寇准缔结“澶渊之盟”保大宋百年和平，为何结局悲惨？

成为性格、败也性格，说的就是寇准！临事果断，勇于任事，敢于谏言，刚正不阿等是他的优点，正是这样，寇准才会在面对辽国时立下不世之功，成就了宋辽两国百年和平的“澶渊之盟”。但是也正因为这些优点，他得罪了一批又一批的宋朝高层，如张逊、冯拯、陈尧叟、曹利用、王钦若、丁谓等大臣，就连皇后刘娥也不可避免地被他再三抨击，这就造成了寇准在大宋官场中被孤立，最终忧病交加死于雷州贬所，可以说寇准这个悲惨结局主要就是其性格造成的。

起落于官场斗争的寇准

寇准（961-1923），字平仲，山西太谷人，其出身名门，博古通今，擅长书法绘画，太平兴国五年便一举考取进士甲科，受到宋太宗赏识，以大名府成安县知县入仕。

寇准虽出身名门显贵之家，却也颇通民情。在任成安县知县期间，轻税赋薄徭役，并历史性的开创了“县衙支出公示”的做法，他同时还出台了奖励耕织，鼓励垦荒的一系列政策，使得百姓安居乐业。由于其政绩突出，数年内几次升迁，先后担任过殿中丞、郓州通判、三司度支推官等，逐渐被太宗重用。

但是他的性格刚直，尤其担任言官之后更是如此，尽管他是从朝廷利益出发阐述自己主张，但却总是与皇帝意见相背。一次，寇准上朝言事，言辞颇为激烈，惹得太宗大怒，起身就要退朝，但寇准却犹不放过，仍然拉着太宗的衣角让其坐下，直至其将事议决后才作罢。此事让太宗很是尴尬，只说了一句“朕得寇准，如唐太宗得魏征”，既抬高了自己也夸了寇准，这才算完事。

淳化二年，河南大旱粮食歉收，结果大旱过后又闹起了蝗灾，太宗急忙召集大臣讨论施政得失。大臣们都用“天意”之类的言语虚词搪塞，单单寇准却跳了出来，引经据典对施政失误进行了剖析，太宗一听寇准指责自己有治国不当得嫌疑，顿时大怒道：“你说治国刑罚有不当之处，可愿具体说出？”寇准道：“有何不敢？愿把中书省、枢密院两府长官找来，我当面评议得失！”

太宗大怒，当即宣两府长官王沔等人。寇准则对着王沔斥责道：“祖吉、王淮二人徇私枉法，私相授受。祖吉受贿数目极少却被判处死刑；王淮监守自盗，侵吞国家资财千万之多，却因为是参知政事王沔之弟，只受杖刑，事后照样为官，这不是执法不平吗？”

太宗质问王沔是否有此事，王沔磕头谢罪承认有这么一回事，太宗丢了脸面，顿时将王沔训斥了一顿。为表彰寇准，太宗将用通天犀制作的两条玉带赐给寇准一条，寇准则身挎玉带，得意洋洋地到处炫耀。

同年，寇准升任同知枢密院事，年少官高，得意轻狂，这对寇准并不是好事，很快他便受到了教训。

淳化三年的一个夏日，寇准与温仲舒骑马到郊外公干，突然一个疯子来到寇准马前倒头便拜，口中狂呼“万岁”，二人见这是一个疯子就让人将其赶开，未把此事放在心上。但此事却不知为何被枢密院知院张逊得知，于是唆使心腹王宾向太宗告发。

太宗皇帝赵光义是一个多疑的人，看到王宾的奏折后，立刻传讯寇准，斥责他居心不良。

面对太宗的斥责，寇准极力为自己辩解：“这是有人故意陷害！试想，当时那疯子跪在我与温大人面前，为什么独奏臣有罪？”随后，张逊让王宾详析其折，寇准便让温仲舒作证洗冤，双方唇枪舌剑，互不相让，引得朝堂大乱。

太宗看到双方各执一词，孰是孰非的确难以分清，于是便以“有失大臣之体”的罪名将二人双双贬斥，张逊贬为右领军卫将军，寇准则被贬为青州知府。

这次的贬职让寇准第一次尝试到了政治斗争的残酷，但他却依然我行我素，并没有改正的意思。

淳化五年，寇准奉旨返京。此时的太宗被立太子一事搞得焦头烂额，朝中重臣冯拯等人也因此被贬出朝堂，因此在立太子一事上无人敢言。太宗见到寇准直面相问：“卿试言朕诸子中，谁可继承大统？”

