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为李陵辩护遭到宫刑，他冤不冤？

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汉匈战争再次爆发，骑都尉李陵主动请缨前去攻打匈奴，但汉武帝却推说马少，拒绝李陵参战，李陵乃大夸海口要以五千步卒涉单于庭。汉武帝见李陵如此执拗，便决定让他去送死。

李陵五千步卒进入大漠后，果然遭到了匈奴单于亲自率领的八万骑兵的围攻，李陵转斗千里，杀敌万余，最终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李陵也力战而降。

消息传到汉廷，汉武帝震怒，一连好几天，食不甘味，听朝不怡，总之老板着一张臭脸，好像别人欠他多少钱一般。

常言道主忧臣辱，主上的痛苦，就是臣下最大的失职，因此在满朝文武中，很快分成了四派，各自表明自己的态度与立场，为主上分忧，以效款款愚忠。

值此敏感时刻，表忠心是对的，但最重要的就是不要站错队，否则会死的很惨。

第一队是察言观色体迎圣意见风使舵落井下石派，这队的人数是最多的。大家都知道，汉武帝是个超级爱面子的人，你得顺毛捋。

当初陈步乐说李陵很好很强大，后来又传来消息说李陵打了胜仗，武帝很开心，所以大家当然也要跟着开心，不开心也要装出开心的样子来，将李陵夸到天上去，然后置酒祝贺，以示兴奋。

现在李陵战败投降了，武帝因而很生气，所以大家当然也要跟着生气，不生气也要装出生气的样子来，将李陵打翻在地，然后再狠狠踩上两脚，以示痛心。

你眉头开了，所以我笑了；你眼睛红了，我的天灰了；你快乐所以我快乐；你悲伤我感同身受——这就叫做与领导保持高度一致，升官发财之不二法门。

李陵叛国求荣，李陵辜负圣恩，李陵厚颜无耻，李陵丧心病狂，李陵罪大恶极，李陵怎么不去死呢？

什么叫做群起而攻之，这就叫群起而攻之，我想大家对于这种政治批斗会，应该并不陌生，不用我过多描述，应该也很有画面。千百年来，多少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站在道德制高点上东征西讨，骂爽了，仿佛自己也就成了忠义节操的标兵。

第二队就是借题发挥打击报复派，这队人可比第一队人高明多了。他们想这不就是政治清算的大好机会吗？还等什么？于是他们立刻发难，说李陵的堂弟李禹自恃受宠于太子骄恣横行，并阴谋叛逃匈奴，跟李陵一起做汉奸，说不定这次军事行动就是他们俩兄弟早就策划好的，目的就是勾结匈奴欲行不轨之举，陛下不可不防。

如此漏洞百出的告发，亏他们说的出口，再加上太子刘据力保，所以汉武帝将它放在一边，不予取信。但内心已经有了警惕。

显而易见，这帮人正是太子刘据的政敌，他们后来还导演了非常著名的巫蛊大案，逼得李禹真的不得不谋划逃亡匈奴了（但没成功），这个我们后面再来讲。

在李陵投降事件的暗流下，隐藏的是宫廷中你死我活的争储斗争，武帝的老婆（卫子夫）、儿子（太子刘据，皇子刘髆）、儿媳（史良娣）、孙子（即史皇孙刘进，汉宣帝之父）、女儿（卫长公主、阳石公主与诸邑公主）、大舅子（李广利）、连襟（公孙贺）、外甥（公孙敬声）、侄子（卫伉）、外孙（平阳侯曹宗）等人都将被牵涉于其中，可怜武帝竟然还没有察觉，还认为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

第三队就是缄口不言保持沉默派，这队人就是李陵的好友霍光上官桀等人，他们虽然深知李陵的性情深明他的苦衷，但更知道里面的水有多深。所以也只能不发表任何意见，这已是他们身为好友能做到的极限了，在这样群情激昂共讨叛逆的气氛下，珍惜生命远离李陵是为官者最好最明智的选择。

第四队人就是路见不平出嘴辩护派，这派人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我们的太史公司马迁。

据司马迁后来写给好友任安的信中讲，他跟李陵并不熟，只是当年做郎官的时候，和当时身为建章宫监的李陵工作地点相近，有些许交往而已，其实并不像霍光等人那样与李陵有多深的交情，但这时他却独自站出来给李陵辩护了，这是怎么回事儿呢？

