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元年之争：司马光与王安石的经济理念对决

熙宁元年（1068年）北宋举行南郊大典完毕，按照惯例皇帝会赏赐给大臣钱物。宰相曾公亮认为国库空虚，上奏皇帝请求不要赏赐。这次上书引起了王安石和司马光的争论。

司马光认为：现在国家缺钱，上层应该以身作则，节省花钱。王安石则认为："节省这么一点赏赐，并不能让国家富裕起来，反而让人觉得有损国家颜面。国家缺钱，是因为没有任用会理财的人。司马光反驳说："

你说的会理财的人，只不过是盘剥百姓罢了。百姓穷苦无法生存就会当强盗，这对国家没什么好处。

"

王安石则说："你说的那是不会理财的人，真正会理财的人百姓不用加赋税，国库也会充实"司马光反驳："你这是桑弘羊欺骗汉武帝的话，司马迁曾讥讽汉武帝让桑弘羊骗了。天地间的财富就那么多，不在民间就在国家。桑弘羊所说的国库充实，就是从百姓手里拿。如果他说的是真话，就不会出现汉武帝末年出现那么多强盗了。老百姓如果不是生存不下去了，是不会当强盗的。"

这次争论看似毫无意义，实则关乎变法的走向。

司马光的变法主张是"节流"，也就是杜绝奢侈浪费，从上层开始节省花费。王安石的变法主张则是"开源"，也就是想办法增加国库收入。

司马光和王安石的分歧点就在于此。

司马光的政治主张

人们给司马光贴上了保守派的标签，其实司马光一直主张革新。司马光比较务实，

他认为改革应该实事求是，前代人的好制度应该继承，坏制度应该变革。如果一味遵循旧制度，或者一味求变革就会失去均衡。如果条件没有具备就强行变革，国家就会失去根基。

司马光年长王安石两岁，司马光在北宋、西夏边境并州做过地方官，长时间在开封担任谏官。宋仁宗、宋英宗两朝为官的他，熟悉北宋的官僚体制运作。

司马光的理想与王安石一样，做官不是为了高官厚禄，而是要遇到明君实现自己的理想。司马光希望做官后能给百姓做些实事。

司马光的理财理论是创造条件，让商人、农民、手工业者多赚钱，国家的税收也会自然而然增加。农民收成好了，粮食自然会多起来。商业繁荣了，商品自然会多起来。这样一来国家即使多收税，商人、农民、手工业者也不会反感。司马光反对抢夺百姓的财富到国库，让老百姓受冻挨饿，这样做的结果是引得百姓造反，国家又要花费大量军费镇压百姓，得不偿失。

司马光同情农民的苦难，他认为农民一生辛勤劳作，穿的粗布衣服吃的粗粮，还要承担国家的劳役赋税，好不容易赶上丰收就要贱价出卖粮食，交给国家赋税。如果遇到水旱、霜雹、蝗虫各种灾害，农民就要流离失所，挨饿受冻最先死去。司马光认为国家应该减轻农民负担，减少农民的劳役，国家花钱雇佣城市富裕户承担劳役。

司马光的理财观近似于现代的自由市场理论，主张自由放任减少国家干预。就像是砍柴人只会砍掉树的枝蔓留下树干，就会有用不完的柴火。一旦只考虑眼前利益，砍掉树干虽然暂时柴火多了，可是柴火一旦烧光了就再也没有了来源。只要国家不干扰农民的生产，轻徭薄赋农民就会生活好起来。古代农民没有话语权，一般的官僚考虑的都是自己的官位，不顾农民的死活。司马光能体察农民的生活艰难，代替他们说话尤为难得。

司马光认为国家之所以缺钱，是因为用人方法不当。国家用人只看资历不看他的才能，掌管天下财富的三司官员并不懂如何理财。他提出不应当让只懂文学不懂理财的文人，担任三司官员。他主张根据每个人的才能担任合适的官职，懂写作的应该担任文学官员，懂法律的应该担任法律官员，懂财务的应该担任三司官员。

