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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饱受排挤调往地方，又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
作为反对新法的一员，苏轼在新法派占主导的朝堂上饱受排挤，自觉无法在朝堂立足的他，无奈申请调往地方，并于熙宁四年(1071年)外放杭州通判，后相继担任密州、徐州、湖州知州。
按照惯例，官员在调任之后，不论升降都要上谢表，于是元丰二年(1079年)，四十三岁的苏轼在调任湖州知州后，便给宋神宗上了一道《湖州谢表》，然而却没想到就是这么一封普通的文书，竟给自己惹来大祸。
由于在地方任职期间，亲眼目睹了新法执行过程中的各种弊端，然而由于当时新法派势大，在根本无力扭转局面的情况下，作为诗人的苏轼，便不免通过吟诗作词来对新法弊端进行批判和讽刺。
平日里讽刺一番倒也罢了，苏轼的这封《湖州谢表》同样堪称牢骚满腹，例如说自己“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本来只是发些小牢骚，结果却被朝中的新党加以利用，说其是“愚弄朝，妄自尊大”、“衔怨怀怒”、“指斥乘舆”、“包藏祸心”，乃是公然讽刺朝廷，是对皇帝的不忠，于是一顶大帽子便被扣在了苏轼头上。
为了彻底打压反对派，新党更是对苏轼往日诗作进行潜心研究，从中挑出大量隐含讥讽之意的句子。要知道，王安石早在熙宁九年(1076年)时便已经被二次罢相，变法事业的主导者已经从王安石变为神宗本人，变法已经成为了皇帝亲自部署的既定国策，反对变法就是反对神宗的既定决策。
于是，在新法派的一番牵强附会之下，朝中迅速形成了一片倒苏之声。宋神宗大怒之下，命御史台严加审查。元丰二年(1079)十月十五日，御史台上报苏轼诗案审理情况，不仅苏轼暗讽朝廷之事被坐实。
而除了苏轼本人之外，司马光、范镇、张方平、王诜、苏辙、黄庭坚等二十九位收藏苏轼诗词的大臣名士也被牵连其中，这些人毫无疑问大多都是反对派。为了彻底击溃反对派，李定、舒亶、王珪等更是欲置苏轼于死地而后快。
后来，在朝中大臣和王安石本人的求情下，苏轼这才得以免死，但却被贬谪为“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且无权签署公文。而驸马王诜则因与苏轼交往过密被削除一切官职，王巩则被发配西南，苏辙也被牵连，被贬为筠州酒监。张平方、司马光、范镇等人则各被罚红铜二十斤或三十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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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照生成时间：2024-07-01 05:4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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