寇准回答道：“陛下为天下择主，不可与妇人和官宦商量，亦不得与近臣议论，如此大事只有陛下宸衷独断，挑选不负天下之望者。”

太宗看着他问道：“元侃可否？”寇准回答道：“知子莫若父，圣意既然认为可以，那就可以！”就此，太宗拜元侃为开封府尹，并晋寿王，正式立为皇太子，寇准谏言有功官拜参知政事。

此后的寇准更是以拥立太子有功，经常大放厥词，其提拔之官员不分年龄好坏，只要有才者，他往往都大力提拔，这样一来难免招致其他官员的嫉妒，很快寇准又迎来一场针对自己的政治风暴。

至道二年的一天，寇准将彭惟杰位次晋升至冯拯之上，冯拯仗着资格老不服，在上朝时仍列衔于彭惟杰之上，寇准当即痛斥冯拯扰乱朝政。寇准这个罪名扣的太大了，冯拯哪里敢承认，于是他也纠结了一帮朝臣，搜罗了寇准的罪状，弹劾其擅权之罪。

这件事引得太宗皇帝不满。被寇准推荐的参知政事张洎见风使舵，检举寇准诽谤朝政，而恰在此时广东转运使康戬又上言：“宰相吕端、参知政事张洎、李昌令皆由寇准引荐升官，吕端与寇准乃至交，张洎一向曲意逢迎寇准，李昌令则软弱不堪，因而寇准得以随心所欲变乱朝制。”

此折一上，寇准的罪名就大了，尤其是隐含的朋党之意更是透纸而出。太宗召吕端问话，吕端见情势紧迫，自身难保，便顺水推舟将罪名推给了寇准，说道：“寇准刚烈任性，臣等不欲反复争辩，只恐有伤国体。”

一时间，朝中反对寇准之声大涨，使得寇准有口难辩，不久后便被太宗贬为邓州知州。

这是寇准的第一次罢相。可见，虽然寇准正道直行，嫉恶如仇，但这并不是一个合格宰相所必需的。“善善而能用，恶恶而能去”，必须兼备谋略、涵养和当机立断的性格，这才能在朝廷的政治斗争中立足。以此看来，寇准虽有治国之谋略，但缺乏官场斗争的计谋和手段，这注定他在未来的官场争斗中成为牺牲品。

寇准的高光时刻——“澶渊之盟”

景德元年，宰相李沆病逝，真宗任毕士安为相，毕士安向真宗推荐了寇准，恰好真宗对寇准拥立之功深怀好感，当即同意毕士安所请，召回寇准拜为参知政事。

寇准回朝之时，得知契丹在涿州一带集结兵力，他认为这是敌军大举入侵的前奏，于是立即上奏“请加紧练兵点将，简选骁勇，增派禁军把守关隘要地，防备辽兵入侵。”真宗采纳了寇准的建议，派遣杨延昭、杨嗣等大将，分别把守边关要塞，严密监视敌军状况。

果然没出寇准所料，十一月，由萧太后、耶律隆绪亲率的辽军大举入侵，先攻威虏、安顺两军，继而陷遂城、保州，兵锋直指定州，接着不顾以唐河为阵的宋军主力，采取了“避实就虚、实行深入”的策略，自定州东部突破宋军防线，接连下祁州、深州、瀛州、沧州、贝州、天雄军、清军等地，主力直驱澶州北城，准备渡河南进攻略京东诸州，大宋都城开封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

契丹人疾风暴雨般的进攻使得朝堂之上惶恐不安，参知政事王钦若更是主张真宗迁都金陵，以避辽军，而枢密使陈尧叟则请求御驾西幸成都……一时间朝堂大乱。寇准看着这些人的丑态，漫不经心地对真宗说道：“陛下欲

了此患，只需五日即可！”真宗问其有何妙计，寇准答曰：“御驾亲赴澶州，定能击退敌军！”真宗一时犹豫不决。寇准为了坚定真宗亲征的决心，在朝堂上义正辞严地驳斥了王钦若的南逃之议。