我只能说，司马迁虽为一介文人，但其实满身都是侠气，文章里也满都是侠风。一个文人有这样的侠骨很好，一个史官有这样的正气更是古风浩浩，但是他对武帝说的话实在有欠斟酌。当然这也是他性子使然，他不这样也就没有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史记》版本了，这是他的不幸，却是历史的大幸。

司马迁是这样说的，李陵这个人我不熟，但以我对他的看法，再有就是李陵残兵送上来的战况口述资料，此人并不像朝中某些人说得那么糟，他“事亲孝，与士信，常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也！故陵未没时，使有来报，朝廷公卿王侯皆奉觞上寿，今举事一不幸，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蘖其短，诚可痛也！且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蹂戎马之地，足历王庭，垂饵虎口，横挑强胡，仰数万之师，与单于连战十有余日，所杀过当，虏救死扶伤不给；旃裘之君长咸震怖，乃悉征其左右贤王，举引弓之民，一国共攻而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然陵一呼劳军，躬自流涕，沫血饮泣，更张空拳，冒白刃，北向争死敌者。此国士之风，虽古名将不过也。其身虽陷败，然其所摧败亦足暴于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当以报汉也。”

第一段话，说满朝骂李陵的高官重臣都是明哲保身之辈，还说这样的行为令人很痛心。

第一队人就这样被司马迁一棍子给打翻在地了。替李陵辩护就罢了，但也用不着得罪大家吧，司马迁的耿耿侠骨当真令人心惊肉跳。不过我想司马迁说这话其实还是留了余地的，以他的性子，这种见风使舵、曲意逢迎的行为不仅令他痛心，简直是世态炎凉，令人寒心、恶心！

再看第二段话，司马迁推言李陵苦战之功，还说他跟老一辈的帝国“叛徒”韩信一样都是国士，这样的人就算投降，也应该是“欲得当以报汉”。

这样第二队人又被司马迁一棍子打翻在地了。李陵的才干既然超越古之名将，其战绩还“足暴于天下”，好嘛天下人都知道他厉害了，那比他军衔高、仗却没他打的好的李广利算什么？还有，李陵投降是“欲得当以报汉”，那么李禹被告是怎么回事儿，难道告发他的人其实是在挟私报复、政治倾轧？

这世上可有律师在替罪犯辩护时，顺道把法官、公诉人以及陪审团，全都埋汰一遍的？

所以说，司马迁的这番话杀伤力太大，打击面太广，武帝就是想饶他都不行。何况刘彻本来就在气头上，司马迁却还要语带讥讽，这样要是他在史书里替叛徒李陵高唱赞歌，并大骂海西侯李广利无能，讽刺天子用人偏颇，那还了得？

李广利此次作战，军队损失了六七成，还差点全军覆没，如果李陵有罪，那么李广利也应该有罪，这事儿其实大家都知道，但不能说啊，因为李广利是汉武帝寄以厚望的大舅子嘛！所以李陵是否冤屈根本无关紧要，批判他只是为了转移舆论焦点，保住汉武帝的面子。

可是，耿直男孩司马迁却明着暗着把这层窗户纸给捅破了，这还是一个掌握千秋话语权的史官捅破的，你叫刘彻怎么办？

这就叫做说者无意听者有心，饭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说，于是司马迁的罪名就这样定了：司马迁妄自诋毁忠臣良将李广利，为汉奸叛徒李陵开脱，这是欺君罔上罪，罪当处死。

当然，司马迁倒霉这也是迟早的事情。从《史记》来看，司马谈司马迁父子的思想以道家黄老为主，主张无为，赞许且推崇游侠精神与反抗精神（见《游侠列传》与《刺客列传》），鼓励民间自由经济与商业，反对国家直接利用强权干涉经济活动，与民争利（见《平准书》与《货殖列传》），而这与汉武帝的儒法思想及经济管控政策完全背道而驰！所以司马谈才会在封禅前夕被汉武帝弃用，而司马迁与武帝思想更为偏离，且与满朝的取学阿世、怀诈饰智、邀宠媚上之臣又多不对付，迟早会惹来祸端，李陵之事不过一个由头而已。

