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墓旁的广庆寺内为何建有三苏祠？

一代文豪苏轼墓侧的广庆寺，寺内建有供奉三苏的祠堂，成为国内现存唯一的一座“寺祠合一”的古代建筑。广庆寺内为何建有三苏祠？

若追溯苏轼墓侧的广庆寺的寺院史，寺内现存的清顺治十六年《重修山门碑记》载：

郏邑西北有尚瑞里峨眉山，苏坟在焉，广庆寺因而达焉。创之者宋代仁宗勅修。

“宋仁宗敕修”并非宋仁宗诏敕修建，而是寺院取得合法地位的时间在宋仁宗时期。合法与不合法是以有无皇帝敕额为标准。无敕额者可随时加以取缔或拆毁。

李焘《续资治通鉴》卷九十一有载：真宗天禧二年（1018）四月，乃令具备屋宇三十间以上，且有佛像、功德、僧尼住持者均赐额；至于名山胜境或高尚庵岩之寺院，虽屋舍未满三十间，若有佛像者亦一体颁赐。仁宗嘉祐七年（1062）九月，帝病笃，乃诏天下系帖（登记有案）存留无额寺院皆特赐名额，四京（东京开封府、西京河南府、南京应天府、北京大名府）管内无系帖而舍屋在百间以上者亦赐额，得额者达千余所之多（李焘《续资治通鉴》卷197）。

由此可知，广庆寺院的创建时间至迟在嘉祐七年（1062）之前。崇宁元年（1102）四月二十三日苏迈护其母王闰之灵柩从开封往郏城安葬，灵柩过颍川（今河南许昌），苏辙率家人路祭作《再祭亡嫂王氏文》文中说：“茔兆东（西）南，有佛有僧，往寓其堂，以须兄至，归于丘林。”王润之(1047-1093)，字季璋，王介女，王弗堂妹，1068年二月（按：农历，公历嫁给苏轼作继室，生苏迨、苏过，封同安郡君，亦先苏轼卒。

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宋史翼·苏符传》载：绍兴九年（1139）“九月试尚书礼部侍郎兼资善堂翊善奏请：郏城苏轼坟寺援范镇例赐名。宋孝宗诏敕：郏县苏轼坟寺以旌贤广惠为名。”（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第六册），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12月版，第2468页；陆心源《宋史翼》，中华书局1991年12月第1版，第45页）

苏轼之孙苏符“援范镇例赐名”的范镇墓，范镇，字景仁，成都华阳（今成都双流）人，世称“范蜀公”，其历仕仁、英、神、哲四朝，一生三入翰林、四知贡举，著述颇丰，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元祐四年八月葬于汝之襄城縣汝安鄉推賢里，苏轼为其撰墓志铭。范镇墓位于今许昌市襄城、平顶山市郏县两县交界，东距郏县城四十里，西距襄城县城四十里，即今河南襄城县王洛镇观音寺村。

据白文固、赵春娥《中国古代僧尼名籍制度》、钟强《宋代功德寺研究》所载：坟寺，是宋元时期引导佛教为国家服务的特有方式。嘉祐四年(1059)，仁宗正式确立了功德寺制度，将获建功德寺的群体限定在了两府大臣、长公主、亲王和入内内侍都省、押班之中。对于功德寺而言，朝廷发放的牒文和赐额是显著的标志。宋孝宗诏敕“郏县苏轼坟寺以旌贤广惠为名”即是其佐证。其职责一是平时洒扫茔域、守护坟墓；二是生日、忌日和四时八节祭祀；三是寺置设檀越祠，即施主祠堂，通过供奉茶汤、插香点灯、诵读佛经的方式资荐冥福。

由于苏轼坟寺宋孝宗诏敕在绍兴九年（1139）九月，此时河南已入金朝版图，寺内檀越祠延至元代才得以建立。今广庆寺三苏祠堂现存元代《三苏先生祠堂记》碑载：元顺帝至正十年（1350）十月，江西乐平县进士杨允，任职郏县县尹，上任第三天即赴距县城三十里的苏坟拜谒，他“四顾寂寥，唯有看坟”，遂提出“谓两公（苏轼、苏辙）之学实出其父老泉先生教也，虽眉、汝之茔相望数千里，而其精灵之往来必陟降左右，盖未始相远”，并决定置老泉衣冠冢。杨允又召位于苏坟一侧广庆寺住持僧从敏，声色俱厉地接连发出三个怒斥。杨允先是诘问住持僧：“古昔圣人制礼，有其坟，必有其庙。坟以安厝，庙以荐享，二者不可相无。今也，既有先贤茔圹，而无先贤祠堂，可乎？”再又诘问：“然或春秋之际，朔望之荐，熟歆而熟享哉？”后又诘问道：“况汝等平日衣钵之所需，食用之所费，皆出于先贤坟地土之所供也，其不报德，可乎？”杨允接连三个怒斥使广庆寺住持僧无言以对，只有合掌叩头。经过积极筹备，遂于次年九月动工，历经六个月时间，在广庆寺主恭殿的位置上兴建一座三苏祠堂，并邀请塑匠张天秀按画工田子新所绘三苏职官画像泥塑而成，安放在祠堂内。

宋代名臣如范仲淹、欧阳修、范镇的坟寺已荡然无存，作为“寺祠合一”的古建筑——广庆寺，成为中国宗教史上有宋一代引导佛教为“国”服务的实物见证。“寺祠合一”是宋代坟寺区别与普通寺院建筑特征，它标志着宋代坟寺享有住持僧受赐紫赐师号、寺院可敕度僧尼、寺田优免科差敷配三大特权这一独有的历史内涵。三苏祠和墓被列入国家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列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行列。（刘继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