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真宗反思城下之盟，贤相寇准蒙冤遭贬

北宋景德五年即公元1008年十月，宋真宗动员了从开封到山东沿途百官，前往泰山脚下，他准备举行此前仅秦始皇、汉武帝、光武帝和唐高宗才举行过的“泰山封禅大典”。

宋真宗的队伍，浩浩荡荡，打头的玉辇上载着一本天书，上面写着“封受命。兴于宋，付于慎，居其器，守于正，世七百，九九定。”

宋真宗敢学秦皇汉武，并认为上天愿意保大宋数百世，有两个理由：

文治：1004年前的宋真宗赵恒，算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善良皇帝，他勤于政事，任用贤能，先后五次大规模减免赋税，促成了国家安心生产，经济繁荣，根据《古代中国王朝盛世》里的说法，这一时期北宋财政收入远超盛唐时期，国力也达到了巅峰，国家呈现治世，史称“咸平之治”。

武功：1004年辽军南下，宋真宗在宰相寇准的建议下，御驾亲征澶州城，重挫辽军，随后宋辽达成“澶渊之盟”，宋辽两国此后百年无战事。

而宋真宗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泰山封禅的皇帝。

后世皇帝之所以不愿意再去泰山封禅，除了担心耗费巨资之外，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便是不愿意在青史上与宋真宗为伍。澶州之战后达成的澶渊之盟，是充满争议的。北宋皇帝在战局占优时，采取了保守姿态，与辽军签订城下之盟，并每年向游牧民族政权缴纳岁币。真宗把澶州之战作为军事上的成绩去泰山封禅，确难令人信服。

不仅后世对于“澶渊之盟”的达成充满争议，宋真宗赵恒自己的后半生也在思考这个问题。

真宗反思城下之盟，贤相寇准蒙冤遭贬

结合《宋史》与《辽史》的记载，1004年辽军本来想要夺取从石敬瑭那里取得、又在周世宗柴荣时被中原夺走的关南之地，却在北宋边境出师不利。宋真宗很高兴准备亲征北疆，然而辽军骑兵机动性超高，在前期失利的情况下准备冒险一搏，直接绕过边塞城池准备直取北宋都城，并且在距离开封不到三百里的澶州与宋军交战。

宋真宗第一反应是到个人安危受到了威胁，想要逃离开封。此时宰相寇准，力劝宋真宗亲征澶州，并且请出殿前都指挥使高琼分析局势。高琼虽不识字，见识却非常高，他告诉真宗，躲避辽兵，就得带着后宫、亲兵逃跑，必然受累，反而不如开封安全。

真宗听罢，只得依了寇准的建议，决定亲征澶州，而战争相持仅十天，辽军主将挞览就被射死，萧太后无奈求和。宋真宗鉴于战场风险，同意议和，承诺向辽国纳岁币。

不管怎样，宋真宗的御驾亲征看起来确实击退了辽军，此后的很长时间里他很为自己感到骄傲，不过后来有两件事改变了他的看法。

第一：参知政事王钦若进言：“城下之盟，《春秋》耻之。澶渊之举，是城下之盟也。以万乘之贵而为城下之盟，其何耻如之！”真宗内心对整个澶州之战的看法，开始动摇。

第二：真宗得知，寇准亲口承认澶渊之战“直有热血相泼耳”，却无必胜把握，真宗认为寇准没有考虑到自己的人身安全，所以很生气。

不久后寇准就被罢了宰相职务，晚年更是被贬到雷州并且客死当地，一生廉洁令他的家人甚至没有钱财把尸体运回故乡。在得到宋仁宗资助后，经费仍然不足，寇准尸体只得被埋在半路上。

