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讯 |《一名神经病患者的回忆录》胡言乱语和自省理性的奇怪混合体

这是一本回忆录——胡言乱语和自省理性的奇怪混合体。不曾有人像施瑞伯这样疯狂、有如此生动的幻觉，同时又如此详细清晰地记述了自己经历的一切，这些文字直接出自理智与疯狂的边界。

这是 一部富有想象力的文学作品——在疯狂想象力的丰饶之中，蕴含着一种令人惊赞的文学性。施瑞伯首次打破了精神病患者被凝视、被阐释的宿命，用法律文书式的严谨与动人心魄的诗意书写了他的妄想世界，在这里，“疯狂”成为一种主动的、生产性的叙事力量，写就了一部关于人类精神坚韧不拔的崇高论著。

这是一部严肃的神话作品——被一切熟悉的真实之物弃而不顾后，他通过妄想发明了一个复杂的神话世界。施瑞伯将精神崩溃升华为自我神圣化的创世叙事，以性别转换的荒诞仪式与末日预言书写了一则凡人僭越神权的渎神启示录。

【内容简介】

1884 年，德国杰出的法官丹尼尔·保罗·施瑞伯首次遭受了精神崩溃，此后他多次发病，一系列的精神崩溃折磨着他的余生。在他发病的时候，他发现这个世界是一个巨大的、由一个掠夺性的上帝所主宰的神经结构，而这个上帝与他的医生弗莱希格正联手通过操纵他的神经来对他进行“灵魂谋杀”。

施瑞伯清楚地认识到，他的个人危机与他所说的“上帝领域的危机”有关，这场危机终止了全人类的福祉，而补救危机的办法只有一个：施瑞伯认为自己是被选中来救赎这个世界的，他要恢复这个世界失去的福祉。然而，要做到这一点，他只能先从一个男人变成一个女人……

【关于作者】

作者丹尼尔·保罗·施瑞是精神病学史上第一位写下自己内心世界的精神分裂症患者，法官的职业素养让他的文本既有自省理性的一面，同时他的文字又非常有诗意。

因此，这本书一方面是精神病学史上最经典的案例著作，是所有精神分析师都绕不开的元文本，另一方面它在心理学、哲学、文学等多个学科领域都有非常重要的学术地位，是精神病叙事的文学典范，写出了现代人精神困局的原始镜像。

【精彩文摘】导论（节选）

施瑞伯《一名神经疾病患者的回忆录》(下文简称《回忆录》)想必是所有精神病学文献中被评论最多的一部，多年来已经积累了大量的书籍文章，主要以德语和英语文献为主。历代精神病学作者都把这本书当作后继提出的一系列理论的焦点。自从弗洛伊德于1911年发表了他关于此书的著名论文以来。，每个人关于施瑞伯都有话要说。

施瑞伯本人相信，他的书向世人传达了一条信息:不仅揭示了他所罹患的疾病的本质，更重要的是，在他看来，这本书也传递了某种隐晦的神启。这些文字直接出自理智与疯狂的边界。本书根据他病情最严重时的笔记整理而成，也结合了在他神志清醒后重新得以运用的思想资源。他希望这本书能广为人知，他也的确做到了这本书以其生动丰富的细节触及到了我们关于现实、可感世界的结构、时间与空间，以及客观同一性的许多假设。施瑞伯在他痛苦和精神错乱期间见证了这一切的烟消云散，以及它们如何被重塑为神话和噩梦的素材。

《回忆录》在 1903年出版时就令人震惊;医学领域的评论家纷纷推荐同行阅读。然而，如果不是因为弗洛伊德也被它深深吸引，施瑞伯的故事现在可能已经被遗忘了。弗洛伊德和荣格都对这本书着迷，早在1910年，弗洛伊德就在信中开玩笑地对荣格说，“了不起的施瑞伯”应该被任命为精神病学教授和疗养院院长。荣格一直对精神病现象尤其感兴趣，是他首先让同行们关注到了这本书。在书信往来中，这两个人常常借用施瑞伯的说法，比如“füchtigehingemacht”(被草率捏造的[feetingly-improvised])。不过，在他们分道扬镳后，荣格表示弗洛伊德从同性恋愿望方面解读施瑞伯个案是“让人很不满意的”。近年来,人们尤其从施瑞伯与他父亲--一位德国著名育儿专家--的著作的关联出发讨论了施瑞伯，这个角度最早是由精神分析家尼德兰(W.G.Niederand)提出的，后来莫顿·沙茨曼(Morton Schatzman)又在他的《灵魂谋杀》(SoulMurder，1975)中给出了更通俗的版本。

