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1300年的科举制度，是给古代百姓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隋代大业元年(公元605年），隋炀帝杨广为了选用有才能的人管理国家，他搞了一项开天辟地的制度创新，他建立了科举制度，也就是通过分科考试的办法选用官员的制度。这个制度在当时可以说是相当先进的了，直到现在世界各地都在借鉴这一套考试制度。

到了唐朝，科举制度得到进一步发展，普通文人也可以和官员一样参加不同科目的考试。这是社会发展过程中一种飞跃式的进步，它为平民走上仕途开辟了一个方便的路径。

在唐朝，科举考试由下而上，分为秀才、举人、进士三级，层层选拔，最后由皇帝进行面试，分授官职。文人们所追求、羡慕的就是进士，考中了进士，就有希望做大官，什么黄金屋、颜如玉都有了。

因此进士科也最难考，常常一百个人当中只录取一二十个人，许多人考了一辈子也不成功，有的到五十多岁才考中，这在当时是非常普通的事情。

唐朝的进士科考试设在国都长安，也就是现在的西安。每年一月考试，二月公布各科录取考生的名单和名次。春暖花开的时候，皇帝就在曲江园林举行盛大的宴会，赏赐那些新考中的进士。

曲江园林在长安城东南角，这里有一个弯弯曲曲的大池塘，池塘的周围有漂亮的花园，有著名的慈恩寺，还有大雁塔、小雁塔等著名景观。

在皇帝举行的曲江宴会上，进士们把装了酒的杯子放在曲江水面上，酒杯随水而流，流到谁的面前停下来，谁就拿起杯子饮酒赋诗，同时，还要请两位年轻英俊的进士去花园里采摘名贵的花草，分送给各位进士佩戴。人们把这个宴会叫“曲江探花宴”，采花的人叫“探花使者”。

有一年，曲江宴会结束后，进士们纷纷到慈恩寺游玩，当他们来到大雁塔下面的时候，一个进士心血来潮，把自己的名字刻在大雁塔下面的石壁上，这个做法以后就形成了一种习俗，凡是新进士曲江宴会后，都要来到慈恩寺大雁塔，选派一位书法漂亮的进士，把大家的名字题在石碑上。以后谁当上了将、相，就把他黑色的名字改为红色的，这绝对是当时最光宗耀祖的显赫之事了。

因此，唐朝知识分子把参加“曲江探花宴”和“雁塔题名”看做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情。唐朝大诗人白居易和其他十六个人一起考中了进士，而且他还是其中最年轻的，当时才二十七岁，他曾经非常得意地在诗中这样自豪地写道：“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

如今，在西安大雁塔下面的石碑上，还可以看到古代进士的题名。这的确是一件非常令人向往的人间佳境。

科举制度始创于隋代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废止于清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历经一千三百年，一共产生了七百多名状元，近十一万名进士，数百万名举人，秀才更是不计其数。可以说，这项制度使出身低微的知识分子有了参加国家政治活动的机会，提高了政府管理国家事务的水平，促进了社会公平、进步与发展。

然而，每一项制度都是双刃剑，随着封建王朝的不断更换，到了封建社会末期，科举制度变得越来越腐败，特别是明、清两代，科举考试的内容都离不开儒家经典著作，而且文章都有固定的格式和一套死板的规定，科举考试越来越流于形式。

清朝的文学家蒲松龄写的《聊斋志异》和吴敬梓写的《儒林外史》都生动形象地反映了当时科举制度的腐败以及对读书人的残害。科举制度在为社会带来文明和进步的同时也给人们留下了无数耐人寻味的教训，留下了很多的无奈和遗憾。

关于科举制度的弊端，多年以来被人们说得很滥，但是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可以说，一类是坚守制度的弊端，另一类是破坏制度的弊端。

