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财政制度，是导致国家财政危机的原因之一

谈到宋朝，许多人普遍的第一印象是：富裕、有钱。

宋朝确实很发达，结束了唐末以来的天下纷争，民生得到发展，并且宋朝重视商业，商品经济的发展也是个巅峰时期，两宋延续三百多年，文化和经济的成就得到公认。

甚至还有宋朝GDP占当时世界80%这种在网络上流传甚广的说法，真假这里就不做讨论，只是从侧面来说，也反映大家对宋朝富裕的认同。

但是话说回来，经济发达了，国家就有钱了吗，实在是未必啊。

如果说富裕的宋朝在很多时候都伴随着财政危机，是否有些自相矛盾。不过，这却是实实在在的事实。

宋朝的财政危机

说到宋朝的财政危机，有件很著名的事——宋神宗时期的王安石变法。

变法总要有原因，好法自然不用改变，变法的一大原因，正是由于当时北宋的财政。

这时期的财政情况有多恶劣，在《续资治通鉴长编》里一句话就讲得很清楚：

自康定、庆历以来，发诸宿藏以助兴发，百年之积，惟存空簿。

康定、庆历都是宋仁宗的年号，从前几个皇帝积累下来的府库，到宋神宗时期已经都花了出去，只剩下空空的账本，也就是说国家财政已经空了。

所以王安石才要变法，变法的一大目的就是富国。为啥要富国？因为国家没钱了呗，国家有钱没钱，宋神宗当然知道，因此他是王安石的坚决支持者，君臣合力之下，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市易法、均输法，这些重要法令的立意都是从理财富国入手。

宋神宗时期试图变法，财政危机却早在真宗仁宗朝就已经暴露出来。

仁宗在景祐五年（1038年）曾下旨对天下收支进行了一次统计，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被称为盛世的仁宗朝已经到了吃光用光的地步。

《宋史·食货志》里记载：“诏翰林学士承旨王尧臣等较近岁天下财赋出入之数，相参耗登。皇佑元年入一亿二千六百二十五万一千九百六十四，而所出无余”。

可以看到，岁入数字确实很高，但却基本没剩下的，国库空空如也。

神宗时期财政更加恶化，连郊祀祭天的费用都已经负担不起了。

“今天下财用窘急无余。至遇军国、郊祀之大费，则遣使划刷，殆无留藏。”

财政入不敷出了，必须想办法，因此早在王安石变法28年之前，宋仁宗就在庆历年间实行了新政，任用范仲淹、富弼、韩琦等名臣，提出“条陈十事”，厉行变革。

前后两次改革，不管法再怎么变，开源节流都是最主要的目的之一，财政危机是促使它们发生的主因。

这还是北宋，到了南宋，丧失了大片疆土的南宋王朝，表面上依旧繁荣，财政危机却更加加深。

具体到州、军、县，举两个例子。

绍兴初年（1131年）洪州供养官兵一个月需要粮米七千多石，一年就要八万五千多石，地方上去掉需要上供的数目之后，只剩所需求一半的数目。

绍兴二十六年宜兴县一年收入是一万五千多缗，支出却达到三万四千多缗。

从中央到地方，入不敷出的情况是愈演愈烈了。

“三冗”问题

既然宋朝很富裕，又为什么闹起财政危机来了，归根结底，还是制度的问题，不然从仁宗到神宗，也不会一门心思想着变法了。

宋朝吸取唐朝灭亡的教训，从财政到军事对地方都控制很严格。地方上没有财政系统的人事任免权，需要朝廷经手；在支出上，朝廷会对州县的开支做好预算，地方上收的经费，预算内的留给地方，其余的全部上交，这叫上供。也就是说，财政权力全在朝廷手中。

在北宋初期，财政还算宽裕，给地方的预算也算足够，从中期开始由于多种原因的作用，朝廷对地方的征调加大，地方上的开支又增加，逐渐导致地方入不敷出。

地方上收支不敷，中央也发生财政危机，原因也是开支大量增加，从地方到中央，开支大量增加的原因主要是“三冗”问题。

“三冗”指的是的“冗官”、“冗兵”、“冗费”。

冗官问题也就是现代所说的人浮于事、机构臃肿。

冗官问题有多严重，有个数字，在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官员总数是9758名，宋仁宗皇佑年间，就达到了17300名，宣和元年已膨胀到了48377名，百年左右，官员数量增加了40000多名，数倍于真宗时期。

官员这么多，胥吏就更多，在宋真宗咸平四年（1001年），就已经有人建议要一次性裁减天下官吏19.5万余人，可想而知官吏的数量。

冗官之外，还有冗兵。冗兵就是兵员过多，大多是无用之兵。

养兵的政策是宋太宗时期就定下的制度，养兵的原因，赵匡胤就说得很明白“吾家之事，唯养兵可为百代之利，盖千年饥岁，有叛民而无叛兵”，宋太祖大概是被唐末和五代的军阀割据整怕了，宁愿花费巨资养兵以防止兵变。