为陛下出南迁之策者，可杀！陛下您神武非凡，文臣武将同心戮力，若御驾亲征，敌定不战自溃。如其不然，还可纵奇计挫敌，或坚守城池使敌劳师费财。彼劳我逸，利弊迥别，我可稳操胜算。为何要抛弃宗室社稷，流亡边远的楚、蜀之地呢？陛下一走，所在人心动摇，辽兵必趁虚而入，大宋江山岂能复保？

就这样，真宗被寇准说动，决心御驾亲征。

景德元年十二月，真宗从京城出发，北上澶州。军民闻讯，欢声雷动，倍受鼓舞，河北前线各驻军纷纷发起攻势出击敌人。真宗将军事大权悉数交与寇准，由寇准统筹指挥对辽作战。

宋辽在澶州对峙多日，本来已经达到了一种平衡，但真宗御驾亲征将这个平衡打破，胜利的天平倒向宋军。而辽军孤军深入，急于求成却数次受挫，辽军元帅萧达揽更是被宋军射杀，士气跌落大半，加之给养困难，形势对其非常不利。

萧太后与耶律隆绪听从宋朝降将王继忠的建议，派人传信给真宗，提出罢战议和，条件是宋朝割让山海关以南的土地。真宗之意，也是想尽快结束战争，早日回京师，派出曹利用前去议和，条件是只要不割地，可不惜重金与之言和。但寇准却反对就这样议和，他认为宋军是胜方，要想议和，辽国必先称臣，献出幽燕十六州，他对真宗说：“这样则可保大宋百年平安，否则数十年后辽人仍将生事！”

但真宗不想再生事端，推脱道：“数十年后，自有御敌之人，我不忍生灵涂炭，姑且议和吧！”寇准无奈，只好忍痛放弃有利战机，同意议和。

曹利用出使辽营前，问真宗可许给辽人多少？真宗答道：“若迫不得已，虽百万亦可！”寇准闻之，将曹利用召至大帐，命令他“所许银两不得超过三十万，否则，斩！”最终宋朝每年给契丹银绢三十万两匹达成协议，双方罢战议和，这就是历史上鼎鼎大名的“澶渊之盟”。

澶渊之盟不久后，真宗将王钦若召回京城以牵制寇准，王钦若在战前遭受寇准训斥，一直怀恨在心，伺机报复。

景德三年，王钦若对真宗言道：“澶渊之役陛下不以为耻，反以寇准有功于国，究竟是何道理？城下定盟，为《春秋》所耻，陛下以大国皇帝的尊严，竟然订立城下之盟，这难道不是耻辱吗？”看到真宗脸色大变，王钦若继续火上浇油道：“寇准让陛下亲征，实则拿陛下作孤注一掷，这岂不是危道吗？寇准可将陛下的安危放在心上？”

真宗想起自提拔寇准为相，他数次争理不让，搞得自己数次狼狈不堪，而且他提拔的官员也似寇准一样，经常让自己不自在，看来这寇准的确是对自己毫无恭敬之意啊，难道他是在挟拥立而夸功吗？于是在王钦若的挑拨下，真宗渐渐对寇准生了弃意。

景德三年二月，真宗以寇准“过求虚誉，无大臣礼”为借口，贬寇准出知陕州，这已经是寇准的第二次罢相。

悲惨结局，心忧朝堂却客死边疆

天禧三年三月，宋朝发生了一件大事。巡检朱能和内侍周怀政通谋，伪造“天书”置于长安西南乾佑山，而当时寇准恰好任永兴军长官管理此地。真宗得知“天书”出世的消息，欲亲自前往取回“天书”。大部分朝臣认为“天书”纯属无稽之谈，有人便献计道：“寇准最是不信鬼神，如让他进献天书，官民自会信服。”于是真宗连夜派出周怀政晓谕寇准进献天书。

此事给寇准出了个大难题。他的确认为所谓的“天书”都是荒诞不经的胡说，但作为一个政治家，远离朝堂已久，自然是不甘心的。本就犹豫的寇准再经女婿王曙的劝说，最后终于携带“天书”入朝进献。真宗大喜之下当即拜寇准为相，兼吏部尚书，又重新进入了官场漩涡。

