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说康乾盛世，“大”而不“盛”

康乾时期，钱当然不缺，但它的流通主要是在上层进行的。在帝国独裁时期，一切财富的积累都离不开权力的支撑。普通人只能过着艰苦的生活，根本享受不到帝国经济发展的成果。结果是穷人更穷，富人更富，贫富两极分化，严重对立。所谓的盛世，不过是表面的，名义上的。

贫富对立的背后，是帝国常见的官员，腐败。它就像一个毒瘤，随意生长扩散，侵蚀着清王朝的肌体，让所谓的天朝王国日渐趋于崩溃。

极权独裁必然导致腐败。虽然朝廷不遗余力地打击腐败，但根本改变不了无官无贪的现实。康熙晚年，面对官场普遍的腐败，康熙无奈，已是无能为力，放任自流了。

康熙皇帝曾经说过这样两句话:

人当秀才时，负笈徒步，及登士版，从者数十人，乘马肩舆而行，岂得一一间其所以来耶。故朕于大臣官员，每多包容之处，不察于细故也。

康熙的话其实道出了封建帝王面对全面官员，腐败的无奈。帝国管理需要人才，官员通过科举选拔，与文人共治天下。这些赶考进士的目的就是为了升官发财。于是，穷秀才中举，就成了举人老爷，举人中进士，就会“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科举入仕的背后，是权力地位和敛财能力的不断提升。

面对这样一个从娘胎里就有腐败基因的群体，康熙帝只能说:“朕于大臣官员，每多包容之处，不察于细故也。”

乾隆年间的甘肃捐监冒赈案，十分生动地诠释了什么叫作全面腐败，无官不贪。

乾隆四十六年(1871年)，甘肃发生叛乱，朝廷紧急从邻省调兵到甘肃平叛。军队动员起来，短时间内很难筹到粮草和军需。这时，甘肃布政使王廷赞主动上书朝廷，声称愿意捐银四万两，充当军饷。

王廷赞精忠报国，捐钱助饷，当然是好事。但乾隆皇帝很纳闷，为什么甘肃布政使王廷赞那么有钱？于是，乾隆皇帝下令调查，一查就拔出萝卜带出泥，查出了一起震惊朝野的甘肃捐监冒赈案。

清初朝廷捐监甘肃，即士子捐粮可得国子监监生之名。捐赠的食物由政府储存，用于在灾难年救济灾民。甘肃的捐监一度被叫停。后来，一位名叫王亶望的官员担任甘肃的布政使。他以甘肃仓储不足为由，请求朝廷重开甘肃捐监。

王亶望是腐败和敛财的高手。他利用捐监重开的机会，指示县官改捐监直接收粮变成收钱，这就给多收多占留下了空间。

在腐败的道路上，王亶望不是孤军奋战，而是伙同他人，瓜分所有贪污的钱财。

王亶望升任浙江巡抚后，王廷赞接任甘肃巡抚。有了前任铺就的捐监冒赈之路，王廷赞亦步亦趋，继续整合，一起腐败。

前后七年，历经两任布政使，甘肃共捐监生二十七万余人，收取捐监银一千五百多万两。这笔巨款的大半归于捏造灾情、滥行冒销，被甘肃全省大小官员私分了。

这是一个集体作案，上至陕甘总督，下至甘肃省各州县衙役，所有大小官吏无不染指，所有大大小小的官员都参与了分钱，没有一个是干净清白的。

如此严重的腐败，却没有人举报，朝廷的监察体系形同虚设。事件发生后，案发后，乾隆气得浑身发抖，连连大叫说:“官官相护之风，至于举朝皆然!”

按照清朝的法律，甘肃所有的官员都是有罪的，要砍头，掉脑袋。但如果所有的官和壳都是全新的，那么甘肃这么大的省级行政区谁来管？为此，乾隆皇帝不得不划出一个界限:两万两以上者斩首，一万两以下者再议。

即便如此，仍有太多官员被判死刑。乾隆无奈再次放宽标准:贪污两万两以上者，若以前考核得了嘉奖的，可免于死刑。

最后，甘肃冒赈案审结。前任布政使王亶望、兰州知府蒋全迪处斩;后任布政使王廷赞绞首;负有监管责任的陕甘总督勒尔谨赐死。贪污数万两的巨犯处死者56人，免死发遣流放者46人，革职、杖流、病故、畏罪自杀者数十人。

这个案子是甘肃官场塌方式腐败，通省官员个个有罪。虽然最后只处理了113人，但是甘肃的行政事务瘫痪了一年，清朝的一个省居然到了无官可用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