比如，备受指责的“一考定终身”、命题上的制度限制等等，几乎伴随着科举制度的始终。在唐代，进士科考诗赋，结果，大家都去学写诗作文，文章写得漂亮，诗歌千锤百炼，但是考察不出治国理民的行政才干来，所以，唐代一直有关于进士虚浮浅薄的批评。

到了宋代，考诗赋还是考经义争议不休，最后落脚于经义，但问题并没有解决。明清干脆将经义变为八股，开了古代标准化考试的创举，结果是复习资料满天飞、猜题蒙题成时尚，规规矩矩严守制度，金榜题名者却有可能是范进之类。人们处于矛盾的选择之中。

另一类是破坏制度的弊端。它与上一类弊端有着根本的区别，表现形式也相当多样。例如，胆小的考生自己偷偷摸摸地夹带、抄袭；胆大一些的考生搞枪替、割卷、换卷；更有甚者靠金钱开路，收买考官，行贿受贿，打通关节；直至权贵干预，公然违规。这种弊端危害虽大，但是制度本身并没有过错。

其实科举的弊端也就是我们现行考试制度的弊端，克服前一类弊端，就需要调整制度，甚至改革制度，或者说，前一类弊端是原有制度本身不能解决的问题，不解决制度问题就没有出路；而克服后一类弊端，则需要强化制度，严格执行制度，或者说，只要坚守制度，制度本身就能解决问题。

鱼和熊掌同时摆在了人们的面前，人们该选择哪一个？是破坏制度、改革现有的考试制度，还是坚守制度、严格执行制度，哪一种选择的社会成本更高昂、代价更大？

在经济学中，土地、资本、人力、信息等等，相对于人的需求而言都是稀缺的。没有稀缺就不需要进行成本——效益分析的计算了，没有稀缺也就没有什么选择和替代的必要了。同样，制度也是稀缺的，如果制度不是稀缺的，也就没有什么制度经济学了。

制度的稀缺性源于制度供给的有关约束条件。尽管表面上看人们可以按着自己的需要和意愿来选择制度，现实中的制度也非常丰富，但是制度变迁的条件和成本限制了人们的选择空间，甚至扭曲了人们的“理性”选择。以至于现存的制度安排不仅不能达到最优标准，而且在一定条件下还常常发生相反的作用。

其次，诺思和托马斯认为，与经济和技术相关的自然禀赋和物质资源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导致制度的稀缺。比如，世界许多国家对人口的生育都是没有控制的，但是我们能不能也选择一个既不控制人口生育指标，又能保证人口低增长的制度呢？显然我们无法找到这样的制度，因为中国庞大的人口数量使我们只能采取现在这种严格控制人口的计划生育制度。

再次，制度安排的非专利特征也导致了制度的稀缺。制度是一种公共物品，制度的采用是可以“搭便车”的，人们可以很容易地模仿由别人创新的制度安排而不需要付任何费用。因此，对制度创新者来说就缺少激励。

最后，制度在使用过程中有一种不断自我强化的作用，因而也导致了制度的稀缺。一种新的技术被开发出来之后，并没有国界的限制；而一种新制度的传播或移植，不仅受到既定利益格局的制约，而且还要受到相互冲突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风俗习惯等等的制约。也因此常常出现“橘生淮北则为枳”这类让人尴尬的事情。

我们知道，原始社会“选贤举能”是通过“试用考察”的禅让制度进行的。实践和时间都有力地证明，“试用制度”是行不通的。

谁来选，选择谁，用什么标准来选？这种制度根本无法避免裙带关系，也无法避免权钱交易，在这种制度下，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故事很可能会重新上演，还有公平吗？

应该说，公平是社会最根本的需求，任何借口都不能成为替代公平的借口，没有公平，社会就会失去和谐。

之后，随着社会发展的需要，西周（公元前1046～前771年）时期开始实行“世褥世卿，子承父职”的世袭制度。在那个“龙生龙、凤生凤”，讲究出身门第的年代，平民百姓想要做官是绝对不可能的，社会严格地分成了两个不同的阶层，“子承父业”的世袭制行吗？也不行，难道真的是“龙生龙、凤生凤”吗？显然不是。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

