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经》的文化地位：从西汉到唐宋的崛起与影响

《孝经》虽然问世于西汉后期，但是，其地位的上升，却已是在东汉以降了！唐朝时代，因唐玄宗亲自对《孝经》作注，这样，《孝经》的文化地位就快速上升了，南宋以降，《孝经》就被官方正式认可为儒家十三经典之一了。

西汉初，社会上可能流传着一些关于论说“孝道”的文字，但当时应该还没形成正式的文章文本流行，所以，西汉初，也就还没有什么《孝经》可言。以上这段史载的中国历史上最早编撰《孝经》的几个作者，他们都不是汉初人士，比如，“长孙氏”究竟是谁？史载不明，司马迁的《史记》也不载此人，这说明，这个“长孙氏”不应该是早于司马迁以前的人士，否则，司马迁不会不记载他编撰《孝经》的重大事迹。江翁是谁呢？通过《汉书·王式传》可知，这个江翁是汉昭帝和汉宣帝时代的人。

后仓是谁呢？根据《汉书·萧望之传》和《汉书·后仓传》可知，后仓也是汉昭帝和汉宣帝时代的人。翼奉是谁呢？根据《汉书·翼奉传》可知，翼奉，也是汉昭帝和汉宣帝时代的人。张禹则更晚近了，他是汉元帝和汉成帝时期的人，张禹故世于前5年的汉哀帝建平二年。即使是那部据说是由孔安国收集到的所谓古本《孝经》，也是在前98年左右的汉武帝天汉年间方才被杜撰出，而且，史书明确记载，孔安国当时所收集的所有古本典籍，均藏于朝廷图书馆中，并未面世，一直到了汉宣帝以降，这些所谓的古本典籍才逐步被能识古文的学者整理而零星面世。

如果把《孝经》的编撰情况与其它几部中国经典加以比较就可知，像《易经》、《尚书》、《诗》、《公羊春秋》，都在秦末汉初就有明确的编撰者和传承者了，唯独《论语》、《孝经》这两部典籍的开山编撰人，都不是汉初人，他们而是西汉中后期的人士。这说明，《孝经》的正式问世，与《论语》情况一样，应该都是在西汉中后期了。

虽然司马迁的《史记》中的“梁孝王世家，平津侯主父列传，仲尼弟子列传”三章节均提及到了“孝经”，甚至《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还有“孔子以为能通孝道，故授之业。作孝经。”一段话，但是，司马迁的《史记》中却没有关于《孝经》何时成书的记载，由于《史记》多有后人添加文字，再加之司马迁时代的西汉王朝的国家伦理文化制度还奉行的是黄老，司马迁的《史记》截止史载时间是前104年的汉武帝太初元年，孔安国发掘出古本《孝经》时间则在太初年之后的天汉年间，所以，司马迁的《史记》中的三处提及“孝经”的记载，应该都是后人附会上去的。

《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这一章节中，不但有东汉班固的大量论述，而且，班固所论述的人物和故事已涉及到了司马迁去世几十年后的许多人物和事迹了。通过《汉书》可知，西汉皇帝诏令中所涉及到“孝经”文字，最早见于前82年的汉昭帝的始元五年六月，汉昭帝颁布诏令在全国举贤良文学。从《汉书·昭帝纪》中记载上看，汉昭帝时期，《孝经》可能已成文了，但汉昭帝时代，《孝经》肯定还不完善，其也应尚未流行朝野。根据以上所说，今人基本上可以确定，《孝经》问世，最早也不会早于汉昭帝和汉宣帝时代！

《孝经》在西汉朝野之中的流行，其很可能是伴随孔儒文化的上升势头仅流行于汉成帝后期，也就是西汉的晚期了。现今人们所看到的《孝经》，也就是被收入清朝《四库全书》中的唐玄宗御注本的《孝经》，还不是由西汉时代的江翁、后仓和翼奉等文人编撰的《孝经》本，而是汉哀帝时代和新莽时代被刘歆整编出的“古文经典本”了，也就是据说是汉武帝时代后期由孔安国整理问世的那批所谓孔子旧宅中的古文六国遗留经典了。

目前，《四库全书》分别收集有据说由西汉孔安国传播与日本的太宰纯音、唐朝唐玄宗、宋朝司马光和朱熹等注释的十二种《孝经》本。汉武帝末期，据说鲁恭王刘馀曾经在拆除孔子老宅时，从孔子老屋中搜寻出了齐鲁六国时代的《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但是，这些文献都是难以辨认的齐鲁古字，当时没有人能识别。这里，特别需要提示读者一下，《汉书·艺文志》这段史载文字，是模棱两可的！