进献“天书”成为寇准一生的最大污点，最后政敌抨击他的理由之一便是此次进献天书。

寇准再次为相，依然大力提拔人才，只要有才无论品德好坏，纷纷成为寇准的推荐对象，其中他举荐的参知政事丁谓便是其中之一。期间尽管有人多次劝说寇准要提防丁谓，甚至好友张咏以死相谏，也未能引起寇准的警惕。

再说这丁谓，自从由寇准引荐为参知政事后，开始对寇准是感恩戴德，乃至低头哈腰，曲意逢迎。有一日，寇准豪饮之后胡须上沾了汤羹，丁谓马上站起来为其擦拭。寇准见其奴颜婢膝，顿生厌恶，训斥其道：“丁参政是国家大臣，怎可屈尊为人擦拭胡须？”这使得丁谓当场下不了台，便对寇准开始忌恨于心。

天禧四年，真宗忽得风瘫之症，患病后的真宗愈发沉溺于丹鼎之术，而国政渐渐被皇后刘娥所把控，于是刘娥族人横行不法，尤其夺蜀地百姓盐井竟闹出多条人命真宗碍于皇后情面，本想原宥其罪，寇准却铁面无私，对刘娥族人依法惩处，甚至杀掉两个刘娥侄子，此事引起刘娥的不满。

刘娥的主政逐渐引起朝内大臣的不满，尤其是枢密使曹利用、参知政事丁谓、翰林学士钱惟演依附皇后更是引起寇准的警觉，于是他奏请真宗道：“太子人望所属，可代陛下理政，陛下应思社稷之重，付以神器，以固万世根本。”真宗在病中应允下来。

寇准既得皇帝允准，于是命翰林学士杨亿起草诏书，拟用太子监国理政。丁谓得知后迅速串通钱惟演等人通谋刘娥，劝说真宗，称寇准专权，欲挟太子架空皇上，图谋不轨。真宗患病后事多健忘，此事已记不清交代过寇准让太子理政之事，轻信了刘娥的谗言，将寇准罢相。

寇准罢相后，丁谓等一众小人在瓜分利益的过程中发生了内讧，内副都知周怀政欲杀掉丁谓，复相寇准。丁谓得知消息后先下手为强，将周怀政诛杀，并借此大兴冤狱，排除异己。寇准也因“天书”一事遭贬，初为相州知州，继而又被贬为道州司马，寇准终于成为官场斗争的殉道者，这也是他第三次罢相。

寇准虽被贬偏远之地，但每天升堂理政不辍，公务之余还醉心于收藏书籍，日日手不释卷，十分投入。观其所为，似乎远离了朝政纷争，心静已经淡泊，其实不然，寇准经常独自等高北望，向往再次秉政，施展自己的才华和抱负，为此他还写下一首诗。

萧萧疏叶下长亭，云淡秋空一雁轻。惟有北人偏怅望，孤城独上倚楼听。

乾兴元年，真宗病危问左右道：“何不见朕肱骨寇准？”内侍摄于丁谓权势，皆不敢应答。丁谓得知消息后，恐寇准复出，再次贬寇准为雷州司户参军，寇准半年遭三贬，已经彻底灰心，叹出了“丈夫意气到如此，搔首空歌行路难”的诗句。

仁宗天圣元年，寇准忧病交加，死在了雷州贬所，享年63。其妻宋氏请求归葬西京洛阳，仁宗准许。

寇准灵车北归，沿途官民设祭哭拜，竟出现了官道两旁竟插满了挂着祭品的竹枝的奇景，可见寇准虽然为官有着诸多的毛病，但还是深受百姓爱戴的。

结语

寇准的政治生涯数起数落，坎坷多变，始终处于政治漩涡的中心，纵然胸有万千沟壑，但始终难以实现他匡扶大宋的雄心壮志，他的敌人，一直都是来自同僚的明枪暗箭。诚然，寇准悲惨结局来自他那难以融入官场的性格，可在他之后的范仲淹、王安石皆是如此遭遇，这说明什么？这只说明一点：封建王朝的大臣，无论你有多大本事，他们始终是附属于皇权的奴仆，在治国理政中，大臣能起多大作用，完全取决于皇帝是否英明，而大臣的命运好坏，也取决于皇帝的英明，所以表面看来，寇准之悲惨结局是他的性格所致，但从根本上看，更是封建皇权造成的悲剧，前朝后代皆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