在第一点上，寇准是妥妥的蒙冤了：即便澶渊之盟是耻辱条约，也怪不得寇准，因为寇准虽然主张真宗出征澶州，却是反对签署澶渊之盟的。

所以对宋真宗来说，罢免寇准，根源还在于寇准不把皇帝的安危放在心上。《宋史》里，真宗对王若钦的两句话深信不疑，认为寇准在拿皇帝的命赌博：

博者输钱欲尽，乃罄所有出之，谓之孤注。陛下，寇准之孤注也，斯亦危矣。

在这一点上，宋真宗有没有冤枉寇准呢？寇准劝真宗御驾亲征，究竟是不是不顾皇帝安危而进行的一次自私的赌博呢？

御驾亲征之痛：前有白登之围，后有土木之变

如军事理论家蒋百里所言，游牧民族“生活环境与战斗环境相同”，其骑兵骁勇机动，军事上是拥有先天优势。他们给中原王朝造成了数千年的困难，所以曾经有一些皇帝选择御驾亲征。

汉高祖刘邦纵横天下，瓦解秦朝，击败项羽，御驾亲征匈奴，却在白登被匈奴骑兵所围；明英宗朱祁镇起50万大军，亲征瓦剌，兵力20倍于对手，看似万无一失，却轻而易举的败于瓦剌骑兵，惨遭俘虏。

白登之围后，刘邦重赏此前力阻北征匈奴、建议和亲的刘敬，亲自道歉，并斩杀了此前认为匈奴可击的人（《世纪·匈奴列传》、《史记·刘敬列传》）；

土木之变，促成明英宗御驾亲征的宦官王振当场被杀，英宗也承受了被取代的下场，反对皇帝亲征的于谦等人，清史自然不会吝啬赞美之笔墨。

从历史上看，皇帝亲征失败的例子很多，结局也都很危险；从原理上讲，御驾亲征确实会让皇帝们更靠近敌军，增加风险；从过程来看，一些大臣们为了自身加官进爵，确实也喜欢冒险主战，近似赌博。

劝皇帝对北方骑兵的御驾亲征的言论，看起来自私又冒险。

然而判断一件事情的对错如果撇开对立的两面性，单一的谈论好处和坏处，很容易误入歧途。在真宗亲征的对错一事上，除了要看到亲征的风险，更应该全面的认识一下这个问题：

如果不采取主动手段，结局会如何。

如果不亲征

虽然御驾亲征使得皇帝靠近辽军也靠近危险，却也让皇帝与自己的军队始终在一起。澶州距离开封只有200里，辽国骑可兵朝发夕至，如果真宗留在开封，危险系数甚至更高，因为作战军队都在澶州，防卫就只剩下少量宋军和开封城墙；如果真宗选择放弃首都逃跑，那么连城墙的防卫也丢失了，被追上活捉的可能性更大。

后来1127年的靖康之难前后宋军的表现很能说明问题：金兵南下最初，亦在边境的战争中陷入焦灼，随后金国骑兵直取开封。宋徽宗禅让宋钦宗后逃难，钦宗原本也想跑，却发现如果逃跑大概率被金兵所追，反而更危险，只能依靠李刚死守开封。

开封在李刚率领下击退金兵，金兵又去进攻太原等地，大宋军队左右腾挪，刚解开封之围，又要去营救太原；等开封空虚，金军再杀回马枪，第一次禅位后逃走的宋徽宗，在第二次终于也被抓了。直到徽钦二帝被活捉，宋军的主力也只是不断的被金军分割奇袭，始终没有得到与金兵大规模决战的机会。

由此不难得出，宋辽军队各自的特点决定了----留守或者逃跑并不适合宋朝皇帝，只有与军队主力在一起，才应当是最安全的选择。

以宋真宗当初的情况来看，亦是坐不住、跑不掉。寇准劝他前往澶州亲征，对国家、对皇帝的人身安全来说，都是上策。

寇准请皇帝亲征的判断，是基于北宋军事实际

唐后期到五代，藩镇和武将为天下大患，契丹能够崛起也是基于中原的混乱。周世宗柴荣和宋太祖赵匡胤原本都为人臣，却依靠手中兵权攫取天下。一代代君王对于手下的军事统帅的不信任逐渐到达巅峰。宋真宗之前，柴荣、赵匡胤、赵光义在动用大规模军队征战时，几乎无一例外选择御驾亲征。

