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行合一”的内涵与现实意义

明代大儒王阳明在贵州修文“龙场悟道”，阳明心学由此昌明、影响世界。可以说，五百年前的“龙场之悟”深刻塑造了阳明心学的本体论、工夫论体系，“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知行合一”揭示了“理”不在心外，无需外求；“物”亦在“心”之范域，无需外寻。因此，“格物”与“致知”便成为一事，不过皆是“正心”。而“正心”就是将格物工夫全然转化为“只是在心上做”，专注于“正念头”的修养功夫，使“心”始终与“理”贴合为一。要求“心”即是“理”，且是能活动的理，要随时知是知非、知善知恶，随时做道德判断，随时有正念、纠错的行动。笔者认为，王阳明所论“正心”即是格物，即是“致知”，亦即是“知行合一”。这便意味，“知行合一”既揭示了道德认知与实践的统一性，也蕴含了改造主观世界与认识客观世界的内在张力。

王阳明所阐发的“心”，是具有大义的宏阔之心，它涵容天地万物，为世间万物赋予意义和价值。换言之，在王阳明看来，心本至大至明，能够包容万有、应接万事万物。在此意义上，“心”即“理”，即“天道”。而容物、应事就是“行”，这里的“即”字，意指“知”与“行”发端到完成，本就是浑然一体、不可分割的整体活动。正如王阳明所说“见好色属知，好好色属行。只见那好色时，已自好了，不是见了后，又立个心去好。闻恶臭属知，恶恶臭属行。只闻那恶臭时，已自恶了，不是闻了后，别立个心去恶”的真意所在。此段话清晰阐明了“知”与“行”的关系，就像“见好色”与“好好色”之间关系，二者是同一瞬间发生、同时存在。就这一点来说，“知行合一”正是王阳明汲取邵雍易学所提倡的心具万理、心含万物等观念后，在其自身心学体系中进行逻辑推演的必然结论。

王阳明的知行观不仅指向个人品德修养的“成德”诉求，更蕴含着经世致用的“成物”理想。王阳明在体悟到“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理—物”不二，即“理—气”不二的基础上，确立了“吾心自足”与“心即理”的核心命题，而后，“知行合一”说伴随产生。这意味着，“知”与“行”的结合，必然指向内在道德完善的“成德”与外在经世致用的“成物”的同行并进。具体来讲，世间万物与人事活动皆涵摄于“心”中，“心”的澄澈光明并不能通过脱离实际、抛却世事来达成，恰恰相反，它必须通过包容万物、应接世事在“正心”的同时，印“证”此心。因此，在应对世事中“正心”既是擦亮心性明镜的过程，也是拓展精神境界的实践。准确来说，“知行合一”正是思想本源指导实践运用、又在实践中印证升华思想本源的统一体。一方面，“心”越清明博大，对事物规律的洞察就越深刻通透；另一方面，对现实事务的涵容应对越充分，对“心”体的端正、印证和拓展作用就越显著。由此可见，“知行合一”深刻揭出的是心性觉悟与现实事功的内在联系，而非孤立的内向求证。正如王阳明所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这里的“成”即是“成德”与“成物”的同时开端和同时实现。更进一步来说，“知行合一”要求实现“心”之体、用同时得以开显。其中，“体”的开显要求实践者能够体认本心，“用”的开显要求实践者坚信“良知”的前提下，勇于在“心”上磨，在“事”上磨，以“致良知于事事物物”，将道德觉悟贯穿于社会实践活动。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学说，不仅是心具万理、心含万物的逻辑演绎必然，更同时承载“成德”诉求和“成物”理想，彰显了阳明心学立足本心觉悟、贯通道德涵养并致力于经世致用的鲜明特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阳明心学本质上是一种“实学”，深刻启迪人们真正的“知”与“行”，必须落脚于切身的道德实践，落脚于解决实际问题、开创事业新局面的奋斗历程之中，为我们今天锤炼坚强党性、提升实践能力，提供了宝贵的传统文化智慧。

（鹿博，贵州师范大学贵州阳明文化研究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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