿态推进农业化？揆诸史料，历览拓跋鲜卑发展始末，可以发现农业化进程与北魏王权强化和正统建设息息相关，以下将从这两个方面探究其农业化的动机。

一、王权强化

游牧民族以其移动性著称，故有“行国”之谓。这一特征是适应草原自然和社会环境的，王明珂先生将其称之为游牧社会人群的“利器”。由于草原上各种突发的自然灾变以及部落争战，游牧部落需要以最快的速度作出反应以维持部落的生存，因此必须保证这种移动性的自如。

因此，时常可以看到草原部落联盟的快速建立和瞬间瓦解，看似强大的联盟可能在瞬间便会因各部落突然的“四散溃逃”而瓦解。特别是在面临外部重大军事力量威胁的时候，“各小群体分裂各自求生，无须讲求‘战至最后一兵一卒’的军人荣誉——‘不羞溃走’”，这是由其移动性特征决定的。因此，强则聚，弱则散的特点，不利于拓跋鲜卑对诸部落的控制。

拓跋鲜卑以渐进方式内入中原，虽然在内入过程中没有放弃草原地带，但随着内入中原程度加深，草原上兴起的柔然和高车极大压缩了拓跋鲜卑草原领地，拓跋鲜卑在对柔然和高车的多次战争中虽然取胜，但却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一问题。

放弃中原退回草原已不可能，而要进一步内入中原，建立集权统治，必须解决部落松散性可能导致的后果，因此，加强王权，使松散的部落成为坚实的统治基础成为不二之选。加强部落控制已有历史经验可借，拓跋鲜卑自然地做了“拿来主义”者。

此外，游牧民族崇强贱弱，部落实行“兄终弟及”和推举的继承形式，当拓跋鲜卑渐入中原，这种方式并不利于王权进一步强化，甚至有使部落走向分裂的危险。在草原部落的继承体系里，通常存在这样的矛盾，即当上一任首领传位给自己儿子的时候，自己的弟弟正值年富力强，从而引发王位争夺；当上一任首领因儿子年幼传位给自己的弟弟时，弟弟可能在再传王位时不愿意传位给自己的侄子，但此时侄子已经成长起来，从而提出王位诉求，从而引发下一辈之间的王位争夺。

除过外力因素影响，草原势力的分裂与内争与王位继承中的这一矛盾息息相关。由此可见，处在中原与草原之间的拓跋鲜卑，如果要达到“混一戎华”的目的，必须有稳固而强有力的王权来推动这一事业进行。欲转兄终弟及为父死子继，根绝其他核心成员对王/皇位的觊觎之心，必须将他们与自己所统领的部落相分离，瓦解反叛基础，从而他们才能坦然接受新的继承制度而不生异心。

以上所述两点，即北魏初期强化王权的主要出发点，从中可以看出，这两点可以集中到一点去实现，那就是农业化，也即北魏建国初期所谓“离散部落”、“计口授田”之举措。部落离散后，在固定的土地上从事农业生产，一遇风吹草动部落便逃离的现象消失了，同时，原先的部落酋长失去统领部落后，等于剥夺了军事权力，再也不能干涉国家继承体制，从而达到了强化王权的目的。

因此李凭先生说“离散诸部的措施对于北魏皇权的建立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可见将农业化政策置于王权建立过程的重要位置。拓跋鲜卑能够统一北方，承担起永嘉以来由乱而治和民族整合的重任，与这一政策的适时推行，及时完成自身转变有重大关系。

离散部落非拓跋鲜卑所创，而是有历史借鉴的。但这一政策实施前，道武帝拓跋珪的一系列遭遇为其日后推行农业化奠定了基础。在北魏立国之初，便出现了部帅率其部叛走的事件，文献记载：“护佛侯部帅侯辰、乙弗部帅代替叛走。诸将追之，帝曰：‘侯辰等世修职役，虽有小愆，宜且忍之。当今草创，人情未一，愚近者固应趑趄，不足追也。’”这是建国之初人心不稳的表现。

面对这种情况，立足未稳的统治阶层只能采取忍让的态度，这是政权初建拉拢人心的举动，但也是此时的无奈之举。

在北魏建国之初的险恶环境中，常发生面临强大外敌入侵时，敌人未至而人心浮动部落四散的危险，史书记载当拓跋珪重建代国后，拓跋珪叔父窟咄在刘显支持下争夺王位，于是向拓跋珪部进军，窟咄大军未到，拓跋珪下属部落已是“诸部骚动，人心顾望”，甚至下属私下密谋暗通窟咄，企图捉拿拓跋珪响应窟咄。

在此情形之下拓跋珪不得已只能“北逾阴山，幸贺兰部，阻山为固”，采取了避其兵锋依靠母亲部落保护的办法。

在这样生死存亡之际，救兵未至又发生了“北部大人叔孙普洛等十三人及诸乌丸亡奔卫辰”的事件，可谓雪上加霜。

政权草创之初，人心不稳，叛服不定，创业君主百般艰难最终奠定基业。即使如此，早先的反叛也深深烙入他们心中。从早期历史中可以看出，道武帝拓跋珪在建国初期乃至征伐过程中，这种叛服不定使他十分头疼，自己甚至因此差点丧命，事业草创时期他隐忍不发以争取人心，但这一问题带来的险恶后果使他刻骨铭心。因此，只要时机成熟，彻底革除反叛基础巩固政权是他们的首要目标。

