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推动汉化改革与国家统一的深远决策

公元490年，北魏冯太后薨，孝文帝亲政，继续推行汉化改革。四年之后，孝文帝下令由平城迁都至洛阳，改变了过去与中原遥遥相望的形势。

迁都不仅有利于从中心地带对整个国家进行控制，也摆脱了一百多年来鲜卑旧部保守势力在平城形成的羁绊和干扰。迁都之令虽不属于制度的改革，但却是对北魏历史发展影响极为深远的大事件。

迁都提议的首次诞生

1多灾多难的旧都平城

历代影响王朝定都、迁都决议的因素都极其复杂，战乱、人口、地理环境等自然因素都可能推动一个朝代都城的变迁。

北魏建国初期，由于鲜卑部族社会发展水平还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统治者就近择平城为都。

然而平城先天优势本就不明显，地理位置较为偏僻，地形易攻难守且面临燕国、夏国、柔然等众多草原强邻的威胁。另外，当时北魏版图已向南扩展，偏居一隅实在不利于对全国版图的控制与各辖地间的文化交流。

北魏孝文帝决定迁都，除了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原因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平城及其周边地区人口增长，导致环境承载力急剧下降。

平城其地偏北，气候寒冷，风沙常起，时人作《悲平城》诗曰“悲平城，驱马入云中，阴山常晦雪，荒松无罢风。”恶劣的气候与自然灾害会威胁都城社会经济的发展，对此孝文帝不得不想出解决的办法。

而相比平城，洛阳地处黄河中下游西岸，卧居中原，山川纵横，素有“九州暖地”之称，四季分明，气候宜人。

此外，洛阳地势易守难攻，自古以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曾是东周、东汉、曹魏等朝代的都城。在这种情况下，洛阳明显更具备作为都城的条件。

2孝文帝拓跋宏的为难

以后世视角来看，迁都应该是百利无一害的选择。然而，当时北魏的鲜卑贵族内部对迁都的提议却是各持己见。

拓跋氏统治集团内部，对迁都洛阳有着三种不同的主张：其一，反对迁都。这一派主张保持鲜卑固有风俗，不主张汉化，更不主张迁都。这一派以北魏政权中鲜卑族的元老穆泰、元丕、陆叡等为代表，太子元恂也属于这派。

他们认为鲜卑贵族之所以能够统治中原，就是因为鲜卑人勇悍善战，马背上的生活方式和战斗方式的一致。

倘若南迁洛阳，由于生活方式的转变，鲜卑人的气质也会一天天变成脆弱，失去过去强悍善战的性格和习惯，反而不能统治汉族。同时黄河中下游的气候比塞上要热，鲜卑人水土不服，死亡率一定会增高。所以他们不主张迁都，更反对汉化。

还有一部分中间派，这一派主张不放弃鲜卑原有的习俗，但也可相应地汉化。这一派以鲜卑贵族中的开明分子为代表。

他们已经看到了那时北魏政权财富的主要来源是中原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品；塞上的屯田只足供六镇军粮，塞北的畜牧业固然发达，但从农业与畜牧业两者的比重看来，已经不能相提并论。

最后还有少部分更为开明的鲜卑贵族对生产落后的塞上和气候寒苦的平城并不十分留恋，加上日常中对汉族文化已经耳濡目染并心生向往，所以他们并不反对迁都。

鉴于鲜卑旧部势力对待迁都问题的暧昧态度，在下令迁都洛阳以前，孝文帝先开始着手清除鲜卑人的氏族制残余与奴隶制残余，潜移默化地执行汉化政策。

太和七年（公元483年），孝文帝下诏禁止鲜卑人同姓相婚；太和八年（公元484年），采用汉制，规定百官俸给等差；太和九年（公元485年）下令：“自太和六年已来，买定、冀、幽、相四州饥民良口者，尽还所亲。”

3新都洛阳的确定

迁都一事，孝文帝拓跋宏心意已决，但朝廷上下还是有不少保守势力并不赞成。为保证迁都计划顺利进行，拓跋宏进行了周密的部署和安排。太和十七年五月（公元493年），他召集百官，宣称要大举伐齐，而他的真正用意是在南伐途中造成迁都的既成事实。

太和十八年，拓跋宏率领三十万大军和部分臣属随行，南下抵达洛阳。同时向全国颁发诏书，把迁都洛阳的事通知全国。

众人这才发现自己被皇帝给耍了，但是也无可奈何。眼看朝廷已经在洛阳扎根安顿，原本执意留在平城的鲜卑保守派势力也不得不追随统治者的步伐，向南迁去。

在这一场孝文帝与鲜卑保守势力顽固派的改革较量中，显然还是孝文帝更胜一筹。

迁居洛阳后的民生百态

1社会生活稳定向前

北魏迁都洛阳，可以说是结束南北朝分裂局面，促进祖国统一的深谋远虑之举。

孝文帝在新都颁行三载考绩之诏，不能尽职尽责的官吏皆卸任、降职、罚俸，官职升迁选拔机制也采取汉人的“九品中正制”。这大大抑制了旧贵族和门阀世家凭借祖上军功尸位素餐、贪污腐败的现象。