北宋“兵符出于枢密，而不得统其众；兵众隶于三衙，而不得专其制”，军队、统帅、调兵权、后勤等高度分离。

这样的情况下，宋军就算打几个土匪也会非常费力，有宋一朝农民起义数百次，造就历史之最，其中方腊起义只用了两个月就占据了宋朝最富庶的南方六州52县的粮食产地，就得益于北宋军事制度拖沓；

有些战例更充满悲剧，1124年北宋名将种师中支援太原，约定的几支宋军却因缺乏统一调度而不至战场---这种状况几乎在所有战争时期都将会被以军法处置，唯独北宋例外，种师中以寡敌众却也取得初胜，后来居然因为后勤拖延兑现给士兵的奖励，导致宋军心怀不满而散逃，权力有限的种师中，无奈力战而亡。

实际上，宋朝有足够权力调度军队这个庞大而复杂系统的人只有一个，那就是皇帝自己。皇帝虽然未必懂军事，却可以对将领们的提议当场拍板，形成效率。

因此澶州之战宋真宗亲临，其意义远远不止激励士气那么简单，而纵观整个北宋，赵光义死后发生的战争，没有出现将领之间互坑的战争，恐怕也只有澶州之战和开封保卫战了，这与皇帝坐镇战场关系非常大。宋的多数战争里，一个管库的文职官吏就能叫板军队主帅，实在可悲，宋军也断无取胜之道理。

不得不说，寇准所提的御驾亲征方案，对战争的帮助是极大的。

而宋真宗更应该感谢的是，无论如何，澶州之战没败。否则就算他靠逃跑安全了一次，以后也还会有更多次的危险等着他。仅此一点，真宗就该感谢寇准。

寇准已经官至宰相，已经没有必要为了名位而做致命赌博。这与汉初那些为了各人权位，而劝说刘邦亲征白登城的人是不同的。

皇帝露怯，后果不堪设想

辽国之所以敢绕过边塞直取开封，一个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宋真宗即位刚7年，是个新皇帝，辽国摸的就是这个虚实。而太祖、太宗活着的时候，辽国更多思考的却是如何防御。

一旦真宗在澶州之战中露出胆怯，那么等待他以及他的后人的，必然将是无休止的军事敲诈。宋太祖赵匡胤当初就是这样一步步削弱后唐，李后主畏战，连年进贡、主动解除南唐军御，最后还是当了俘虏，终日被亡国愁绪所折磨，只活了41岁。

正面应对的勇气

历史无数次证明，游牧王朝长居苦寒之地，对中原王朝财富的渴望是不会停止的。澶渊之盟签订前，宋真宗原计划的百万岁币，因为寇准威胁曹利用控制岁币总数，最后变成了30万。看起来并不多，只有战争时军费的百分之一。而澶渊之盟约定的30万岁币，到了仁宗时，在辽国的威胁下，又增加到50万。

另一方面，如果两国摆开了战争，辽国也是需要消耗的军费的。拼耐力虽然消耗了双方，却总比另一种情况要好---百年的此消彼长，南北实力差距会越来越大：大宋在缓慢消耗，宋神宗时“百年之积,惟存空簿”；辽国力量则被岁币与和平滋润百年。

公元1004年寇准劝说真宗御驾亲征澶州，正是在经过各方面权衡后，要求帝王履行保护国家这一义务，有利于君王、社稷、百姓。辽国退兵的多项原因中，宋朝皇帝御驾亲征所表现出的不畏战的态度，远比岁币重要的多。宋真宗虽然听从寇准的建议冒险一次，却避免了之后多年更多的风险和耻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