世界并不是几个当官的人的世界，不是几个有钱人的世界。世界如果无休无止地延续那种世袭制度的话，与希特勒的种族主义还有什么区别，社会还有竞争吗，还有前进的动力吗？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隋炀帝这个老家伙发明了“统一考试，公平竞争”的制度，可以说这绝对是可以与盘古开天地相比的制度创新，而且这个制度自隋朝开始一直被沿用到1905年，这就足以说明这个制度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实用性、公平性。

虽然现在有很多人建议取消这个统一高考制度，要求国家放权，要求把考试出题的权力下放到学校，甚至建议取消“一考定终身”的做法，希望把日常的考核与统一的考试综合起来考量……

这些建议也许能避免原有考试制度的一些弊端，也可能是一种“制度创新”。但是，制度供给的很多有关约束条件说明，目前高考制度变迁的条件和成本使人们面临的选择空间很小，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考试由中央下放到地方、甚至学校，全国由此而增加的考试、出题、批卷的成本有多么巨大？虽然现存的高考制度安排不能达到最优标准，但是毕竟还没有任何其他的高考制度可以替代它。

“一考定终身”虽缺乏一定的科学和公平，但是这种不科学和不公平的社会成本很低。中国的人口很多，考生的数量也很大，相比之下，平时成绩好而考试时发挥不好的人绝对是极少数，对绝大部分考生而言，考试成绩与平时成绩基本上是吻合的。

用平时的考核成绩代替一部分的高考成绩很不现实，因为它将带来一系列的贪污腐败活动。这种提议，其实仍然是地方、学校要分得高考权力的一杯羹而已，有必要为了局部利益而破坏这种经过了一千四百年考验的制度，而建立一种很危险的制度吗？

其实只要你在每年高考之后，看一看报纸上铺天盖地的关于高考舞弊的报道你就知道了，跑题的、偷卷的、盗题的、换卷的、找枪手的、带耳机的、全场打小抄的……无奇不有。

你想想吧，这些事情如果由一个学校来管理的话，会怎么样？公平、竞争都没有了，都将变成权力的竞争、金钱的竞争了！

还有，现在由国家统一组织的一级考试都不可避免地出现各种各样的舞弊事件，夹带、抄袭、枪手、割卷、换卷，以及金钱开路、收买考官、行贿受贿、打通关节……早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现代的金钱崇拜、地方保护、现代科技都已经成为高考舞弊的帮凶了。

如果再把这种考试弄到一个学校里去，舞弊的事情还能控制得了吗？很严肃的一件事情，一旦放到基层就会变得异常庸俗化，权力的作用、金钱的作用、感情的作用就会变得非常巨大。

我们必须看到，制度的创新不仅受到既定利益格局的制约，而且还要受到相互冲突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风俗习惯等等的制约。

因此，在一个相对狭小的圈子里，在一个彼此谁都认识谁的狭小环境里，彼此之间的行为不再担心道德风险的存在，大家都敢胡来，还有谁来监督控制他们呢，还上哪里去寻找公平呢，监督和控制的成本将提高多少呢？

隋唐以后，几乎每一位知识分子都与科举考试有着密切关系。从未参加过科举考试的是极少数，许多名臣、名相，以及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教育家、科学家、外交家、军事家等大都为科举出身。

科举制度不仅给古代中国百姓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现代社会也一样，你可以看一看现在的人才。

是的，也有几个是没有经过考试脱颖而出的，像世界著名的钢琴家郎朗、世界著名的台球神童丁俊晖、著名的古董鉴赏家郝迪、童话大王郑渊洁、既可以赛车又可以写书的少年作家韩寒，极少。真的，无论我怎样发挥自己的想象能力，我再也找不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