不管怎么说，现在司马迁也面临跟李陵一样的生死抉择了：是屈辱的生，还是抛开一切去死。

我们知道，按照汉律，死罪是可以拿钱粮赎免的，但问题是司马迁官任太史令，秩不过六百石，怎么凑也凑不出那“减死一等”的五十万钱，不过汉律中还有一条“死罪欲腐者许之”的补充条款，即死刑犯如果不想死的话就必须去受一种比死可怕百倍的痛苦与屈辱：扒光衣服，绑起来用竹片抽打，然后割去生殖器。可是，在当时之简陋医护条件下，这种灭绝人性的刑罚其实与死刑也差不多，就算能侥幸活下来，那也是身体精神尽毁，那还不如去死。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默默忍受命运暴虐的毒箭，或是挺身反抗人世的无涯的苦难，通过斗争把它们扫清，这两种行为哪种更高贵？谁愿意忍受人世的鞭挞与讥嘲、压迫者的凌辱、傲慢者的冷眼、被轻蔑的爱情的惨痛、法律的迁延、官吏的横暴和费尽辛勤所换来的小人的鄙视。要是他只要用一柄小小的刀子，就可以清算他自己的一生……（莎士比亚《哈姆雷特》）

然而，司马迁却选择了接受宫刑，并且忍受着万般折磨而活了下来。

当年贾谊、周亚夫都曾经说过类似“大臣不可辱”这样的话，但司马迁与李陵却宁愿受辱遭沮也要偷生惜死，为什么？

李陵说他这是“欲有所为”也，同样，司马迁也是如此。他要是死了，已完成一半的《史记》怎么办？这可是他与他父亲乃至他整个太史家族多年来的理想与志愿啊！

人的生命可以断绝，但历史不能断绝，家族的荣耀不能断绝。在宏大的历史面前，在人类的传承面前，一切屈辱，都微不足道。

从这个层面来说，李陵与司马迁才是真正的知己，虽然他们之前或许连话都没说过两句，后来更是天各一方，全无交集。

于是司马迁忍受着巨大的痛苦与屈辱活了下来，愿以自己非人的岁月来磨砺以人为本的史传。而那个过去一心迎合帝王却不懂政治的耿直男孩司马迁也从此死掉了，一个新的成熟的深邃的太史公诞生了。

这位太史公，年轻时就曾跨过山河大海，仗剑壮游天下两年多，与燕赵间豪俊交游，广泛接触社会各阶层人物；后来又担任郎官，随侍帝王，结交天下名士大夫，久处历史潮流奔腾之前沿；之间汉武帝还以其“辩知闳达，溢以文辞”派他出使西征巴蜀以南，即以监军身分征略西南夷，有一定的外交与军事经验；后又受宫刑下狱，“与法吏为伍，深幽囹圄”（《报任安书》），见识到社会的最黑暗面；但之后又重新受到汉武帝宠信，从六百石的太史令提拔为一千石的中书令（注1），得以接触顶级权贵，执掌内朝枢要，置身政治权力之中心。这一切，都使得太史公拥有广阔的社会视角，以及进步的综合史观，故其《史记》不仅记述帝王将相，还涉及文物制度、天文历数、社会生活与经济状况，并广及学者、游侠、刺客、产业界、医卜、艺术等各方面代表人物，实乃世界最初的综合历史。而要知道，欧洲的社会史、文化史的记述发达须待十八世纪以后。故梁启超称司马迁为“史界之造物主”，乃对于全球来说的。

总之，这世上从没有一个史官，拥有过太史公这样的人生痛苦经历与过山车般跌宕起伏的人生；这也就意味着，这世上不可能会再有《史记》这样的文风雄浑疏荡（注2），拥有“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之深刻批判精神（注3），且洞察人性，颇具独见，而以生动细节展现历史人物、生命意义与时代风貌的伟大史书了。

当然，我们目前流传的《史记》版本已被和谐了不少，《汉书艺文志》称其十篇阙，有录无书，其中可以确证的一篇是《今上本纪》，今本《史记》之《孝武本纪》乃两晋间人用《史记封禅书》补缀而成的赝鼎（余嘉锡《太史公书亡篇考》）。但即便如此，《史记》中仍留存了大量非贬孝武、赞颂“猾贼”、指责汉帝的“反动言论”，所以班固认为“其是非颇谬于圣人”（《汉书·司马迁传赞》），魏明帝则说他“内怀隐切、令人切齿”（《三国志王肃传》），元人王若虚甚至说他“罪不容诛”（《滹南遗老集》）。还有东汉末年的司徒王允正是害怕史官蔡邕再写一部《史记》这样的“谤书”，才借故将他给杀了。当然，《史记》毕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以大一统历史观写就的史书，对帝国的合法性至关重要，所以从汉武帝至今从未被禁，并最终成为了中国古代最伟大的一部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