类似于现代的技术官僚，术业有专攻，不能让外行人领导内行人。

他指出过去三司官员三年一更换，往往官员刚刚学会了理财就要离职，应该延长三司官员任期。挑选三司官员时不要看他是否进士出身，挑选善理财的人先给他三年试用期，有了效果再转正。没有实际成效的就开除。三司的长官应该从各地的转运使中挑选，三司使理财有成效的应该增加俸禄与宰相一样。古代是人治，官员素质尤为重要，司马光的这一建议很有想法。

司马光指出宗室皇亲国戚们，追求豪华享受，上行下效导致全国奢侈浪费之风气。应该从皇亲国戚开始，无论是内、外大臣，要减少他们的赏赐。如果有违法制度请求赏赐的人，应该严加惩戒。皇帝的奇珍异宝应该一概丢弃。皇亲国戚、大臣如果有人敢炫富，或者向皇帝进献奇珍异宝应该治罪，并且焚毁宝贝。通过这种方式宣示移风易俗，引导百姓崇尚朴素。

总体而言司马光主张在原来的制度基础上修修补补，不必做大的改动，他主张渐进式的改革。国家就像是一个大房子，住的时间长了就会出现漏雨破损的情况。应该把缺的地方补上，柱子坏了换上新的，又可以住人了。除非是房子快倒了，没有必要重新再造一个房子。如果真要造一个新房子，也需要条件成熟了，有好的工匠好的材料，才能开始。

如今再看司马光的观点有其可取之处，他的藏富于民的理财观念，对百姓而言更为有利。他的变法观念比较稳健，不会引起大的社会动荡。至于让上层统治者不奢侈，让全国保持简朴风气则有些脱离实际。

司马光对王安石变法的态度

司马光和王安石、吕公著、韩维并称"嘉佑四友"，他们经常在一起吃饭聊天，一直是朋友关系。熙宁三年（1070年）在写给王安石的信中，司马光称赞王安石有30多年的名望，学富五车，不为功名利禄所动。天下人都说王安石一旦从政，一定能够天下太平，做很多对老百姓有益的事情。变法初期司马光对王安石也给予了厚望，期待王安石当宰相后会给北宋带来改变。

然而事与愿违，与司马光相反，王安石主张加强国家干预经济，用国家垄断商业经营。例如市易法是国家直接从事商业贸易活动，低价收购民间商品，然后再高价卖出。结果搞得民间经济萧条，国家也没赚到多少钱。伤害了百姓的利益。王安石的出发点是"富国"，也就是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忽略了百姓的利益，百姓甚至成为了牺牲品。王安石没明白古代是人治社会，官僚机器一旦开动起来，面对如狼似虎的官吏，普通百姓只能任官吏鱼肉。

从熙宁二年（1069年）青苗法出台，到熙宁三年（1070年）半年多时间，看到了青苗法实行的种种弊病以后，司马光才公开反对变法。司马光指出青苗法不分百姓的贫富，强行摊派，而且强行要求富户为贫困户担保，贫困户一旦还不了钱，富户就要破产了。富户少了，国家一旦遇到战争，就没有了赋税来源。可惜王安石、宋神宗都没有听司马光的忠告。

宋神宗想任用司马光为枢密副史，司马光连上五封奏章推辞，最后司马光离开开封到地方上任职。临走前司马光又给王安石写了三封信，他指出现在很多人说王安石的坏话，司马光并不认同，王安石的大贤，错在太过自信，听不进去反对意见。他所用的官员都只是为了个人名利。

司马光再次重申了他的主张轻徭薄赋，改革只需要革新有弊端的地方，好的制度要保留，不应该不分好、坏全部废除。

司马光与王安石虽然政见不同，他们的出发点都是为了国家利益。只不过他们在如何改造北宋这所房屋的方法上不同，一个主张另起炉灶，建造新的房屋，一个主张修补房子就可以了。很难说孰是孰非，他们各有各的优点也各有各的缺点。我们不应该以"保守""进步"的标签将他们脸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