历史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皇始二年，拓跋珪灭后燕后，声威极于一时，在北返的过程中，他抓住时机于天兴元年在大同盆地颁布了“离散部落”措施。在此之前，拓跋珪曾两次颁布“离散部落”措施，有成有败。

可见只要时机出现，拓跋珪便迅速实施这一政策，这应当不是没有经过他深层次思考的。李凭先生分析说离散诸部，将部落酋帅对部落的统领剥夺，从而使酋帅和部众没有了反叛基础，自然就成了北魏统治下的编民，从而安心农耕。这无疑是精到的分析。

在这样的大政下，原先叛服不定的部落变成了勠力农事的编民，北魏王权极大强化。但也存在失败的例子，史书记载：“太祖时，分散诸部，唯高车以类粗犷，不任使役，故得别为部落。”这是一例离散失败的事例，但并不影响政策整体的成功。部落离散成功后，便再也见不到原先那种动辄叛走的记载了，可见这一政策取得了极大的成效。

二、正统建设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少数民族内部民族矛盾尚未大爆发之时，就出现了“徙戎”等观点；永嘉以后，北方陷入民族厮杀之中，衣冠南渡，民族矛盾异常尖锐。南北朝对峙时期，南朝“专事衣冠礼乐”标榜正统，斥北朝为“索虏”，从而使得中原之人以南朝为正朔所在。这种情况自然不利于北魏在北方的统治，前面章节已经阐述，北魏渐入中原的过程也是逐渐失去草原的过程，退回草原已不可能。

这一时期华夏边界早已形成，长期的农牧互动使得夷夏观念深入人心。拓跋鲜卑统一北方初期，在北方农耕人群以及南朝看来，他们无疑是蛮夷政权，无法获得统治认可，这样拓跋鲜卑在北方的统治面临着严峻挑战。因此，在农耕地区建立稳固的统治是他们的唯一选择，要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进行正统建设。

在这一点上，拓跋鲜卑一开始便不同于其他入主中原的游牧民族，拓跋鲜卑以建设者的姿态进入中原，推行劝农重农政策，承认中原既有秩序，恢复永嘉以来严重破坏的北方经济。这样便赢得了北方农耕人群的支持和认可。

在进入中原之前的漠南代北时代，始祖神元皇帝就曾告诫过诸部大人要吸取前世匈奴、蹋顿的教训，不要因为贪财好利而劫掠边民，这样只会激起强烈的反抗导致两败俱伤，生灵涂炭，最终得不偿失。由此可见拓跋鲜卑后来以建设者姿态入主中原，其渊源已久。

在生产方式上，尊重中原地区农耕生产方式，保护并促进农耕经济恢复和发展，减轻了入主中原的压力，有利于北魏政权在中原地区政权的稳固；另一方面，此时拓跋鲜卑生产方式的转化，使原先完全异质的农牧文化转变为同质性的农耕文化。可以看出，推行农业化政策，不仅强化了北魏王权，也使得拓跋鲜卑在生产方式上与农耕人群趋于一致，易于被农耕人群接受和融合，有利于北魏正统建设。

在定国号和迁都事件上，也可以看出北魏在正统建设上颇费苦心，他们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纯粹的正统的农耕政权王朝。

拓跋鲜卑一改之前以“所生之土”或“封国之名”为国号的做法，而是以“魏”作为国名，在当时引起一片争论，但最终采取以“魏”命名，崔玄伯这段话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认为我“魏”是“大名”，“神州上国”，即是标榜北魏继承曹魏正统，直接否认南朝政权的合法性。

到了孝文帝时期，对南朝政权表现出极大的蔑视，因此他对出使南朝的卢昶说：“卿便至彼，勿存彼我。密迩江扬，不早当晚，会是朕物。卿等欲言便言，无相疑难。”可见北魏最高统治者的最终目标就是要统一南北，不考虑南北实力对比，孝文帝敢于直接吐露统一南北的想法，是有着极大的正统自信的。

到了后来迁都洛阳前他询问臣下意见，就关于迁都原因吐露了自己的想法，他说：“今日之行，诚知不易。但国家兴自北土，徙居平城，虽富有四海，文轨未一，此间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风易俗，信为甚难。崤函帝宅，河洛王里，因兹大举，光宅中原，任城意以为何如？”可见孝文帝迁都洛阳前，就已经想好了要移风易俗，统一文轨，最终“光宅中原”，成为农耕地区的最高统治者，彻底革除与中原地区不相统一的各种习俗。

可见孝文帝在正统建设上下了十足的决心，因此他顶着巨大压力将都城迁入农耕文化核心区，并且迁入中原王朝故都洛阳，具有十足的标榜正统的意味。

总结

自古以来，“夷夏之别”的观念深入人心，特别是西晋以来，戎狄问题不断加剧，最终酿至“五胡乱华”，更加筑牢夷夏之防的篱笆。因此，面对中原的衣冠人物，差若天渊之现实使他们原有观念坍塌。毫无疑问，陈庆之所见之衣冠人物，其中定不乏代北子孙及其后代。这样的局面，自然就使得传统的“内中华外夷狄”观念受到强烈冲击。到了杨隋和李唐之世，因其本身出身代北，所以能更灵活地处理农牧关系，将中华与夷狄“独爱之如一”，其开阔之胸怀开明之政策遂能开启隋唐恢弘之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