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高宗和《绍兴米帖》

杭州日报讯 《绍兴米帖》，又名《宋高宗刻米元章帖》《御府米帖》。绍兴十一年（1141），高宗赵构命用内府所藏米芾墨迹摹勒上石，厘为十卷，立于禁中。

作为南宋开国皇帝，宋高宗赵构（1107—1187），身膺“中兴”之使命，他在位时间长达36年，在内政建设上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因重用秦桧，向金称臣纳贡，为后世治史者所诟詈，以“偷安忍耻，匿怨忘亲”被讽之。

在艺术方面，宋高宗对书法一艺倾心有加，其在《翰墨志》等中所云：“凡五十年间，非大利害相妨，未始一日舍笔墨。”即使在颠沛流离之际亦临帖不止，书写不辍，“观书写字之外，并无嗜好。”

根据高宗所留存的书法字迹和相关史籍资料，考察高宗书法学习历程，可知其早年一直勤习黄庭坚书法。绍兴初年，开始改学米芾体，对此情况，南宋楼钥《攻媿集》有着专门的详细记载：

“高宗皇帝垂精翰墨，始为黄庭坚书，今《戒石铭》之类是也。伪齐尚存，故臣郑亿年辈密奏，豫方使人习庭坚体，恐缓急与御笔相乱，遂改米芾字，皆夺其真。”

可见高宗放弃习黄，转改师米，主要原因还是受政治因素影响，目的在于防止刘豫于建炎四年（1130）建立的金国傀儡政权伪齐，以黄庭坚字体相乱。

许是深受宋太宗以来皇室刻帖传统的影响，绍兴十一年（1141），宋金和议初成，在南宋朝廷刚刚稳定下来之际，高宗便下诏摹刻法帖，令出御府所藏米芾墨迹摹刻了《绍兴米帖》，可见其对米芾书法之喜欢。

米芾（1051—1107），祖籍山西，其父徙家襄阳，人称“米襄阳”。中年定居丹徒（今江苏镇江），故《宋史·本传》记曰“吴人”。

米芾能书能画，才情超群。就书法而言，他是“宋四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之一，极善于变法，曾下大力规摹王献之，把王献之的“破体”发挥到极致，破茧而出，得以优游于自己的自由王国，形成了沉着痛快、如风樯阵马般的独家风貌，无论用笔、结字，都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动感，欹正相杂，动静相依，方圆并举，笔画爽利，使观者得到极大的震撼。

米芾对此有着清醒的自知，他不无得意地对宋徽宗说：“臣书刷字。”一个“刷”，简洁而生动地概括了自己的书风。

宋人孙觌《鸿庆集·跋向太后挽词》谓：“米南宫踬弛不羁之士，喜为崖异卓鸷，惊世骇俗之行，故书亦类其人，超轶绝尘，不践陈迹，每出新意于法度之中，而绝出笔墨畦径之外，真一代之奇迹也。”明代董其昌《画禅室随笔》亦云：“吾尝评米字，以为宋朝第一，毕竟出于东坡之上。即米颠书自率更得之，晚年一变，有冰寒于水之奇。”

米芾是宋尚意趣的书风的杰出代表。宋高宗在其著《翰墨志》中说：“芾得能书之名，似无负于海内。”高宗深谙书道，于“二王”之外，垂青米家。

就书法普及与发展而言，宋高宗无论是早年学习黄庭坚，还是后来改师米芾，都客观上带动了士大夫学书者对宋人书法名家法书的普遍重视，而诏令刊刻《绍兴米帖》，则将这种重视与同样受其带动的南宋刻帖风气合流，由此极大地提升了以米芾为代表的宋人尚意书法的影响，在书法取法上掀起了一股舍远择近的风气。

就刻帖成就与地位而言，《绍兴米帖》历来被认为是最早的个人专集，也是极接近米芾真迹的一部从帖。该帖的摹刻也极其严谨精妙，清代著名书家王文治对此高度赞赏：

“绍兴所刻米书神采焕发，与真迹几乎无别，米书为有宋一代之冠，今观此册，笔势直似右军，洵可宝也。”

《绍兴米帖》所勒米芾的篆隶作品，从保存书迹史料角度看，是很有价值的，它为后人全面研究米芾的书法艺术提供了全面的资料。国家图书馆藏本所题“米芾行书第二”，共33幅，全系尺牍。米芾书法以行书成就为最高，这些作品用笔纾缓，结字端庄，迹近楷书，一派雍容气象。自南宋高宗御刻《绍兴米帖》以来，凡著名汇帖中多刻米芾法书，其流播之广泛，影响之深远，实非他人所能及，此实始自《绍兴米帖》推广之巨功。

《绍兴米帖》的摹勒者蔡济，也是不辱使命，“整整十卷字尤湿，光彩激射海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