这个制度被承袭下来，结果就是军队人数的暴涨，宋太祖时期全国军队还只有40万不到，到宋仁宗庆历年间已暴涨到125万左右，以后虽然有回落，也保持在百万以上。

至于军队的战斗力，由于军事制度的问题导致大部分军队战力堪忧，相当于国家花大钱养了一群无用之人。

从制度设计上看，无论是冗官还是冗兵，本意都是为了维持王朝的统治，把官和兵都养起来，巨资养官可以收服天下士子之心，官员人数多了，权力就被分散，从地方到中央，都难以出现权力过大的官员生异心造反的事情。

养兵则是为了消除民间叛乱的隐患，宋朝制度的设计，又难以出现拥兵自重的将领，兵变的可能性也变得很小。

从这些角度来看，有宋一朝没有发生过如同汉唐时期一样的内乱，也没有大的兵变，更没有藩镇割据，并且在北宋灭亡时，南渡的政权还得到了文官和武将的一致支持。

或许可以对比一下南明，南明地盘、人口都比南宋更加广大，却得不到各方势力的拥护，最终分崩离析。

如此来看，制度设计的初心得到了一定回报，宋朝虽然军事积弱仍然能坚持三百多年，这也是一方面的原因。

问题都有两面性，无法回避的则是冗官和冗兵也就成为了沉疴，带来的后果就是冗费。

百万级别以上的官吏和军队，需要巨额财政支撑，在宋仁宗的皇佑年间（1049年-1054年），养官和养兵占到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到了宋神宗熙宁年间（1068年-1077年），就几乎入不敷出。并且，这段时间朝廷的收入是在不断增加的。

皇佑所入三千九百万，而费才三之一；熙宁五千六十万，而费尽之。

这是北宋，到南宋时期，情况并没有好转，冗费问题始终困扰着大宋朝廷。

雪上加霜的是，南宋面临的军事威胁更大，在军费上的支出也就更加巨大。地盘变小了，军队却增加了，财政危机自然也就加重了，仅军费一项，就要占到国家财政支出的80%，“东南民力,耗于军费者十八”。

强敌压境，军费固然是难以削减，不过冗官问题同样在南宋延续。

在南宋嘉定六年（1213年），仅六品到九品的低级官员就还有38864名。相比之下，这时候南宋的国土已比北宋大大缩水。

朱熠在宝祐四年（1256年）上疏有过比较，宋真宗景德年间是用天下三百二十多个郡的财政收入来供给一万多名官员的俸禄，宋理宗宝佑年间却要用一百多个郡的税赋养二万四千多冗员，所以“边郡则有科阵支拨,内地则欠经常纲解,欲宽财力,必汰冗员”。

有宋一朝，从皇帝到大臣，不少都在致力于解决这个问题，不管是轰轰烈烈的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还是到南宋几位皇帝推行经界法、推排法、自实法的修修补补，却都始终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其实，三冗问题在历代封建王朝都有所发生，并不是宋朝独有，但宋朝制度的设计使得三冗在宋朝成为一个对财政收入影响很大的问题，并终宋一朝也无力得到扭转。

此外，除了三冗问题，宋朝还有不少导致财政危机的原因，比如皇家开支的奢靡和浪费、税收制度的缺陷、官员队伍庞大又带来监督不力的问题等等。

以上种种，就成为宋朝虽然收入很高，却经常闹财政危机的主要原因。

宋朝收入高，支出更高

有一说一，从北宋到南宋，财政危机也并不是伴随王朝始终的。

虽然财政危机从真宗朝就已开始，经历了仁宗和神宗，到了宋神宗即位后17年，即元丰年间（1084年），政府财政状况却又出现了转机。宋哲宗即位后，经过熙宁末年到元丰年间的变化，已经“时诸路所积钱粟可供二十年经费”，前后两次变法虽然虽然失败，却还是产生了一定效果。

南宋时期，开禧北伐之后，南宋在金、蒙攻伐之际觅得短暂和平，财政有局部好转。绍兴年间推行清查与核实土地占有状况的经界法；宋理宗、贾似道推行的公田法在局部地区也曾短暂地起到了一些效果，这些也算是在往下坡的路上踩了一脚刹车。

总而言之，这些局部或暂时的起色还是无法改变宋朝财政危机的特点。大宋王朝国家收入确实很高，支出却更高，从国家层面来说，它还真不能算是个富裕的王朝，因为赚得多花得更离谱。

宋朝始终想着如何解决财政危机，变法行不通，到后来不得不滥发货币，被后世津津乐道的世界第一张纸币交子，逐渐就变成了官府掠夺民财的工具，造成了社会通货膨胀。

打个比方的话，宋朝就像个庞大的公司，营业收入很高，机构却异常臃肿，各种人浮于事。公司的营收去除各项开支，真正剩下的钱就没几个了。

没钱，开支却省不了，许多任领导都想改革也有心无力，逐渐就入不敷出，以公司信用为质押发行的货币，最后也成了敛财的工具，信用破产，那您说这个公司是有钱还是没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