“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这段文字，并没有说孔安国在世时就已整理出了“《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恰好就是这段模棱两可的文字，成为了后人认为《论语》、《孝经》是孔安国传授之古文《论语》、《孝经》的根据！这，就有点搞笑了！

关于中国历史上是否真有孔安国根据鲁恭王刘馀发掘出孔子老宅中的古文典籍而整编出一大批齐鲁古文儒家典籍的故事？这个故事是不是西汉晚期的孔光、王莽、刘歆等人为了借以“古文经典”去打压其他“今文经典”学派时的一种“与时俱进”的政治伪说？这至今依然是疑窦丛生的一个历史问题！因为，史载的“鲁恭王”在位和死亡时间与《汉书·艺文志》史载的“武帝末，鲁恭王坏孔子宅......”颇为不符！

汉景帝前二年是前155年，刘馀被他父亲汉景帝先封建为“淮阳王”，次年，他被汉景帝改封建为鲁地的“鲁恭王”；刘馀为王28年后死亡，他死亡的时间明确史载是前128年的汉武帝元朔元年秋冬“鲁王馀、长沙王发皆薨。”（《汉书·武帝纪》）如果历史上真有鲁恭王刘馀在鲁地坏孔子宅获古文典籍的故事，那么，鲁恭王刘馀破坏孔子宅的时间，最迟也应该在前130年左右，因为，前128年，鲁恭王就已死亡了。

如此，《汉书·艺文志》之中所说的“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之说，就有些莫名其妙和“岳飞杀张飞”了！因为，鲁恭王刘馀死亡时，汉武帝当皇帝才12年时间，这在汉武帝54年执政时间段之中，应是“武帝初”，哪来的“武帝末，鲁共（恭）王坏孔子宅”之说呢？！这里特别需要说明一个“奇特”的史载情况，尽管后世人皆认为西汉末期刘歆整编出的一大批“古文经典”，是他根据汉武帝时代的孔安国遗留的发掘于孔子古壁之古文所整编，但是，史书还是以一种“春秋笔法”明确记载了许多值得后人注意的揭秘文字！

比如，在《汉书·儒林传》的“张山拊传”与“申公传”之间，突然出现了一段前后不搭边的专门说明新莽国师刘歆营造“古文经典”情况的文字，夹于《汉书·儒林传》之中的文字，非常奇特！作文者好像是在故意揭示汉末和新莽时代刘歆托孔安国得孔子壁古文故事而造“古文经典”的谜底！根据这段史载看，该文的作者应该是非常清楚刘歆造“古文经典”情况的新莽同时代人，他将刘歆生造的一批“古文经典”的来龙去脉说得非常清楚。

即，刘歆所造的“古文经典”原本并非来自于什么《汉书·艺文志》等其它章节之中所说的汉武帝时代的孔安国所获孔子古壁之文，而是应该来自于他孔安国不知从什么渠道所收集到的古书，而且，这部古书也只有《尚书》，是“孔安国以今文字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即孔安国根据汉隶文字自己又编造了一种所谓的古《尚书》。

后来，孔安国将这部所谓的古《尚书》传授给了一个姓“朝”的都尉，这个“都尉朝”后向其他弟子传播了孔安国编撰的这部古《尚书》，至于这个“朝都尉”的徒子徒孙们是怎么样在汉昭帝、汉宣帝、汉成帝时代以降又编造出了《穀梁春秋》、《左氏春秋》、《毛诗》等，该文作者没有说明，但是，该文作者提示了“王莽时，诸学皆立。刘歆为国师，璜、恽等皆贵显”！

结语

这些编造古文献的人，都是刘歆任新莽国师时代之人，且为国师刘歆所贵！而且，这段史载明确说明了所谓孔安国“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乃汉成帝时代的“山东莱张霸”所伪造的古文献。通过《汉书》可知，西汉皇帝诏令中所涉及到“孝经”文字，最早见于前82年的汉昭帝的始元五年六月，汉昭帝颁布诏令在全国举贤良文学。《孝经》在西汉朝野之中的流行，其很可能是伴随孔儒文化的上升势头仅流行于汉成帝后期，也就是西汉的晚期了。