太和十九年（公元495年），拓跋宏来到鲁城亲自祭祀孔子并命兖州官员修复孔子墓，重新树碑勒铭，还下令在洛阳城内设立国子学、太学和四门小学。

儒学文化的推广不仅为国家选拔优秀人才提供了基础，另一层面也推动鲜卑人对汉文化的适应与学习，间接促进了胡汉文化的深入交流。

2经济发展繁荣昌盛

在社会经济方面，迁都洛阳之后，北魏孝文帝推行了均田制，这为推动农业经济的发展，加强社会安定，巩固北魏统治起到了很大作用，并为全面汉化和后续改革提供了条件。

迁居洛阳之后，北魏社会农业、手工业都有显著的发展。《洛阳伽蓝记》称北魏后期“百姓殷富，年登俗乐，衣食粗得保障。”

在手工业方面，北魏后期炼钢技术有很大的成就，新型材料与技术的出现，使得制造业又有了新的突破。

同时依托洛阳地区地形地势，加上水运的便利，此后各地与都城间的商业贸易也逐渐活跃起来。

3军事行动的便捷化

就像拓跋宏最初说服臣属随他南迁时提到的理由那样，迁都洛阳的确对征讨南齐以及北抗柔然起到了重要作用。

据《南齐书·芮芮虏传》称：“建元元年八月，芮芮主发三十万骑南侵，去平城七百里，魏拒守不敢战，芮芮主于燕然山下纵猎而归。”

虽然在平城时北魏就曾挥师十万抗击柔然，但是战线一旦被柔然军队牵引向北，就极易受恶劣环境影响，据记载一次作战中“天大雪，人马冻死者不计。”

这样看来，如果北魏长久地以平城为都，稍有疏忽，便有被柔然等北方游牧国家包围的危险，甚至平城有失守的可能。

但是南迁洛阳之后，北魏的政治中心转移向中原地区，保证了国家都城的安全。同时留一些旧部胡人组成的军队驻守北部边境，时刻提防北部的大夏、柔然等国，也能为北方战事起到预警作用。

况且此时南齐国力日趋衰颓，不但不能威胁洛阳，而反而让北魏对于南方的军事攻略更易部署。可以看出，在平城有累卵之危，而在洛阳有磐石之安。定都洛阳大大增强了北魏军事机动的能力与安全性。

旧部门阀与汉人新贵之间的恩怨情仇

伴随着都城的改变，胡汉文化的交流碰撞进一步加深了。大批鲜卑人源源不断地涌入内地，北魏政府开始面临许多新的社会问题。

鲜卑人的习俗是编发，穿左衽的胡服，讲胡语，主食奶茶、肉类，不擅农事，交易时喜欢用以物换物的原始方式。但到中原之后，这些生活上的不适应，使迁居中原的鲜卑人都很怀恋故土。

同时，孝文帝的“重定庙号”和“改革官制”措施狠狠打击了鲜卑贵族所拥有的旧俗特权。

孝文帝为了培植完全效忠于自己新势力，大量栽培汉人名门世家，与没有庞大家族体系的寒门鲜卑官员，并倡导胡汉通婚，以此来形成各股势力相互协制的局面。

尽管孝文帝通过种种措施巩固了自己的权利，但是那些利益受到侵害的鲜卑贵族私下里不满情绪渐升，开始想方设法抵制这场改革。

孝文帝迁都的决议以及改革的推行一定程度上引发和激化了新旧权贵间的矛盾，动摇了鲜卑旧部势力对政权的信任。

随后，北魏相继发生了一系列因迁都引起的事件，比如：太子拓跋恂被孝文帝毒死，一批皇亲国戚平城兵变，六镇起义等等。

拓跋恂剧照

结束语

我们现在普遍认为孝文帝迁都洛阳是正确的、符合历史潮流的，为以后隋朝的统一，全国结束南北分裂的局面准备了客观条件，完成了北方民族的大融合。

确实不能否认，在那个时期，孝文帝敢于改革、迁都的勇气与智慧是很伟大的，北魏迁都对于整个中国古代历史进程是有贡献的，起到推动作用的。

但依据北魏当时的国情，迁都实属下策，拓跋宏激化了鲜卑族内部的分化与矛盾，间接加速了北魏国家和拓跋部落的衰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