事实上莫里茨·施瑞伯(MoritzSchreber)曾经很有影响力。我听一个德国朋友说，直到1930年代，如果德国小孩坐得不直，还会被威胁用上莫里茨·施瑞伯的笔直固定架(Geradehalter)，一种由木板和绑带制成的奇特装置。莫里茨对一切事物都有相应的系统和手册--冷水健康系统、不健康习惯矫正系统、室内健身操系统、户外游戏系统、终身饮食系统化指南。但是他的两个儿子，一个自杀,一个疯了(即保罗·施瑞伯，《回忆录》的作者);莫里茨本人在去世前十年就陷人了深重的、与世隔绝的抑郁状态，当时保罗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

保罗·施瑞伯生于1842年，长大后先是成为一名律师，后来又当上法官;他结了婚，但夫妻两人经历了死产和流产，没能生出孩子。他 42 岁时第一次精神崩溃，后来顺利康复了，直到1893年，51岁的他再次严重发病并住院(起初是自愿的)，销声匿迹长达9年。《回忆录》是他在松嫩施泰因公共疗养院(Sonnenstein public asylum)住院期间写的，既是对他深信的独特经历的记述，也是他请求出院的辩词。

经过两年的法律斗争后，保罗·施瑞伯出院并回到自己的家，与妻子和收养的女儿一起度过了一段看似风平浪静的时光。但是在他妻子萨宾娜(Sabine)因中风失能之后，他又病倒了，从那时起直到 1911年去世，他一直住在疗养院。“几乎不和医生说话”，他的病历里这样写道，“只说他正被他不能吃的食物折磨等等。他一直受幻觉困扰。晚上通常睡得很差。呻吟，站在床上，僵硬地站在窗前闭着眼睛，露出倾听的表情”。这位可怜的病人时不时地在纸片上涂写一些文字:“奇迹”--“坟墓”--“不吃”。他曾经的愿望是:“在我临终之际，我将不再置身疗养院，而是身处秩序并然的家庭生活，有亲人在身边，因为我大概需要比在疗养院能得到的更多的关爱。”这个愿望未能实现。

弗洛伊德对该个案的基本解释--基于《回忆录》，他从没想过亲自去见施瑞伯--和他当时的观点如出一辙:施瑞伯幻想自己变成女人(他的精神病症状之一)表明了他对父亲--体现在疗养院院长弗莱希格(Flechsig)的形象中--压抑的同性爱，弗莱希格在整部《回忆录》中都是某种恶意的半人半神形象。人们不得不同意荣格的说法:这种解释是非常有限的，弗洛伊德也确实补充说“从这个天赋惊人的偏执狂的幻想及妄想的象征性内容中，还可以提取出更多素材”。当施瑞伯在与世隔绝中开始相信整个世界已被毁灭,只有他自己被上帝选中，以便借他的子宫让人类重新在世上繁衍生息，这体现的无疑是他自身生命的灾难，而不是同性恋的愿望。他和妻子没能生下一个存活的孩子，那么上帝计划从他身体里孕育出的新的施瑞伯种族可以补偿这一点。这与其说是对男性的欲望，不如说是对女性生育力的认同--但弗洛伊德把父子关系置于分析的核心，一如既往地忽视了女性和母亲。

同样，当写到他“两腿之间的那个东西几乎完全不像正常形态的男性器官”，施瑞伯似乎是在总结他在疗养院中遭遇的种种屈辱，他的朋友、职业、婚姻生活的丧失。正如兹维·洛瑟恩(ZviLothane)教授重新评估施瑞伯个案的诸多含义时指出的，讨论过施瑞伯个案的所有作者中，只有托马斯·萨斯(Thomas Szasz)批评了弗洛伊德尽管长篇大论地推测施瑞伯疾病的性质，却对他被监禁的痛苦只字未提。"

不难看出为什么在施瑞伯的幻想中，他的精神科医生是残忍和全能的。弗莱希格，他人住的第一家疗养院的院长，首先是一位神经解剖学家，他的指导格言是“精神障碍就是大脑障碍”。他的治疗方法是药物加身体束缚--绑带、栏杆和软垫病房;女病人可能会被摘除卵巢或子宫。况且，他曾向一位同事坦白说，他对精神病学没什么真正的兴趣，他认为这是一门“没有希望的学问”。施瑞伯后来被送去的公共疗养院的负责人吉多·韦伯(Guido Weber)同样如此，他强烈反对施瑞伯离开疗养院，也确实把他的出院推迟了一段时间。

然而，尽管弗洛伊德对这一案例的解释在现在看来似乎方向有误，他本人确实将妄想(作为疯狂的典范)看作是人类真实、有意思的创造。在弗洛伊德看来，妄想的创造是一项工作，一个过程--Wahnbildungsarbeit，或称“妄想形成工作”。更关键的是，弗洛伊德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妄想系统是一种让病人继续生活下去、让世界维系为一体的方式。

*以上内容摘自《一名神经病患者的回忆录》

*本文经出版社授权发布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